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尴尬的东西方文化夹缝中——方鸿渐生存悲剧成因探析

方鸿渐是无法摆脱他所处的生存困境的,一是因为当时中西方文化错位结合造成的畸形文化环境,二是因为巨大的文化落差使得他的文化性格中呈现的畸形特征不被容于社会。在传统文化氛围中,他的现代感觉察觉到这种氛围中的腐朽气息,因此他拒绝进入。但在表相的西方文化环境中,他的现代感觉与传统意识又与这种环境格格不入,他能看出其中的虚伪和荒谬,在尴尬的东西方文化夹缝中,他的性格得不到健全发展,一方面"和同随俗",一方面"滑稽玩世",使得他逐渐陷入生存的困境。

弗洛伊德与中国现代文学

简要地考察了弗洛伊德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的传播概况和中国现代文坛上对弗洛伊德的接受状况 ,从文学理论、文学创作。

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上篇)——《沈从文与湘西》之二

凤凰厅城崛起 ,成为大湘西首都。辰沅间楚文化中巫风最盛的一支随着辰沅人大量涌入与城区原有土蛮文化汇集、整合与张扬 ,从而使楚巫文化得以在近世闪耀出一抹奇幻夺目的回光。本文系作者书稿《沈从文与湘西》第二部分《论凤凰文化》的导论。其他各节为对凤凰宗教、风俗及民间艺术的述描和解析。

台静农与淮南民歌

“五四”动运前后的歌谣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2 4年8月,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并兼职于“风俗调查会”的台静农,应在“歌谣研究会”任职并主编《歌谣周刊》的常惠之邀,回故乡安徽霍丘县叶集镇,采集流行淮南地区的歌谣,历时半年,共得民歌两千余首,其中情歌,先后在《歌谣周刊》发表16 7首。1971年,台湾娄子匡先生将其中113首辑录成册,取名《淮南民歌集》,作为《民俗丛书》第二十四种,由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印行。这些民歌,不仅为“五四”时期对我国新诞生的民俗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对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新诗创作,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典抒情主义的没落——再论苏曼殊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

再版的《汉英文学因缘》体现了苏曼殊对简约雅丽、婉转抒情诗风的偏好,这和早期《新青年》的文学趣味有根本不同。《碎簪记》与宣称"自然主义取代浪漫主义"的文学革命几乎同时出现,一是因为在阐释过程中小说的主观抒情倾向被有意弱化,二是因为它反映社会现实的努力掩盖了颓废主义色彩,而被误判为写实小说。对以曼殊小说为中心的古典抒情主义的批判,使《新青年》逐渐明确以语言形式为评价文学的第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未来新小说审美特质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