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论乡土小说的知识书写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科技、现代理念融入乡村建设的过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与科技创新。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乡土小说中集中出现各种关于农业科技知识、乡土经验与现代知识的书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推进的同一与融合。其中农业科技知识的更新,构成乡村致富的内在驱动。乡土经验型知识的伦理化发展为市场化,体现了乡村传统的价值新变。各种现代学科知识发展为乡村致富的现代管理知识,体现了文学从知识呈现到真实表现“新山乡巨变”的发展事实。小说中知识书写在三个层面的发展变化,共同见证了人们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寻求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努力,又在美学层面拓宽了乡土小说的思维与视界。

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骘: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骘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文化主体性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以1980—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核心

文化主体性是文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具有民族文化主体内涵,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是其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历史与传统道德伦理关系的思考;其二,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对于文化之根脉的寻找与呼唤;其三,在表现民族精神的探索中,民间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连贯空间·图像纪实·政治认同——延安时期摄影展览的效果及传播功能考察

延安时期摄影展览作为一种迥异于传统书画展览的新兴视觉表现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组织者在筹办摄影展览的过程中,应用了空间-内容连贯性设置、正反典型对比等多元化的布展策略,这不仅在情感上为边区民众进行赋能,也作用于边区民众的实践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出于战时语境和政治叙事的需要,摄影展览逐渐让渡为一种视觉装置,对中共的话语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具象化生产与阐释,进而形塑了边区民众的政治认同。

2024年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问世30周年,进一步推动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中国话语体系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向纵深发展,2024年6月7日至9日,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海内外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的系列活动与成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深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生》之路:路遥的现实主义电影美学观探寻

路遥擅长文学也精研电影艺术,推崇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尚真实,崇思想,求审美,是他一以贯之的美学原则。真实是电影的美学根基,思想和审美则是电影深层的美学追求。文学与电影具有亲缘性,路遥以现实主义文学之泉浇灌电影美学园地,催生了中国西部电影发轫之作《人生》。他亲自改编电影《人生》剧本,力图将小说所涉及的生活真实地经由银幕呈现,以期重构城乡交叉地带青春叙事的记忆空间。电影《人生》的叙事表意、人物塑造及情节设计,融真实性、思想性和审美性于一炉,尽显现实主义美学神韵。从小说到电影,《人生》所蕴藉的文化记忆营造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沟通场域,从而为同时代人之间的记忆交流,以及不同世代之间的记忆传承提供了文化标识。

唐宋词中的禽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禽鸟是唐宋词中的重要意象,是词人传情达意、比兴寄托的重要媒介。禽鸟意象是物候的象征,展现了自然的美景、节序的变化与生命的律动所带来的美感愉悦和对人生的思考,表现了词人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禽鸟意象是爱情的象征,而孤鸟的形象不仅是爱情的象征,同时也是词人的自我写照。禽鸟意象是传情达意的信使和媒介。禽鸟意象是朝代兴亡,人事代谢的见证,寄托了古今兴亡之感。禽鸟作为大自然客观存在的物种,经历了漫长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已经由自然物象成为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成为表现丰富文化意蕴的艺术符号,适于抒发伤春悲春,羁旅思乡,故国之思,贬谪移徙等凄凉感伤的情怀。

袅袅烟影与璀璨霞光——论魏微《烟霞里》叙事艺术

魏微始终关注个体的成长轨迹,将个人的成长史融入到小说叙事里。在《烟霞里》中,通过叙述主人公田庄城乡身份的转变、精神世界的成长以及价值观的形成等一系列过程,魏微将叙事对象瞄准宏大时代和平凡的人,真正地达成了个体与时代相互辉映以及彼此成全。魏微运用温暖而绵密的语言,展开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从不同人物的多重视角叙事,透过个体的价值选择,折射出日常生活背后生命个体对大时代的体验。

也谈王瑶“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

陈平原《王瑶画传》中有言:“晚年的王瑶常常戏言:‘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一戏言,不只是对青年时代学术环境、成长情感的眷顾,也包含了他对自身学术理路的清理与总结。”①此确为知人论世之言。本文试图在陈平原立论的基础上,结合后五四时代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与清华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精神,为王瑶先生的晚年戏言作若干解读与阐发,以彰显前辈著名学者的治学精神与路径。

名师与高徒相互成就的典范——观测王瑶的另一种视角

王瑶是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教育家。现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相对忽视的是教育家王瑶,而后者的研究意义也许更大,尤其是名师王瑶与其高徒的相互成就,如此成功者在本学科无出其右。一、名师培育的高徒王瑶现代文学研究界大都知道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至于是怎样的师生关系,只见过零碎的回忆文字,缺乏系统的总结。王瑶说他有“十多年随从朱先生研究的私谊”^(①)。他们这十多年的“私谊”,笔者按时间线索梳理如下。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刘子翚生命的最后17年5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项日常精神活动。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20余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先秦文学神游书写的文化隐义

先秦文学中有丰富的神游书写,其所涉及山水客体内隐着丰富的文化要义。时间流逝伴随着神游主体记忆的消亡,时间永恒引发的理想诉求,有无相生,动机效果关系,凡此种种,体现了古人对于山水的哲学思辨。神游主体之于山水客体的美丑感受,神游书写展示出的雄伟、缥缈、轻盈、朦胧、谲怪、奇诡等审美意象,开发了中国古典美学多种审美范式。神游中的山水与神仙的结盟,固化为一种“仙山”理念,开创了中国本土宗教中仙道文化的先河。这些文化隐义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神仙赋、游仙诗、玄言诗、梦境文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写实·事件·超文化:关键词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7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作为《文化与社会》的续编出版,很快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威廉斯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①。

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其发展和转型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诗经·魏风》“硕鼠”释义新考

随着“安大简”的发现与整理,人们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有了新的认识。“硕鼠”在“安大简”简文中书作“石鼠”,这为我们准确理解常见版本中的“硕鼠”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新视角。《诗经·魏风》中的“硕鼠”“石鼠”实际上即“鼫鼠”“大鼠”“鼯鼠”“雀鼠”“飞生”等,这是一种形体较大,双翼如蝙蝠,毛色多种,既能穴处,又能入“树空中”的大飞鼠。它不仅食人禾苗,而且食粟、豆,史书中亦有“雀鼠耗”之典故。它实际上属于兽类,既不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大老鼠,更不是昆虫类中名为“硕鼠”的蝼蛄。学界对《诗经·魏风》中的“硕鼠”诠释上出现的分歧,多由不辨其名同物异所致。

“雌风吹动革命潮”:晚清女报与革命诗潮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从“锅”的同素族网络流行语看其造词造语机制

以“锅”的同素族网络流行语为例,对其造词(语)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网络流行语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主要依靠三种造词造语机制:旧词新义、变异造词(语)、类推创新。这些产生新词新语的造词(语)机制,从古汉语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延续至今。“旧词新义”实际上是伴随传统语言的“生殖”而“生长”的产物,“变异造词(语)”“类推创新”是在技术以及人为等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的传统构词造语材料的“重新或变异组合”。这种“变异”既是传统语言与网络语言的“生存斗争”,也是传统语言面临新事物的“自然选择”。

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全球化: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共时性叙事与关联性修辞

“全球”与“世界”相似,并非天然存在、不证自明的范畴。虽然全球史研究者可以将跨洲际的交流上溯到公元10世纪,但是,对全球图景的想象和有关全球化的表述,直到20世纪初才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进入公共话语①。根据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考证,全球化真正形成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品格,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火爆流行”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事②。

疗愈写作:抵御创伤的文学实践

中国文学研究对创伤理论的场外征用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意味,与此同时,创伤理论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个体缺失”和“实践缺失”。对此,疗愈写作携创意写作关注个体、祛魅创作的学科意识,作为一种指向个体的实践回应即时出场。20世纪以来,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心理学说的诞生、西方频发的系列战争以及心理咨询中写作治疗的发展,为疗愈写作的登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实践雏形和专业化的应用情境。对疗愈写作进行本质性的追问后发现,它与传统的文学四要素存在着极大不同。新的四要素“作者”“疗愈师”“世界”以及“文本/作品”构成疗愈写作在作者主体身份、“作者—疗愈师”的主体间性、受疗内容、情境与文本二者的特殊性和公开化四个方面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