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曹沫之陈》校补、注释、点评类简文研究

安大简《曹沫之陈》有三种不合常规的文字书写:一是正文中相对正常文字间距过于密集的书写;二是简背上与正文文字相关的书写;三是在正文篇后与全文问答内容相关的书写。对于这三种书写,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研究认为:其一,文字间距过密的书写,是校对者在字之间距中补写进抄手抄写时的遗漏文字所致,可谓校补类文字;其二,从简背书写与正文相关或对应的文字之间的关系分析,当是对相关文字的注解或校读,可谓注释类文字;其三,篇后书写与全文问答内容相关的文字,关乎书写者对全文的理解与观感,可谓点评类文字。据此可以推测:抄写者与校补、注释、点评类文字的书写者当不是同一个人,校补、注释、点评者当是兼职教学的楚国官员,他为了讲授简文的需要书写了这些提示性的文字,这类文字虽然与后世的注疏、训诂相类似,但又有明显的区别,然而却可以视为研究战国时期文章注疏与训诂之发生与发展的参考资料,有着研究早期训诂学历史的重要价值。

李审言诗歌创作对杜甫的接受

李审言宗杜重杜,雅好杜诗,自称其诗歌创作以杜甫为宗,其《学制斋诗钞》收诗491首,内容丰富,用词典雅。李审言对杜甫的学习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作上,刻意学习、模仿杜甫,熟练运用杜诗典故,化用杜诗诗句;思想情感上,感怀杜甫,咏叹杜甫,通过表达对杜甫的同情与理解,聊以自况;精神上,秉承杜诗“诗史”之精神,实录近代社会现状。李审言对杜甫的接受在近代具有典型性,研究李审言诗歌是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亦是了解杜甫在近代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参考。

元代科举制与延祐以后南北文风的混一

元代的科举在存与废的波折舛途中设立,而科举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性权力,从文学角度看,它无疑成为元代盛世文风流行的制度化保障。元代延祐时期以复古为尚、以平易雅正为旨归的诗文风气,之所以在文坛被普遍接受,成为元代普遍认同的盛世文风,科举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虞集、袁桷、吴澄等学者在大德年间提出融合南北的诗文理念之后,科举制则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平台和途径。借助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同年结成的关系网络使他们的诗文理念在元代文坛迅速流衍成为可能。在具体的传播方式上,书序、雅集、游历等多种文人活动方式,保证了诗风以多样性的方式在文人中间传播和接受,从而使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被普遍接纳并得以广泛流传,元代文坛的典型风尚由此定型。

明人诗祸的三种阐释维度

诗歌的产生与后代阐释是我们借历史语境考察文化生态的途径之一,而诗祸的产生更是体现了诗歌功能的发展与影响。明人诗祸的阐释有三个维度:其一,诗歌及其语词运用在创作初期拥有作者的创作意图,但解读的过程偏离了作者本意,一部分典故、语词因为有了时代累积的叠加意义,因此也有了多样化解读,诗祸有时便应运而生;其二,读者对诗歌的阐释是基于身份与立场之下的,任何阐释在其立场的制约下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第三,后代读者对诗歌阐释进行的再理解显示了较大的差异,清人对史料中明人诗祸的考察和理解展现了不同时期文人对时代的解构方式。

二程与周敦颐师承关系考辨

程颢、程颐曾在南安军和郴县跟随周敦颐学习,此后他们保持书信联络。周敦颐将其著述《通书》和《太极图说》传授给二程,二程重视周氏著述,又将其传授给弟子,使周氏著述通过程门而传布于世。周敦颐还将其易学心得传授给二程,二程年轻时的易学造诣以及后来的学术成就都以周氏易学为根基。周敦颐还是二程学术的引路人,将他们从科举之学引入到道德性命之学。二程在后来没有恪守师说,而是青出于蓝,构建更为完善的理学思想体系。但纵观二程生平学术,并没有超出周敦颐所开立的学术规模。周、程之间的师承关系是确凿无疑的。

贾府命妇原型考——《红楼梦》贾府故事原型考(八)

本人认为:《红楼梦》中贾府故事应该是以明代靖难功臣荣国公张玉、英国公张辅家族事迹为基础写成;小说叙写贾府有些朝廷册封的命妇,应该是以张氏家族命妇为原型。比较小说的具体描写与史籍相关记载可以发现:贾母的原型应该是荣国公张玉的夫人王氏,王夫人的原型应该是英国公张辅的夫人李氏。在明人文章中,我们甚至可以找到贾迎春人物形象原型的踪迹:贾迎春的形象应该借用了第二代英国公张懋庶女张万玉的生平身份。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