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游戏新质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要素,反映儿童本能心理需求。从纸媒时代到数字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形式发生巨大转向,其游戏形式与游戏场域发生根本性转换。数字图书实体能够与故事分离,成为阅读游戏的新主体,读者身体亦参与进阅读活动,作为精神游戏的阅读活动被加入实体游戏形式。非线性叙事和自由选择模式让数字图书阅读增加了建构个性化故事的游戏形式。与此同时,传统儿童文学阅读形成的“书与人”的私密阅读空间被打破,数字图书提供了群体交互空间,数字阅读表现出群体性活动特征和社交性活动转向。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因数字技术变得模糊,图书元素可通过数字技术呈现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经由互动进入文本世界。游戏的结构特性和数字媒介表达形式、内在符号会深刻影响儿童认知和文化生成。数字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由“出世”的精神幻想转为“入世”的互动乐趣,表现出与数字媒介特性相符的狂欢性、主动性、社交性特征,以及由故事幻想转向世界幻想的新特质。

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新时代要重视新诗功能文体学研究

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百年新诗的三大主要功能,启蒙功能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创作界“个人化写作”流行,出现了“主题轻化”现象,新诗研究界的研究重心也发生巨大转向,形式文体学的诗体研究远远多于话语文体学的功能研究。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要求新诗研究者重视“现代性”中的“当今性”,负有更多的时代使命。新诗的现代性建设要求将启蒙现代性建设和审美现代性建设有机融合,适当强调诗的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建立以启蒙功能为主导,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为辅助的诗的功能格局。要把新诗视为一种现代性文体,充分利用“现代性的动力”中的传统,通过现代性建设来完成功能建设,通过启蒙功能建设来推动抒情功能和审美功能建设。有必要在称谓上用“新时代文学”取代“新时期文学”,用“现代汉诗”取代“新诗”或“现代诗”。不能用“当代性”取代“现代性”,“现代性”比“当代性”更利于连接“传统”与“世界”。

现代左翼文学资源在十七年文学中的艰难融入——《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及碧野创作文体转换考察

作为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文坛常青树,碧野的散文创作较受到注意。碧野亦有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且创作有十分明显的文体转向,即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小说转向散文创作。个中原因复杂,有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论争风波的因素,也有左翼文学资源的转换问题,其中涉及到十七年作家的自我改造、深入生活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王跃文的小说观

王跃文是一位有着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学者气质十足的小说家。他擅长通过随笔、杂谈和演讲发表对小说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好小说必须讲好故事,而这也是好小说最起码的要求。但他又认为故事好编,日常难写。他本人更偏爱日常而非宏大、平淡琐碎而非离奇曲折的故事。因此,他所言的“讲好故事”本义是“讲好”故事而非讲“好故事”。在他的观念中,“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写好人物,因此写好人物是小说家最起码的责任。写好人物则依赖于细节刻画。王跃文侧重讨论故事、人物和细节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这非常符合他“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的身份。

“红色经典”海外传播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作为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文学艺术类型,“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着内在的关联。“红色经典”在20世纪50—70年代集中传播到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构起关于“红色经典”的知识再生产;而国外知识界特别是美国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认同与赞赏起到了消解彼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负面宣传的作用,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热衷与“红色经典”所反映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形成互文、互动及互鉴。新世纪以来,国外文学文化领域对我国“红色经典”改编的关注,同近年来国外经济政治领域渴望了解并热衷探讨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的内在需求,形成某种隐在的呼应。

读《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

研究路遥的新著《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从两位外国作家的维度入手,深入剖析路遥的精神世界和创作世界,提出了自己不乏独特的见解。由于作者是以文艺理论介入当代作家评论,这就增加了作家论的理论感和辨析力,而在他目前的路遥研究中,是其努力开辟的一条新路。显然,路遥与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尤其是与俄罗斯文学的继承阐发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将之建立与对当代中国农村观察的有效连接,吸收外来影响兼与自己思想分析和艺术表现的内在关系,是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

论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向

新时代以来,叶梅的创作发生了较为鲜明的转向,取得了新的成就。在文体上,叶梅由以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以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创作为主。在内容上,叶梅跳脱女性受压迫—女性意识觉醒—走向反抗之路的叙事套路,转而书写勇担时代大任的新时代女性,彰显新时代女性力量;她的生态文学创作由自发转向自觉,用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进行生态书写,讲述生态故事,构建生态文化;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切入,由书写土家山寨小故事到书写中国大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型,展示了一个中国土家族女作家的创作新历程,也展示了一个中国作家将创作生命融入祖国、融入时代的不懈努力。

“理想批评家”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以《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为考察对象

李建军是路遥的老乡和延安大学校友,他对路遥作品内涵和诗意的把握、阐述与揭橥,对路遥陕北高原文化地理诗学的隐喻与转换,具有其他学者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解读优势,可谓路遥期待视野中的“理想批评家”和最佳“知音”。《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从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具体的文学问题出发,根据当下的文学语境和创作现状,结合经典文本来对照和比较,在与中外文学经典及传统的对接会通中进行“视域融合”,确立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也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疆域。

论东西长篇小说的“重复”叙事

东西作为晚生代作家,近三十年先后创作了《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回响》四部长篇小说以及诸多中短篇小说,“重复”叙事是其文本的重要美学特征。重复不仅体现在小说细部中,更是根植在东西创作意识中,成为一种本能,彰显出独有的叙事秉性。重复既可发生于一部文本之中,也同时存在于多部文本之间,形成主题、结构的不断超越性建构。重复是东西对于社会语境以及个人存在的思考方式,是对人类痛苦经验的呈现,是对线性逻辑的消解,更是对孤独处境的关怀。重复对于东西而言,是直面现实、捕捉社会历史与个体成长的执拗,亦是对存在世界的深度勘察。探寻东西重复叙事的意义,便是探寻东西如何透过日常生活经验提炼时代的奥义,以及如何建构人类的生存寓言。

新时期初知识分子书写中身体维度的复活——以《人到中年》为中心

新时期初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身体的外部形貌、内在欲望及其与精神的关系三个层面进入文本,可以发现久被遮蔽的知识分子身体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其中,知识分子身体的外部形貌得以重塑,作者将具有小资情调的“衬衣皮鞋”等服饰悄然替换,代之以“智慧的眼睛”,其所表征的“知性美”也在审美地位上超越了20世纪50至70年代大为推崇的“健美”;此外,萌发于身体内部的欲望也在一定限度内获得出场的合法性;但近代以降的现代性诉求使身体在与精神的关系中仍处于被统摄地位。由此,知识分子主体性悖论和新时期初小说承上启下的书写面貌得以展现。

从小病房写出大社会——薛舒非虚构新作《太阳透过玻璃》四人谈

薛舒的非虚构新作《太阳透过玻璃》,是其《远去的人》的续作,描述父亲住进病院直至去世,在叙述对失智失能父亲的照料中,描述病房其他病友的状态,也呈现出护工们的工作与追求,从一个病房写出了整个社会,中国式的情感特色呼之欲出。薛舒写的是临终病院的苦痛人生,她常特意用一些欢快的声音来冲淡文字的痛感,最终汇成一场情感交融的交响乐。非虚构写作与人的潜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的记忆就是不同的事情进入心灵的顺序。薛舒的非虚构创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境界和层次。

赵勇散文的意义——《人生的容量》《刘项原来不读书》读后

作为一位已经出版过至少四部散文集的赵勇,足以成为关注的对象。赵勇为何要写散文,赵勇写散文与他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赵勇散文写作具有让生活自觉、体验审美愉悦、留住文化记忆等多重意义,同时,赵勇写散文也体现了他对“论笔体”的追求,甚至也是他希望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表征。赵勇散文写作的意义是具有一般性的,诸如散文的文体特点、文学理论的述学文体、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佚文《新舞台的角色》和北平时期的孙犁

《新舞台的角色》发表在天津1934年11月12日、15日、20日的《益世报》第14版上,是孙犁的佚文。它与《北平的地台戏》一起,开启了孙犁对话剧大众化问题的思考。这篇特写对进步话剧演员进行了介绍,突出了他们鲜明的时代特征:个性张扬、演技精湛、多才多艺,是真正为民众、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与旧戏演员有着本质的区别。北平时期的孙犁,关注时代进步、追踪文艺新潮,所写文章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左翼文艺青年的特质。在以后的革命和文学生涯中,这种特质若隐若现,最终铸就了一个独特的孙犁。

动物警喻与知识分子叙事关于李洱的《应物兄》

小说《应物兄》是李洱耗时十三年创作的一幅长达八十五万字的长卷,作品描述了形形色色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悲欢忧惧呈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在当下的生存状态。作者用一个个闪亮的时代肖像为读者绘制出一幅浩瀚的时代星空图,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李洱新的诗学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作品中,动物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中被赋予了一定的隐喻功能和象征意涵,动物警喻所形成的张力与其间的知识分子叙事发生了紧密的关联,二者的共同作用使李洱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更为饱满、生动,将其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忧虑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现实主义再思考

首先从“子一代视角”研究中“阶级论”和“人性论”两种观点的有待商榷之处入手,论述该视角是这一作家群体符合现实主义的共同选择,是“子一代”知识分子在遭遇市场经济冲击下,与下岗大潮中失去主流地位的父辈工人阶级之间最强烈的情感共振;进而讨论这一视角下,作家们“对父辈的历史现实主义关照”与“子一代自我书写”之间出现的明显悖论及实质:他们在讲述父辈历史意义的过程中遭遇言说困难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回忆”和“虚构”来回避意义,倾心于言说本身;最后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虽然意识到自身“子一代视角”的写作也许终将成为自己作品中寓言的一部分,但他们仍然会坚持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重新续写寓言。在对新东北作家群“子一代视角”的论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现实主义从认知到实践的不断探索,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质,它将以自己的方式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何延华小说中乡土的书写与乡愁的守望

对于乡土的依恋、回忆、回归、守望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书写中永不枯竭的源泉。甘肃籍藏族女作家何延华的小说无疑是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创作中具有独特风格、值得细读的佳作,其对乡土的书写与乡愁的守望在乡村振兴视阈下具有特殊的精神感召力。从乡土自然的书写、乡土女性的书写、乡土的温暖和悲凉三个角度对何延华小说的乡土书写与乡愁守望作出探析、阐释和解读。

“90后”女性的东北记忆与文学观照——以黑龙江籍青年女作家杨知寒为例

杨知寒被称为继“铁西三剑客”之后的“东北文艺复兴”的接力书写者和“新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作为生长于齐齐哈尔市的“90后”女作家,杨知寒用精到的笔触、冷峻的叙事,以“子一代”的视角和女性的细腻观察,再现了世纪之交以来东北经济的衰退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阵痛及道德困境,揭示了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光怪陆离的情感变化。杨知寒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从少女到青年乃至中老年的女性形象,着眼于时代变迁中的女性命运,深刻揭示了在时代大潮冲击下的女性命运的悲与喜,以及隐藏于人性深处的善与恶。

论“批判诗学”的品质——赵勇《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试评

《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勾勒了“批判诗学”的理论路径和具体实践,是针对中国批评现状所提出的创造性的文艺理论话语。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之一是学院批评及论文体,深层威胁则在于批判精神流失。应对批评的窘境,批判诗学具有以下品质:它从内在批评和文学介入获取方法论资源和价值观取向,以介入为实践品格;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汲取元气和力量,以批判为核心立场;重视互动和对话,力图在艺术自主与文学介入之间、作家与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等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以居间为路径和方法;反思、拓展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话语而有所创造,交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尝试新的建构。

亲情浸润与文化传承——读《沈祖棻全集》

2023年是程千帆先生110周年诞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程先生的“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沈祖棻先生的新版《沈祖棻全集》,堪称重要的年度学术盛事。《沈祖棻全集》原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包括《涉江诗词集》《微波辞(外二种)》《唐人七绝诗浅释》《唐宋词赏析·诵诗偶记》四卷。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不仅调整为《涉江诗词集》《微波辞辩才集》《唐人七绝诗浅释》《宋词赏析诵诗偶记》,分别有所增订,而且新增《书札拾零子苾日记》一卷,从而成为沈祖棻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最全面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