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厅壁记

厅壁记在唐代曾盛极一时,却并未引起当今学界的注意。厅壁记起源很早,然其成为文之一体,当始于初唐。厅壁记主要有史记和劝惩两方面的功能。其辞尚"体要",多数结构可作三段分析。强烈的感情、鲜明的人物形象、优美的景物描写体现了优秀厅壁记的文学性。唐代厅壁记的发展可分前后两期:初盛唐为前期,以李华为代表,以颂美为主;中晚唐为后期,以沈亚之为代表,多反映社会现实。

论骈文文体的自足性和兼容性

作为古代独特的一种文体,骈文有自己的演变轨迹,但“骈文”之名直到清代才广泛使用。从骈文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来看,骈文具有自身的自足性和对各类文体的兼容性,所以尽管骈文在很长一段时期有实无名或有其他别名,但它始终是古代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式上的对偶、典事、藻饰、声律等使得骈文得以自立;也是其形式特征使得其具有兼容古代各体文章的可能。骈文具有“复合体”的形式美,具有内容上的典雅美,所以仍能以迥异于言志载道的审美风格,发展、演变千余年。

戴望舒:“田园”趣味与都市人生

生活在都市环境中,戴望舒却与这一环境有着某种龃龉,他以对田园的企慕,来逃避都市对人生的侵扰,坚守精神家园,但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传达着都市体验。其诗歌所构筑的自我形象和虚构世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他的都市境遇和与都市的矛盾。作为游子,他在都市里找不到归宿,在田园中也丧失了乡愁,只能在怀旧中追寻失落的天国。但都市生活也为戴望舒诗艺带来了现代因素。他的许多诗歌都运用了现代观物方式和日常生活意象去表现在都市中的复杂感受,从而突破了传统的"静观"和"典雅"的格调。

小仓山房佚作掇拾

袁枚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其著作整理之大成者为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之《袁枚全集》。但有失收之诗文。笔者从《四库未收书辑刊》中得其佚文3篇,为《〈积翠轩诗集〉序》、《〈奈何词〉序》、《〈松花庵诗草〉序》,题诗1首,为《〈培远堂诗集〉题词》。现为移录,并撰为此文。

浅论太史公之秉承与摒弃

史官有"君举必书,书法不隐"之传统。然当秉笔祸降,再加之"春秋笔法,为尊者讳"时,就出现了记载的不实与曲笔。杰出史官司马迁却"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公认其继承了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又摒弃了春秋笔法。可太史公的记载又明显存在着与书法不隐相"抵牾"之处。文章就此分析其秉笔直录与载笔曲隐同在的缘由。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包括“说”体、“子”体、“术”体、“事”体和“言”体五种文体类型。小说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之一家,又是唯一不入“九流”的一家,这便决定了小说家的著述既是子书,又是“君子弗为”的子书的学术文化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除后世依托的传说人物外,有乐师、学者、待诏、方士等,其身份地位均不显赫,多属于“稗官”之流。与作者身份地位相应,其著述也以浅薄、迂诞、琐碎的“丛残小语”为主,一般不涉朝政军国大事。就文体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既有子书“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的说体文特点,也有子书“近取譬喻”“述事言理”的政论文特点,而医巫厌祝之术、长生不老之方、杂说短记、奇谈怪论、轶闻趣事、民间琐谈,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小说文体的这些特点,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

试析《老子》一书的微观结构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著述之一的《老子》,从其内容的构成角度看,分为"道经"和"德经"两个部分。"道经"部分是对"道"的多角度阐释,"德经"部分则是以"道"为标准对那些不合"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着重对《老子》一书作了更为细致的理性梳理,以彰显其微观结构的特质和意义。

《山海经》的长生思想略论

追求生命的永恒是人类共通的理想,各民族神话中都有体现人类追求永生的传说。《山海经》被称为"神话之渊府",在保存了大量神话资料的同时,也通过对增寿、长寿、长生乃至成仙的描述对死亡现象进行了否定。

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

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陈洪说起佛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自然首先想到皎然、严羽。不过，若论在一个时期中，若干大家、多个方面同时表现出这种影响，并形成某种特色，似以清初为最著。清初二三十年间，文论相当繁荣。小说戏曲理论方面，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李笠翁...

论苏轼《凌虚台记》含有讥讽意--兼论请托所作亭台楼阁记的结构特点

苏轼《凌虚台记》一直存在一个争论,即文中是否含有对陈希亮的讥讽意。把《凌虚台记》与前人的同类记文进行纵向比较,再与苏轼自己的同类记文进行横向比较,发现《凌虚台记》在结构上突破了常规的体式,去除了文中的恭维语。这种对传统的背离从文体结构来看具有不合理性,造成这一不合理性的原因是苏轼的主观情感的介入,即苏轼在《凌虚台记》中隐含了对陈希亮的讥讽意。

李煜、李清照后期词情感比较之初探

李煜、李清照后期词作，就情感性质而言，其基调同为悲苦，但李煜以亡国之痛为主，李清照则更偏重于家破人亡之感；就情感表达而言，李清照显得比李煜更有耐心，由此可见李清照在对磨难的承受能力上大于李煜。因为尽管李清照后期的悲苦丝毫不亚于李煜，但在面对厄运时并不象李煜那样一味的消极、逃避。与之相关的是二人的性格也不同，李煜性情懦弱，而身为女性的李清照却显得坚强得多。

论魏晋杂家对先秦杂家的继承与发展

在战国礼崩乐坏,趋向大统一的政治局面时,产生了"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的杂家。到了魏晋时期,杂家不仅继承了前代的特点,也发生了由思想上的驳杂向内容方面的丰富而转化。政治上偏向儒家的积极入仕,个人修养上则倾向于道家,产生了"博物"的特征,向百科方向发展。

论话剧《雷雨》中四凤悲剧形象的角色塑造

曹禺曾说"一部《雷雨》都是巧合。"[1]作为其中主要人物之一的四凤,内心是最纯净的,一个出身下等家庭的丫头,爱上公馆里的大少爷,这个大少爷竟然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还跟他的后母又有着不正当的乱伦关系。四凤的悲剧性在于她生命的最终意义被全部否定。作为演员怎样将这样的悲剧情感体验与表现相融合,产生出的美学意蕴和审美价值,给观众以深刻的思考和对作品全新的解读,就是塑造这个角色情感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