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集东渡考:兼谈10—13世纪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利用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杜甫文集最早以完整的书卷形式东渐日本,极有可能就是圆仁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唐大中元年)归国时带回的二卷本《杜员外集》。10—13世纪的东亚,白居易风潮全盛,结合这一时代背景钩沉史料可知,圆仁历尽千辛万苦抄来的这部《杜员外集》之所以未被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与承和遣唐使节团中正副使之激烈冲突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文人对白居易诗歌有狂热的爱好以及慧萼抄入南禅院本白居易集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到了平安后期乃至镰仓幕府中期,王洙注《杜工部集》与郭知达《集注杜诗》相继传入日本,终于为杜甫诗文在日本文坛乃至政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之后兴起的五山禅林尊杜风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渲染作用。

“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地域文化视野下姜夔诗词中的洞庭地理意象

洞庭湖地域文化有着漫长的变迁历程,到了宋代又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态势。姜夔在漫游到洞庭湖时,受到了洞庭文化的熏陶,随后对洞庭山水的奇险与愁绪进行了书写,更为重要的是,姜夔在“湘妃”意象的嬗变方面具有创新之举。姜夔诗词中的洞庭地理意象,具有新旧地域文化的双重性,进一步推动了洞庭地域文化的变迁。姜夔诗词中的洞庭地理意象与洞庭地域文化具有双向互动的过程,实现了诗词与文化的相互塑造。

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论略

自公元前1044年始至1926年中国与朝鲜的诗歌交流持续约三千年,参与的诗人数千位,创作了数万首诗歌。中朝的诗歌交流无论从时间上的持续还是空间上的跨越,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文学现象。从纵向来看,可以分为西周至东汉末、魏晋南北朝至宋末、元代至清末、光绪乙巳至民国十五年四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咏史诗为主,第二阶段以追和诗为主,第三阶段以使行诗为主,第四个阶段为朝鲜遗民金泽荣在中国的交流诗。从横向来看,诗歌交流包含着十类文献:唱酬、献赠、追和、咏史、题咏、事迹、诗人、诗集、评价、制度背景。从国际上看,相较于东亚的日本、越南、琉球,朝鲜的诗歌交流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特征。

“十台诗”考论

十台诗是元代形成的一种新的怀古诗体,由明至清创作不断,为文坛所接受,但在当代研究中有所忽视。现所见十台诗中最早为吴师道的《十台咏怀》,诗中选取姑苏、章华、朝阳、黄金、戏马、歌风、望思、铜雀、凤凰、凌歊十台进行题咏。后人多以吴诗为正体,依序分咏十处古台,追古忆昔,咏史抒怀。十台诗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而诗人在创作中也能收获独特的体验。重新发现十台诗,有助于补充元代文学相关研究,对中国诗歌体式的特点也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关于《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系统的《诗》学著作,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它与《毛诗序》的关系及《毛诗序》的作者、年代等问题。在梳理相关意见的基础上,从“诗家”与“乐家”殊途传承的角度认定孔子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应是研究《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北宋茶诗与文士雅趣简论

饮茶作为一种雅趣之事,受到北宋文士的推崇。他们认为,只有雅士才能懂得品茗,品味茶的芬芳,体味茶的三昧。茶诗作为茶文化的有机组成,也呈现出"雅"的品格,是透视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文士的雅趣透过对饮茶的技雅、境雅、人雅的追求表现出来。

唐代诗僧皎然对茶道美学的贡献

通过对唐代诗僧皎然诗文中体现的茶美学思想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对品茶境界的审美探索。皎然开创性地以茶悟"道",以"道"论茶;他将僧家的"忘忧"、道家的"成仙"、儒家的"善身"之道与茶的"清心"融于一体,悟得"茶道"之境界,由此演生出中国茶道美学的基础;皎然对静幽的品饮环境、空灵的心境,以及"忘忧"、"若仙"意境的审美追求泽被深远。

先唐“九”体源流述略

“九”在古代文体史上虽未被列为一体,但现代已为不少学者承认可单独成体。“九”体命名源起于古乐曲名《九歌》,开创于屈原《九歌》、宋玉《九辩》,在汉代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悼屈抒怀为主要内容,袭用《九歌》、《九辩》、《九章》、《离骚》的句式、语词、意象,形式上多分为九个部分,语言多用“兮”字的文体特征,遂使古乐曲名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体式。

朱权《茶谱》的“清逸”审美思想

朱权《茶谱》作为明代前期茶书的鼎力之作,其中所蕴含的"清逸"的审美思想是对"魏晋风度"的传承与弘扬。《茶谱》中所描写的茶事活动的外在形式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象征形式,而是体现着无限生机的审美意象:清风明月、竹篁松林、云海餐霞服日之士、鸾俦鹤侣、"菊翁"供茶,它们以"清逸"的审美魅力慰藉情感,清心清神,升华性灵,倾注了文人雅士在逆境中以茶道体悟生命意义的人生智慧。

附势与媚俗:唐代诗人人格的另一面——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中心

在唐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层面中,附势与媚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现象。一方面,它是集权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知识分子功利思想的反映。这种人格现象集中地反映在投献、干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文学作品中。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代表的盛唐文人几乎都有着从附势、媚俗到愤世嫉俗的人格变化的经历。

诗学接受·文化心态·地域风神--同光体江西派的三重视阈

同光体江西派通过重振地域文化传统、改变传播媒介等方式来应对近代文学的变革潮流,一度影响极大。但其"文化守成主义"思想与"复古求变"文学观使得流派风格分化,此时地域文化传承的"渊明风神"成为维系其流派的纽带。

中国传统茶审美方法略论

在对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历代茶人在茶审美中的经典茶诗词,归纳提炼出"物我观照"、"净静虚明"、"妙悟自然"三种茶审美方法。"物我观照"源于自然的某些物征可以象征人高尚的道德品质,在经常的茶事实践中,茶人从茶的清香和内蕴的品质中观照出"茶佳人"、"茶君子"的形象。"净静虚明"发端于道家老子"涤除玄鉴"及"致虚极,守静笃"的悟道理念,在空灵虚静的心境中,即使是最简单不过的茶事活动仍洋溢着诗性之美。"妙悟自然"取材于禅宗、老庄及后来文艺美学理论,指茶人在品茶过程中通过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凝神遐想,终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境界。

谈“诗眼”

诗眼,就是一首诗的点睛之笔,是一首诗中诗人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语言意境的凝聚点和升华点。正如刘熙载所说的那样:“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一首诗能否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关键就看这首诗中有没有设下诗眼。有诗眼,读后使人过目不忘;无诗眼,即使是反复阅读,也难以打动人心。

《玉台新咏》“撰录”真相考辨——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

章培恒先生认为,《玉台新咏》为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所撰录,《玉台新咏序》中所载内容并非假托,且已明确指出该书为一“美丽妃子”所编,因此,《玉台新咏》的题署明显为后人伪造。事实上,《玉台新咏》一书编干梁代,但序言写于陈代太建六年(574)徐陵70岁以后;徐陵在序言中假托“丽人”,有多处叙述与本人身世遭遇暗合。因此,撰录与序言不应割裂,均应是徐陵所为。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诗的音乐美与诗的朗诵

诗的形式美的本质是音乐美 ,而体现音乐美的关键是节奏 ,节奏使诗朗诵起来具有音乐般的流动感。节奏的两个重要方面 ,即时度和力度的安排是划分节奏、突出节奏的重要因素。只有从微观入手 ,把握好节奏的时度与力度 ,才能把一首诗朗诵好 。

“大国写作”或向往大是大非——以四个文本为例谈当代汉语长诗的写作困境

近几年诞生的四部汉语长诗或说大篇幅的诗歌作品:欧阳江河的《凤凰》、西川的《万寿》、柏桦的《史记》、萧开愚的《内地研究》,多半是诗歌强力"转向"所谓当代中国复杂生活现场的产物,它们显示了这一代诗人写作的一种集体性的转向。它们的横空出世,似乎满足了不少读者和批评家的期待,甚至满足了一些汉学家们寻找当代中国隐喻的需求。可就当代汉语长诗两个方面的困境——精确性和整体性,即技艺层面和观念层面而言,这些作品有诸多不足;从写作立场的角度看,在这些长诗写作中,诗人的非诗学立场没有成功地转换为词语立场,进而却对写作造成了干扰。一首理想的长诗,应该拨开"现实"的云雾,展开一幅令我们沉迷的新的语言"现实",这才是它应追求的大是大非。

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

清代中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代表了清代具有自己调和特点的诗学理论,其中显示了清代诗学的文学史观。道义格调、个性才情、学问修养大致是清代学人思考诗学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也形成了他们对诗史的观照特点。“唐宋之争”、“古今之争”等一系列对文学史看法的争论,往往都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