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地方性的辩证法”是由这几年文学创作上比较引人关注的作品和现象而提出的讨论话题,我只能说一些粗浅的感受,这些感受交织着不同的层次:一是地方性的写作面对或背对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说,它试图摆脱的束缚和限制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或多种有形无形的笼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学写作变得更为均质、同质,甚至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写作的取向是向下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这样的取向是内在于文学本身的。

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游戏新质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要素,反映儿童本能心理需求。从纸媒时代到数字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形式发生巨大转向,其游戏形式与游戏场域发生根本性转换。数字图书实体能够与故事分离,成为阅读游戏的新主体,读者身体亦参与进阅读活动,作为精神游戏的阅读活动被加入实体游戏形式。非线性叙事和自由选择模式让数字图书阅读增加了建构个性化故事的游戏形式。与此同时,传统儿童文学阅读形成的“书与人”的私密阅读空间被打破,数字图书提供了群体交互空间,数字阅读表现出群体性活动特征和社交性活动转向。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因数字技术变得模糊,图书元素可通过数字技术呈现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经由互动进入文本世界。游戏的结构特性和数字媒介表达形式、内在符号会深刻影响儿童认知和文化生成。数字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由“出世”的精神幻想转为“入世”的互动乐趣,表现出与数字媒介特性相符的狂欢性、主动性、社交性特征,以及由故事幻想转向世界幻想的新特质。

1960年代的“戏剧中心”问题

1960年代当代文学的“戏剧中心”问题,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走向“文革文学”》(1)这一章中曾经提出过。不过限于文学史体裁特点和篇幅的限制,我并没有展开论述。现在重提这个当代文学的“古典”问题,主要是经由关注当代社会政治情况、思想潮流、生活风尚与文学形态变动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以加深对当代文学的认识。

“红色经典”海外传播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作为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文学艺术类型,“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着内在的关联。“红色经典”在20世纪50—70年代集中传播到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构起关于“红色经典”的知识再生产;而国外知识界特别是美国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认同与赞赏起到了消解彼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负面宣传的作用,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热衷与“红色经典”所反映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形成互文、互动及互鉴。新世纪以来,国外文学文化领域对我国“红色经典”改编的关注,同近年来国外经济政治领域渴望了解并热衷探讨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的内在需求,形成某种隐在的呼应。

论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向

新时代以来,叶梅的创作发生了较为鲜明的转向,取得了新的成就。在文体上,叶梅由以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以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创作为主。在内容上,叶梅跳脱女性受压迫—女性意识觉醒—走向反抗之路的叙事套路,转而书写勇担时代大任的新时代女性,彰显新时代女性力量;她的生态文学创作由自发转向自觉,用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进行生态书写,讲述生态故事,构建生态文化;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切入,由书写土家山寨小故事到书写中国大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型,展示了一个中国土家族女作家的创作新历程,也展示了一个中国作家将创作生命融入祖国、融入时代的不懈努力。

2023网络文艺:以磅礴的想象力致敬未来

2023年是中国网络文艺聚力奋发的一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放异彩,奇点将至,未来已来,网络文艺跃入智能传播时代(智媒时代),网络科幻进入主赛道,“国潮热”涌动,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微短剧积微成著,展现出磅礴的想象力。网络文艺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在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用优质内容化解网生代的数字化孤独。

“新东北作家群”与“新东北文学”摭论——以群体形成、传统赓续与审美追求为例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与“新东北作家群”崛起的呼声日渐高涨。在众多研讨会与论文的助推下,学界对“新东北作家群”及“新东北文学”的形成、特质、超越及可能,有了较明晰的体悟和较深层的认识。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对“新东北作家群”产生的契机、赓续的传统、高扬的精神谈论较少,且对这一群体的定义角度不同、时段不一,多有抵牾;对“新东北文学”崛起本身所固有的基因元素、与之相关的文化定位分析不够;对其创新流变、审美追求、艺术品质提升空间语焉不详。基于此,本文将聚焦这些问题,坦陈粗见。

1980年代京派作家的“忆往”与“怀人”

1980年代初,重回文学场域的现当代作家纷纷开启了回忆叙事。其中,京派作家如沈从文、萧乾、卞之琳等人,各自在不同的驱动下展开了回忆书写,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和故人的怀念,构成了“忆往”与“怀人”书写系列,其中既有对个体经历的回溯,也有对过往历史的建构。京派作家的回忆叙事既有某种共通性,也有因各自不同的写作心态和现实境遇,而产生的歧义性言说。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的忆往与怀人之作,展示了个体的回忆叙事如何最终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参与并影响此后的文学史图景生成。

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

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第二阶段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时期译介传播的主体开始多元化,译介作品的审美性开始得到关注;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此时译介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审美性更加凸显。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相对有影响的是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的小说和近年来有较大影响的《狼图腾》《三体》等单部作品。以这些为具体考察对象,结合亚马逊网站的读者评论、Proquest学位论文库和Jstor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发现:当代小说英语译作数量虽多,但是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十分有限。当代小说的译介传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的文学格局密切相关,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预期效果。此外,在译者选择、译作挑选和出版推广模式方面,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传播目的地的图书市场运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当代小说的译介传播,服务于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

元、迎、探、惜“四春”与“原应叹息”关系辨析

元、迎、探、惜“四春”作为十二钗中的姊妹共同体,关于她们的阐释最为经典的是脂砚斋的“原应叹息”。具体来说,元春为“原”,在传统文化中和王政、天道相关,贾元春即“假元春”,是全书的基调;迎、探、惜“三春”分别对应“应”“叹”“息”,代表故事发展的三个阶段,是小说的一条结构线索:迎、探、惜“三春”故事展开是在贾府,主要人物从四面汇聚于此,是“迎”也是“应”;元春省亲后,各种势力、观念相互博弈,是“探”也是“叹”;最后贾府衰败,大厦倾覆,人物死散,是“惜”也是“息”。元春与迎、探、惜“三春”相合,和其中作为弱势群体的草木之人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一部末世悲剧交响曲。

先锋的突围独舞——论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叙事策略

孙甘露的先锋小说在技巧性、艺术性、文学性等方面展现出的叙事魅力毋庸置疑。在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中,他仍未放弃先锋的叙事实验,同时以另一种叙事姿态更为深刻且全面地展示出叙事大家的风采。他突破性地用简洁的语言掀开暗流涌动、悬念迭起的一段革命历史叙述一角;以全知叙述与受限视角进入身份隐秘、命运不明的一群革命青年的内心;将神圣而崇高的信念作为自己文学创作与人物行动的助推剂。最终,孙甘露也许就能在历史与故事的时光缝隙间找到令人无限遐思的《千里江山图》。

“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叙事空间和价值功能——“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比较论

近年来,随着“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概念的提出,以“新+具体地域文学”命名的写作实践,逐渐衍生成现象级的写作风尚。我们姑且将这种写作现象称为“新地域文学”。这几年涌现的“新地域文学”,不是一种简单的写作行为,而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中心与边缘、新与旧、守成与创制等多种范畴的“复数”写作和思想行动。总体来看,它们以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作为叙事资源,选取恰切的文学技法与风格,从文学层面对特定地域进行展现与重构,体现出极强的地方性和当代性。

“新南方文学”的写实路径与多元价值——以近年来广东非虚构文学创作为例

相比较“新东北文学”,“新南方文学”或曰“新南方写作”的命名似乎更具不确定性。“新东北文学”的空间所指无疑是比较确定的——从地理版图上看,“东北”包含的范围应该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而“新南方写作”或曰“新南方文学”的空间范围则多有释义,不完全确定。近年的研究与批评文章所涉此类概念,基本上将“南方”框定在岭南及其以南地区,甚至成为跨国界概念,将粤港澳大湾区及广西、海南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收编于此,成为“想象的文学共同体”。

批评的“理论化”及其不满——姜肖批评印象

初识姜肖时,尚未读过她的文字,那时的我不禁暗自揣度,如此温婉秀美之人,当以鉴赏感悟为先,对于艰涩繁琐的理论,自然是躲得远远的。然而,很快我就为自己的草率而脸红不已。与我的预料恰恰相反,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拉康的“镜像阶段”,她的知识视野早已贯穿了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后现代诸种理论。无论是黑格尔、康德、克尔凯郭尔,还是福柯、齐泽克、阿甘本,抑或特里林、查尔斯·泰勒,都是她借重的理论资源。如果仅将此理解为理论术语加上“学术黑话”,那又大错特错了。

构建“反景观化”的“想象共同体”——关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

在东北全面振兴和“东北文艺复兴”的时代文化语境下,众多优秀的作家倾注了自我情感集中书写东北。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东北文艺复兴”的进程。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批作者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生活观察为对象,以非虚构的姿态创作出一批有别于上述内容的有关东北的作品,如贾行家的《尘土》、孙且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张瑞的《圣地工人村》、小杜的《人间漂流》、梅英东①的《东北游记》、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等。

在神游与对话中行稳致远——卢桢文学批评印象

我和卢桢2007年相识于天津南开园,他先我一年随罗振亚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是我的师兄。实际上,他年龄比我小,大家亲切地喊这位小师兄阿卢。卢桢的家学教养特别好,非常典型,也相当明显,他有着同代人中少见的稳重谦逊。后来,我知道他少年时便是尖子生,从本科到博士,一路保送,妥妥的学霸一枚。卢桢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总让我联想到孔孟之道。但我想强调的是卢桢的另一面,他可爱、时尚,怀有一颗浪漫与狂野的心。我曾看过他一些模样潇洒的照片,或长发飘飘,或纵身跃起,那一瞬间的影像定格其实反映出卢桢对生活的感悟力和创造力。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去探索有趣的世界,去塑造有趣的灵魂,我认为这才是更真实的卢桢。

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新时代要重视新诗功能文体学研究

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百年新诗的三大主要功能,启蒙功能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创作界“个人化写作”流行,出现了“主题轻化”现象,新诗研究界的研究重心也发生巨大转向,形式文体学的诗体研究远远多于话语文体学的功能研究。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要求新诗研究者重视“现代性”中的“当今性”,负有更多的时代使命。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求将启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有机融合,适当强调诗的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建立以启蒙功能为主导,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为辅助的诗的功能格局。要把新诗视为一种现代性文体,充分利用“现代性的动力”中的传统,通过现代性建设来完成功能建设,通过启蒙功能建设来推动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建设。有必要在称谓上用“新时代文学”取代“新时期文学”,用“现代汉诗”取代“新诗”或“现代诗”。不能用“当代性”取代“现代性”,“现代性”比“当代性”更利于连接“传统”与“世界”。

从冲突叙事到双向救赎:城乡关系的当代文学书写

与“乡土中国—城乡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裂变过程相同步,肩负书写时代变迁、治愈“现代性创伤”历史责任的当代城乡文学创作,同样经历了从“乡土叙事”到“城乡叙事”的结构化蜕变。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空心化和“城市病”的蔓延,以及乡土礼俗与工业理性两种道德系统的复杂纠葛,文学创作群体在缅怀乡愁的同时跳出城乡冲突的两极化叙事,并从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中汲取各自的文学养分。城乡文学创作群体以其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文学叙事,传达了对城乡文化融合发展趋势的理性判断;相关文学作品通过书写民工等“城市异乡客”、进城知识精英等城乡“两栖”群体从游离于城乡之间到“回嵌乡土”的精神突围过程,完成了城乡文学叙事从“以乡观城”向“城乡互看”的视角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