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楚辞序跋的世俗化倾向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领域中个体价值的觉醒,文艺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而始终沿着雅正方向发展的楚辞序跋也卷入了世俗化的潮流中。序跋创作的主体走出了雅文化的圈层,官员成为楚辞序跋世俗化的推动者,商人、刻工也开始创作序跋。屈原形象中蕴含的“忠君爱国”的群体观念逐渐淡化,“忧生愤世”的个体意识得以凸显,序跋作者以失意之真性情重塑屈原,褪去他身上神圣的光环。在“好名”之风的影响下,序跋作者通过书籍出版实现了“立言”的理想,有的作者在序跋中夸大家族和自己的成就,更有甚者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

宋代岁时节日里的饮食流动与“守望相助”

宋代普遍存在节前和节日当天的饮食馈赠习俗,既有官方、僧道机构的单向度赠送,又有民间百姓及文人士大夫的互赠行为,这种饮食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守望相助”精神。宋人对饮食的关注讲究,饮食与身份匹配的亲缘关系,饮食流动中“同乐”“共享”的情绪价值,是“守望相助”实现的社会基础;而节日饮食具有的趋吉避邪、祭祀祈福和欢乐团聚功能,则是“守望相助”实现的文化心理。宋代节日饮食的流动馈赠,从文人士大夫视角来看更是以传统的力量辉映践行了“修齐治平”的理想愿景。宋代节日饮食书写,可以洞视出宋韵文化的某些特质——烟火气和神秘性兼具,世俗性和高雅性并存,“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精神底蕴和意趣品格。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屈原《哀郢》创作意旨新探

屈原《哀郢》的创作意旨一直是楚辞研究中的热点,历代学者采用背景批评的解读方法,着眼于诗歌中的个别语句或词汇,提出“白起破郢说”“秦楚析之战说”“放于陵阳说”等各种不同说法,但每种说法都缺乏准确可靠的证据,诸说并存恰恰说明背景批评并非解读诗歌的“万能钥匙”。从此诗蕴含的情感线索入手,可以发现《哀郢》表达的主要是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后,在痛苦和忧愁之中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而此诗引发读者共鸣的真正原因正是诗人在经历挫折之后对于自己理想信念的坚守精神,这首古典诗歌的现代意义亦正在于此。

身份置换下的多元书写——论明代散曲中的代笔现象

在明代,代笔散曲的题材范围较为宽泛,其中代人赠妓或代妓赠人类曲作最多,此外还有代人抒怀、悼内、劝诫、恭贺、饯行、邀柬、嘲谑等曲作。明代散曲代笔现象的产生和多元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代文士对代笔传统的承继;二是作者的个人兴趣,以及代笔的获利、抒情、交际、娱乐等功用;三是明代重情纵欲思潮影响下的士风;四是散曲较少受到名教渗透的文体特点。这一现象具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近代以来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流变——以少数民族诗歌为中心考察

民族是具有政治共同体特征的概念与实体,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反殖民斗争中,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觉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大致体现为领土自觉、“民族—国家”及人类共同命运特征的三个流变阶段。这三个认同流变阶段,既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少数民族当中是有深厚的认同基础,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和新中国是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之事实。诗歌是少数民族最重要、常用的情感表达方式,真实反映了他们近代以来对政治性的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与认同。以少数民族诗歌为中心考察近代以来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流变情况,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传承、交游与文学:清代索绰络氏英和文学家族建构

索绰络氏英和家族既是清代满族著名翰林家族,也是著名文学家族,共涌现出六名翰林、八位诗人,居满洲士族之冠。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族,与其家族自觉的文化传承密切相关,同时,家族成员的自身努力和广泛的文学交游也起了促进作用。英和文学家族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可观,多有可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事之余”的创作和诗作(诗集)的散佚,该家族没有出现一流诗人,但不能掩饰这个“满洲科第第一人家”作为一个文学家族群体的存在。探讨英和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清代中叶满洲文学家族的兴起以及八旗文学的兴盛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游走在杭城与项城的灵魂:论飞廉的诗歌创作

飞廉20世纪末由河南项城到杭州求学、定居,开启诗歌创作之旅。在诗集《不可有悲哀》《捕风与雕龙》中,空间与时间的交织带来了对过往、当下及未来的思考与审视,浓厚的南宋遗民文化心态融在其中。诗歌中飞廉化身为历史人物抒写自身的人文情怀,多用凝练着传统文化的意象以及互文式写作,阐发的哲理性思考彰显着自身诗歌创作艺术的成熟。

才学兼优擅风流——秦效侃先生诗词解读

一、才子兼学者:才以广学,学以广才秦效侃先生素以才气横溢、学识广博而闻名。其早年所作诗词便很好地体现了灵感、才情和学识之统一;而先生晚年生活阅历愈加丰富,诗词也臻于炉火纯青,更富含哲思和理趣,已成为其生命之寄托和精神之享受。《未花集》《北音桥运甓诗文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其诗词特色。

莆籍诗人黄祖汉的诗词创作考论

考述莆籍渡台诗人黄祖汉的生平略历,指出他是民国时期“壶社”和“说诗社”两个诗社的中坚社员,其作品得到陈衍的推崇;重点考述黄氏所著三部旧体诗词集的主要内容;分析归纳黄祖汉诗词的艺术特色;认为黄祖汉在上世纪百年闽诗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不寻饭颗山头伴,却趁汨罗江上狂——论辛弃疾对李白的文化认同

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笔下经常涉及唐代的历史文化人物,其中李白是他特别关注的对象之一。辛弃疾对于李白的文化认同是多方面的,而“狂”为最重要的共鸣点。他们的人生亦狂亦侠,心性狂傲不屈,文学创作都有勇于打破常规的狂放不羁之美。但是,辛弃疾不像李白那样身处气象恢宏的盛唐之世,他面对的是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是负管乐之才却被长期闲置的无奈现实,因此他的“狂”又时常与“郁”结合在一起,其词风也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特色。

论杨慎的诗词融通观

杨慎是明代一流诗人和词人,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诗词融通观念。具体而言,杨慎主张诗词“共源而分派”“同工而异曲”,认为词产生于唐代,而唐词和唐诗同源于六朝诗歌,准确来说,作为唐一代之文学的律诗是由六朝诗歌发展而来,而唐词则是六朝、初唐长短句乐府和配乐唐律的综合产物,是六朝诗和唐律这一诗脉的分脉(派)。词体的音乐多由六朝、唐代乐府发展而来,但发生了质变,为新谱之曲,是融合西域音乐(番曲)和南北音乐的产物,其“借腔别咏”(即依声填词)的创作方式有别于乐府诗(声诗)配乐的创作方式。诗词创作应借鉴汉魏特别是六朝文学的技法,而词也须借鉴诗的技法,才能“入妙”,这是杨慎“文字须有来历”“夺胎换骨”文学思想的技法体现,以达到“新若己出”的艺术境界和“风华情致”的审美风格。

龚自珍的京师记忆与文学书写

龚自珍研究中,空间维度常常被忽略,迄今仅有个别学者论及江南地域文化对龚自珍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北京之于龚自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其诗文中留下了许多这座城市的印迹。尤其是其居住和交游的宣南地区,更是留下了龚自珍青少年时期关于亲情、友情、师生情的亲切回忆。京师早年经历激发了他的生命热情,京师生活的某些场景,甚至还滋生出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忧情,长久地影响着龚自珍的精神世界。而燕邯山水峥嵘之气、宣南文化圈中汇聚的八方豪侠之士,也影响着龚自珍的人格建构和文学书写。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深深融入了龚自珍的血脉之中。

古诗词中的长度单位

一问一答问:古诗词中有很多表示长度的句子,如“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等。其中的“三千丈”和“三千尺”是真实的空间距离吗?答:“三千丈”和“三千尺”的表述,是古代诗人抒发情感的表现手法,它们并不表示真实的空间距离。但是诗词中的“丈”“尺”长度单位则是在古人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李根源《景邃堂题跋》所见南明诗稿跋语辑要

李根源(1879-1965),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云南腾冲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昆明高等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11月入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宣统元年(1909)9月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民国六年(1917年)2月,到任陕西省长。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民国十二年(1923),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辞去其国会代表职,隐居江苏苏州吴中。在吴中期间,李根源完成了重要的品鉴题跋集《景邃堂题跋》。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诗化图式——王肇民绘画风格与传统诗学的语境跨越

王肇民以水彩画闻名于当世,而少为人所知的是他一直坚持中国古典诗词写作,作品多达千余首,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到晚年时期收录的内容。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其古典文学修养与西式绘画风格联系的相关研究。王肇民古典诗词中深沉幽微的人文情愫,成为理解其艺术意象及风格形成的重要参考指征,并在他的诗词中窥见其绘画作品的诗性美学推原,这种现象透露出20世纪中国美术家围绕在中西美学之间的相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体现了王肇民的绘画在以中国传统诗学审美精神为本源并潜移转化为西式图像语言形式时所呈现的当代性意义。

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诗是在清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生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情感世界的复杂,诗思书写的复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清代诗人们的创作由身世而及民生,由家国而及社会,由种教而及民族,内容极为丰富,且作品数量庞大。在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往代诗歌发展的每一个知识板块都由川流而成江河,造就出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至今尚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在现有条件下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于新的文化理念中展开古今通变的思考,并注意对应具体现象和问题,去采取有效方法,寻求可能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