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美学大讨论”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彰显了意蕴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内涵与品格特质的考察可知,在“美学大讨论”中,无论是对美的本质、自然美等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审美意象、艺术意境等艺术实践范畴的阐发,均表现出了一种接受、传承与创化中华美学精神的致思理路。此外,巩固新生政权,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也为“美学大讨论”的发展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现实动因。总之,“美学大讨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

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始于批判剧作《野玫瑰》,终于批判《民族文学》杂志。对于《野玫瑰》,延安各界明确作出否定性判断,其意义主要在于以此表明其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态度。与“战国策派”作为综合性思想文化(文学)派别的性质相契合,延安各界还将这一批判由文艺延展到其他领域。他们从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等层面进一步展开批判,重点揭露和抨击了“战国策派”所鼓吹的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这显现出了批判“战国策派”的整体性思路。在延安整风运动蓬勃掀起之际,延安各界之所以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因为“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迎合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需要。因此,批判“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同时也是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其中寄寓着延安各界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对于阶级利益的合理关切和诉求。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

2024年5月24-26日,“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译介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25日下午设置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原计划1小时的对话一经展开,思想火花的碰撞便让现场的气氛迅速升温,专家之间的辩论让原本文质彬彬的会场充满张力与强度。现将记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文学评价体系的确立与经典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

回顾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从新时期、新世纪到新时代已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和不足。如何提升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影响力、公信力?如何增强文学研究的体系性和原创力?如何更大地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首先要建构起科学的、完整的文学评价体系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然后,以此重估经典作家作品的价值,完成再解读、再阐释和价值重估的重任,这是今后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延续经典作家作品生命力的主要途径,更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举措。而文本发现、理论激发、现实激活是经典作家作品再阐释和价值重估的三条路径。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论

新诗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新诗变为大众的诗,让大众读者能够读懂。从百年新诗史的大众化事实看,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诗学,具有三大思想内容:一是新诗大众化的“大众”不是抽象名词,而是随时代语境改变而变动的特定“大众”;二是读者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其阅读反应是新诗文本是否属于大众化文本的评判依据;三是新诗大众化的核心内容是文本大众化。一百年来,新诗大众化因时而动,具有时代性与反思性。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是在百年新诗建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客观存在的诗学形态,具有中国现代性特征并向未来敞开。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性诗学,它在言说逻辑上有时存在着语义传达大众化和诗意表达大众化相混淆的问题。

刘半农书简续编

2024年是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农(1891-1934)逝世90周年,为表纪念本刊推出专栏“新文化研究·刘半农小辑”。刘半农不仅为新文学贡献了创作实绩,也在民间文艺和语言学领域颇有建树,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先行研究大多聚焦于其创作实绩,对于其他新文化建树关注不够。本专栏两位作者王风、夏寅近年来为刘半农文献辑佚与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此次又发现并整理出一批刘半农书简。这批书简以刘半农的语音实验及其参与的民歌俗曲整理出版为主要内容,借此可以管窥刘半农介入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路径。另外,书简中有不少刘半农游戏笔墨创意设计的独特格式,可见其性情与文风。此点夏寅在考辨刘半农的两个隐僻笔名,以及发表于《语丝》的相关文章时又有更进一步阐发,精彩呈现了刘半农充满市井气的嬉笑怒骂风及《语丝》的一个侧面。

英烈无名:现代中国的地下革命、女性与文艺政治

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经历了一个从地下到地上、从隐蔽到公开的过程。在看不见的地下革命中,女性与革命如何暗自纠缠,她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文艺才华与性别身份承担特殊使命,又会遭遇怎样的困境,折射的是怎样的问题20世纪革命中国的广阔视域,涵盖了一个从秋瑾到赵一曼、江姐、丁玲、关露等漫长而复杂的地下人物谱系。女地下革命者及其文学形象有两类,一类形象鲜明,一类暧昧不明。在地下革命的舞台上,形塑革命女性的,既有作为思潮和行动的政治,也有作为阅读和写作的文艺。女地下革命者以及为其发声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中的复杂遭遇,提出了一个特殊而又普遍性的问题:爱国主义是否可以覆盖或克服性别难题?比“漫长的革命”更漫长的,恐怕还有“漫长的启蒙”。

意象政治:左翼诗歌的意象革命

左翼诗歌在表达政治主题的过程中,也同时受到政治的反向修辞,二者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左翼诗歌中的身体意象,从个人化走向公共化,身体转变为革命的武器,左翼诗歌笔下的伤亡意象超越了可怖和可悲,被革命意志改造为可敬;自然意象与时代情绪紧密相连,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事象特征,同时自然意象也被赋予政治寓意;在左翼诗歌对苦难意象的集中书写中,营造出一种暗黑的意境体验,但左翼诗歌中的战斗意象更为突出,而且往往跟苦难意象组合在一起,左翼诗歌在时间线和逻辑链上将各种意象有序安置,从而营造出革命必胜的前景,带来不同于传统诗歌和早期新诗的光明意境体验。从左翼诗歌意象和政治之间的修辞关系着眼,可以成为观察新诗文体生成的一种视角。

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倡导者和写作者之一,在传统传记现代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的贡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即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通过为他者立传、自传倡导与书写、现代传记的类型划分等系列活动,胡适不仅留下大量的传记作品和文论、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还留下了“传记文学”这一重要的命题。全面考察胡适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文论主张,可以深入认知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并在和现代传记历史发展结合的过程中,与当今的传记写作和研究联系起来。

创造与“现代生活”相称的现代批评——论朱自清的文学书评写作及意义

在新文学书评诸家中朱自清的书评独树一帜。他坚持“历史—人心”的批评立场,注重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建设,致力于恢复一个全面的人的价值,建立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的联系。采取事义与语义互为阐释的方法,考究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历史语境,清晰地描绘出个体生命在时代语境中的生长与变迁,从而揭示出个体生命生长的谜团,继而探究这一精神变化在文本结构和语言层面的体现,真正解释了文学作品作为有机体的奥秘。创造出“人间感”与谈话风的批评语言,既遵循缜密的逻辑和意义分析,又遵从说话习惯和心理感受,成为一种恰切评论新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的言说方式。朱自清将文学书评写作视为一种建构文化公共性的努力,在对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接受消化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书评写作方式,促进了新文学书评的发展。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南社湘集的创建与沿革及其与南社关系考论

南社湘集是南社相关社团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历时最长的一个。学界长期以来将南社湘集纳入南社整体研究,忽视了其作为现代旧体文学社团的独立性。实际上南社湘集是一个为了“对抗”“新南社”而成立的现代旧体文学社团,1924年4月6日正式在长沙成立,最终在1950年后停止社团活动。南社湘集在文学和文化立场上与同时期的学衡派比较接近,主张“恢彉”民族传统精华,“慎择”西方现代文明资源,在整理、扬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文学)”。南社湘集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30年、1931-1945年、1945-1950年,分别由傅熊湘、刘鹏年、柳昶鋆任社长。在社会发展较平稳时期,南社湘集呈蓬勃之势;而在民族战乱时期,南社湘集往往被迫暂停或离散,一旦战争结束又重新结集。南社湘集以南社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二者在宗旨、社制、诗学观念上既有传承又有新变,无论从法理还是学理上看,南社湘集都应属于独立于南社之新社。研究从南社到南社湘集的近现代旧体文学社团演变史,可为重构中国近现代旧体文学发展史提供一条重要的文学史线索。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深度的诱惑:郁达夫《沉沦》中的漫步与风景美学

柄谷行人有关“风景的发现”的论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广有影响,此论说重视从山水美学到风景美学的话语转换,却尚未充分发掘中国现代风景书写的多种资源。倘若以“华兹华斯式漫步”为焦点,重审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沉沦》,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风景中的探寻、彷徨与沉沦,与英国浪漫主义者“如画游”的精神之旅形成多层次对读,或许在为文学经典打开新的阐释空间的同时,能丰富并修正柄谷行人的相关论说。而在做此对读时,重要的不是建立中国山水美学与西方风景美学的静态对立,而是探讨现代中国人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在古今中西的复杂纠葛中,为自身重构风景体验的深度和风景书写的可能性。这或许是作为当代理论方案的中国风景美学应有的问题意识与话语自觉。

“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三重纠葛——重述闻一多的思想道路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的一生被文学史概括为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战士的思想历程,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型。在他理想的追求和思想逻辑中,其实就是“国家”、“民族”与“人民”这三重概念的发展和纠缠:“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从中,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重述这里的思想演变,对于我们洞见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

郁达夫文迹

最初的新文学作家,许多是有些前卫性的特点的,因了对于旧道德的偏离、表现手法的大胆,也颇受了讥讽。新式作家被目为不道德者甚多,因为雅正的面孔消失到里巷的箫声中去了。比如郁达夫背上了黄色、颓废作家的骂名,属于绅士与士大夫的逆子,不仅为旧文人所不容,一些新作家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与宋代柳永这类文人的吟哦相比,似乎更等而下之,因为他把域外私小说的灰暗照搬了过来。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语文是一门典型的人文课程——以朱光潜关于语文与思想关系的讨论为中心

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今天,深入理解语文与思想的关系尤为重要,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语文与思想是同时发生、相互成就的统一体;语文的最高标准是“精确妥帖”,思想必须与语文同一,风格必须与人格同一,锤炼语文也就是锻造品格;语文是时代的镜像,思想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语文也随思想发展而更新,语文在与时代的互动中不断丰富着自己。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人用他们的智慧洞察了语文的本质,不但解答了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的重要问题,也解答了语文教育的主要问题,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语文课程的性质,明确语文是一门典型的人文课程,这样可以更好地推进语文学科理论建设,为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方法。

可以观:语言接触视域中的王国维诗学

晚清以降,中国语文开启了现代重构的进程,中外语言的深度互动与接触是重要的推动力量,王国维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借助“新语”,王国维对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进行了规定性表述,并形成一套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源自欧洲比较语言学的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文学关系的新认识,体现之一是,在表达思想感情时言语(口说的话)相较于文字更直接、自然与透明。这种抬高言语的认识,顺应了现代中国“汉字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大势,具有隐秘的反传统倾向。王国维的语言论与其诗学观念一道在现代中国产生着范式性的巨大影响,但也应看到,其依恃新语展开的诗学论述,在阐释中国文学传统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龉龃矛盾、错位误识、效力不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