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论边塞诗在晚唐的余韵与沉响

边塞诗作为唐诗中的一株奇葩 ,历来备受人们青睐。它在唐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繁荣、衰落乃至日渐沉寂的过程。人们对边塞诗的关注 ,往往着眼于初唐、盛唐和中唐时期 ,留连于盛唐明郎壮大的气势和中唐哀怨幽婉的意蕴 ,而对边塞诗在晚唐的回响、余韵乃至沉寂的原因却大多忽略或漠视。其实 ,晚唐边塞诗在衰落和消亡的过程中 。

道学视阈的王维解读

庄子的虚静精义已经深入王维的髓内,成为王维人生哲学的重要内核,并生成其主体精神自觉的行为实践。他失势趋静,得势亦趋静,其顺应自然而忘我物化的生命本色和精神状态,以庄之风度而作禅之体验的虚静状态,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并切换为审美知觉和创作灵感。王维在艺术思维和艺术人生上艺术化地光大了道家思想。因而,他便得以消除对现实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焦虑,真切地体感自然生命的静深呼吸,体验与万物同春的生命境界,表现出遗世高蹈的高人超逸,而反映其虚静精神的诗歌也自然呈现出空灵澄澈、素淡阴柔的清远品格。王维山水诗的取境、运思和情氛渲染,无一不可寻绎出道学意蕴。

白居易居洛闲适诗探析

白居易居洛闲适,经历了向往归洛、思洛、暂居、分司、离洛、归洛、中隐、致仕、终老等较为复杂的人生过程,它是诗人政治失意后的华丽转身,是他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探寻,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居洛闲适诗表现出大雅大俗的审美特征:慵懒的日常生活、凡俗的个性生活、世俗的大众生活,与清雅闲静的园林生活、名士风流的宴饮游乐生活等,互为表里。这种生活方式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对后世文人、文学、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白文化的东亚传播与接受——以韩国汉诗文献为中心

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李白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诗仙不只有诗作的巧夺天工,更有着璀璨炫目的灵魂与思想。从盛唐时期开始,同处于东亚板块的以韩国文人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即深受李白文学创作的影响。李白至情至性,他的疏狂,他的醉吟,他五岳寻仙的飘逸都广为东亚韩国仕子们所推崇接受。同时,以崎岖的“蜀道”意象为代表的对命运险阻的抒情慨叹,以及其所蕴含的对生命的哲学化审思———“四十九年非”,亦成为被追捧的固定抒情范式广为流传。以韩国汉诗文献为中心展开研究,能充分揭示李白文化对东亚文化圈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与巨大贡献。

唐代女性出游诗歌论析

唐代女性出游诗歌是唐代女性抒写自身出游见闻与思想情志的诗歌。与传统女性文学相比,女性活动于社会公共空间所留下的这些诗歌,内涵深厚有味,情感自适放达,除了一以贯之的相思离愁,更涉及山水纪游、应制奉和、咏史怀古及政治理想的咏叹,整体上呈现出参与群体的广泛性、主题内涵的多样性、浓厚深挚的抒情性及丰富多样的审美性等特点。

盛唐盛世对于王维及其诗歌的造就

盛唐盛世造就了王维,造就了"荣光外映而秀色内含"的王维体,造就了以高华雅丽为主流趣味的王维时代。以王维为领袖的、以都城诗为中心的盛唐诗坛,其诗歌"词秀调雅,意新理惬"的主流趣味,即盛世贵族的时尚趣味,成为盛世诗歌美学的主流趣味,代表着盛唐诗坛最风行的主流势力。从王维诗歌的上层社会受众面的现象可推知,其诗歌在题材、意旨、气格和品级上迎合了上层社会的审美接受期待,而"一代文宗"的王维因为时代的造就,也成为盛唐诗坛的首席代表。

美学与情性的两极差异:从《鹦鹉赋》到《白鹦鹉赋》

王维以其特殊的道学精神和禅宗深度,从价值理性的层面颠覆了《鹦鹉赋》的原初意义,以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减轻了赋的"铺陈"比重而追求比兴并用的凝练简朴,其形式语言趋于空灵,并注重以形传神的形象塑造,其律赋具有了高趣远旨的美质。从《鹦鹉赋》到《白鹦鹉赋》,当是两个里程碑,实现了两种诗学的华丽转身,反映了两个时代的美学趣味,呈现出两种赋体的典型形式,也表现了两种人格精神气质、生命意志与生存智慧,形成了一个"务胜人"而一个"务感人"的两种鹦鹉话语,也是一种诗学对另一种诗学的积极取代。

唐代美学趣向的几次转折及其原因——兼论唐诗“初盛中晚”划分之不足

唐代美学趋向制高点上的光谱是瑰丽雄奇。通过辨析明代高棅《唐诗品汇》的诗“分期说”,重新确立唐诗发展分期标准,认为唐诗美学趣向先后经历了初盛中晚四次转折。就诗歌艺术形象的外观而言,初唐诗清新而绮靡,盛唐诗雄奇而多姿,中唐诗刚健而空灵,晚唐诗浓烈而狭小。就诗歌艺术形象的风格而言,初唐是旧瓶新酒,盛唐是纵横恣肆,中唐是循规蹈矩,晚唐是刻意奇险。就诗歌艺术形象的主要创作准则而言,初唐重绮丽,盛唐重兴寄,中唐重风骨、意象,晚唐重境界、典故。就诗歌艺术形象所传达的审美情感而言,初唐是炫耀胜利的矫情,盛唐是渴望作为的豪情,中唐是经世致用的表征,晚唐是穷愁苦闷的象征。唐代美学趣向转折与有唐三百年社会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是由唐代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的。

论馆驿与唐宋诗的关系

馆驿诗是唐宋诗中较有新意的一类,这样的诗唐以下各朝都有,但以唐宋的最好。唐朝将古代驿站传邮、待客、交通运输三项功能都整合到驿站里,驿站变成了综合性的交通机构。驿制的改变、功能的扩充不仅让驿站的地位提高,发展加快,也为馆驿诗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中晚唐,随着管制的放松,大量从前不能入驿的中下层文人都进入馆驿,携带随从,开展多样化的文学活动。受此影响,馆驿诗的创作形态和作品内涵都日益丰富,更能够反映世态人情和不同的时代面貌。馆驿作为艺术要素融入诗中,大大拓展了中晚唐文学表现生活的深广度,也固化了诗作的时间和空间,推动了暮夜、晨朝诗的发展,形成了有别于一般行旅诗的独特意象群,使得诗歌朝着生活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五代北宋延续了这一趋势,馆驿诗继续朝着生活化、通俗化的道路发展。南宋的馆驿诗艺术水准较之北宋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因而宋人的馆驿诗,又进入新的艺境,对其价值应当重估。

杜甫诗歌所叙唐代陇蜀荆湘气候特征

杜甫诗歌具有广义的史学价值。杜甫晚年飘泊诗作的相关描述,较为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唐代陇、蜀、荆、湘沿途城市的气候特征。唐代秦州秋阳杲杲,秋雨迷蒙,秋霜凛冽,秋月凄清,同谷岁暮则雨多雪盛,偶见冬虹;成都四季分明,冷热适中,然时有春旱、夏洪发生;夔州夏秋毒热,巫山雾瘴、云雨、霜雪、雷电变幻莫测;荆州及湖湘东南一带春季早暖,夏季酷热多雨、易发洪水,秋季前热后凉,冬季冷热不均。唐代陇、蜀、荆、湘沿途城市的气候与今天上述各地情况基本相符,杜甫夏秋叹热莫过于夔州与潭州,亦与今天的重庆和长沙同列全国"火炉"城市地位相当。另据杜诗所叙剑门蜀道腊月山花开放,通泉冬季蚊蚋活跃,成都四月黄梅成熟,戎州、泸州六月盛产荔枝,江陵正月嫩荷抽叶、飞燕营巢,潭州正月蜂鸣密林、燕舞江滨,湘潭二月南风蒸地、春热黄昏等情况,唐代陇、蜀、荆、湘一带的年平均气温似应高于今天。

深入浅出的技巧和境界——尚永亮《唐诗艺术讲演录》评论

唐诗艺术好讲，因为此类资料和书籍太多了；唐诗艺术不好讲，也是此原因。难讲，是难以讲出新意，讲出特点，讲出艺术性。近读尚永亮教授的《唐诗艺术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发现他操难若易，似乎有一种挑战“熟俗”的学术义勇，而其技巧和境界，可以用“深入浅出”来概括。

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与时人心态

唐代安定富庶的经济环境、昂扬蓬勃的精神追求和竞尚声色的享乐态度推动了花卉的发展进程,唐诗中出现大量反映花卉新变的诗作,着力表现了传统花卉竞香斗艳、新兴花卉昌茂繁荣、外来花卉声名鹊起、牡丹风潮席卷全国的盛况。唐诗中的花卉书写亦真实地还原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与时人心态,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作为潮流观察者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切,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润了唐代诗歌的特殊风貌。

论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方式

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方式多样:从所选用典故的性质来看,可分为引言和用事;从所选用典故的原义与典故的语用义之间的关系来看,可分为同义式用典、转义式用典、衍义式用典、反义式用典和双关式用典;从所选用典故的功用来看,可分为证言式用典、衬言式用典、代名式用典和代言式用典;从所选用典故数量的多寡来看,可分为单用和叠用。通过对唐代试律诗正文用典方式的考察,可以强化对唐代试律诗的本体研究。

王维文学史地位浮沉的反思

建国以后十七年 ,是王维文学史地位的最低点 ,文学评价所依据的是社会历史、阶级立场和道德伦理的标准 ,致使文学史的写作偏离了文学的视界。可是 ,非常有意味的是 ,即便是竭力贬低王维的文学史 ,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与李、杜比较。其实 ,王维是不同于李、杜的一种文化模式和人格范型。王维能不能与李、杜并列 ,都是通过比较而存在的 ,是‘史’的意志。每一个时代对文学史的理解都是相对的。当下盛世太平的特点 ,在接受期待上也逐渐显示出与盛唐相一致的地方 ,时代使人们的观照视角发生变化而必然导致对文学史的认识发生变化。王维的文学史地位到了公正评判和客观重写的时候了。

论唐代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

唐代河洛地区诗人众多,诗人群体构成复杂,诗歌创作内容异彩纷呈。应制诗人群体出现较早,它以君王为中心,在群体的形成和创作方面都有较高的自觉性。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包括政事应制、宴饮应制、游赏应制、礼拜应制、送别应制等内容。河洛应制诗折射了唐王朝的政治变迁和历史兴衰,推动了唐诗的发展成熟,它是唐代河洛地区人文风流的真实镜像,掀起了河洛诗人群体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附生还是共生?——中国古代诗稗依存关系论略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与稗官小说两种文体,确切地说,是诗歌与叙事性散体文之间,看似泾渭分明,却在很多情况下互相交叉,其二者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呈现出稗附于诗、诗附于稗、诗稗共生这几种双向相依、若即若离的状态,具有复杂性。诗稗二者之间这种附生或者共生的复杂关系是中国古代诗学与叙事学两股力量互补与互斥、对话与融合、分流与并进的结果。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丝路风情

在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中,与驿路相关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地理与自然风光、安西边塞的功业理想、戍守远边的边思,也有反映安西丝路风情的作品。在反映安西丝路风情的作品中,诗人们关注到了来自异域的文化使者、匹马独行的军队驿使、商旅往来的声声驼铃、民族杂居的特殊景观、驿路两侧的异域风俗景观等。这些诗歌,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丝路印迹,成为我们了解唐代安西边域地区生活的一个视角。

析李商隐诗歌中的“巫山云雨”意象

"巫山云雨"是李商隐诗歌中常用意象。该意象中浸透着李商隐对自己坎坷身世的深沉感慨,其用法灵活,复杂重叠的意象构成凄美空朦的意境,给其诗歌增添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