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兰芳美、苏公演宣传材料中理论话语建构之变异

三十年代梅兰芳为其美国和苏联公演准备了大量介绍性的外文材料。材料多由团队写作与翻译,系在世界戏剧的潮流和出访国政治、文化等语境的他者视阈下,对何为戏曲、戏曲特质等问题的理论话语建构。通过细读和话语分析,并聚焦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可以发现,梅兰芳团队的言说内容与策略因目标受众而发生了变异,且有别于国内原有的话语。然而,观念的变异不代表内在的分裂,而意味着共时层面戏曲现代性追求面貌的多元和历时层面对戏曲认知的不断完善。材料虽然针对的是外国读者,但也潜藏了与国内批评者的隔空对话,其最终目的是巩固戏曲在国内的地位,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

中国左翼“红色鼓动剧”的戏剧表达与“大众化”实践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鼓动剧”,是外来思潮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并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曲折发展。“红色鼓动剧”综合运用了标语口号、演说、音乐、锣鼓等丰富的声音形式,在戏剧演出中营造了“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的戏剧效果,从而起到了鼓动民族情绪、唤醒劳苦大众的作用,引导群众由发声走向行动。“红色鼓动剧”配合着抗日救亡热潮,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的决心,“怒吼吧,中国!”作为民族觉醒的时代情绪表达,不仅包孕着知识分子的国族想象,也传递着广大民众空前的时代大音。它紧贴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契合了民众高涨的时代抗争热情和社会心理,即使是大量急就章的戏剧演出,也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从而发挥了戏剧的战斗性、鼓动性作用,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其在大众化实践中生成的群情激奋的时代精神、勇于搏战的革命传统,承载着一代人的民族信仰,在血与泪的洗礼中生成了壮阔的时代美学,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西方在华侨民演剧之发端及对晚清“曲界革命”的先导作用——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澳门的演剧活动之考证与研究意义

在“中国现代戏剧之发生”的大叙事中,学界通常聚焦于由“春柳社”所开启的受日本“新派剧”和“新剧”的影响路径,而较少关注在此之前由西方侨民从殖民母国直接传入的西洋戏剧。此外,学界过往对于西方在华侨民演剧的史料考证和学术研究,基本上聚焦于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于上海、广州等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西方侨民演剧活动。但近年来挖掘的新史料则佐证,在鸦片战争之前以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主体的居澳西侨就已经开展了丰富的演剧活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以英美侨民为主体的西方侨民则把演剧活动和所表演的西方近代戏剧带入这些地方。这为西方近代戏剧在中国的引入和接受奠定了基础,并为其后中国近代戏剧的发生开辟了道路,成为晚清之际中国引入西方近代戏剧进行传统戏剧革新的先导。

人类学的自觉与诗学正义的牵引——论曹禺《北京人》的创作和修订

曹禺的剧作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说《雷雨》被看作曹禺最成功的一部戏,那么《北京人》则被公认为其成就最高的一部戏。《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戏,都是曹禺二十多岁时创作的,剧情时间短,情节节奏紧张,戏剧冲突鲜明,情感基调激越,到了《北京人》一剧,剧情时间拉长到三个月,激烈的情绪转成内敛的情调,整部戏突出由秋入冬的萧杀、沉郁的氛围。

“凑戏”现象与红色文艺发生学

“凑戏”是红色文艺运动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以回归艺术本原为表现特征,追求大众参与艺术创作过程的“游戏性”与“娱乐性”,并且在这种群众性的“凑戏”过程中,去充分体现文艺大众化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凑戏”是一种回归艺术本质的文艺现象,所以它完全摆脱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西化”影响,不仅为红色文艺运动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同时也在不断地提升工农兵大众的艺术素养,最终经过20多年时间的摸索与实践,开创出了一个“人民文艺”的历史新纪元。

唐五代十国教坊诏令考略

唐五代十国时期皆有教坊(或内教坊)机构之设置,而各朝帝王亦常发布有关教坊之“诏”“令”。这批诏令常见者约五十余条,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大多曾对当时教坊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对这批诏令作出考析,不但能看清当时教坊的某些具体情况,而且对戏剧史和音乐史研究亦能有所补正。

高罗佩旧藏明刊《西厢记》孤本考述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藏有一种明刊《西厢记》孤本,系汉学家高罗佩的旧藏。此书为建阳书坊怡庆堂所刊,其书名中标举“京本”尤为醒目,为现存五十余种《西厢记》明刊本所仅见。怡庆堂刊本的底本与继志斋刊本同源,仍隶属于继志斋刊本为代表的“重校北西厢记”系统,但它也是一个经校订者重新校勘取舍形成的新文本,它参校了徐士范刊本,甚至还参考了“时本”系统的祖本;它与同属“重校北西厢记”系统的三槐堂刊本关系密切,由此推测,在“重校北西厢记”这个版本系统中,曾有一个与继志斋刊本有较多差异的早期刊本存在,虽目前难觅其踪影,但留下了三槐堂刊本与怡庆堂刊本这两个裔本。怡庆堂刊本也有闽建刻本粗疏的通病,讹脱等失误时现书中。

曹禺《日出》“戏剧二版”之谜——兼及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新文学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尽管现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已经进入到一个说不清楚的阶段。同时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计”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围绕曹禺《日出》“戏剧二版”的诸多疑问的讨论,力图展现诸修订版本生成过程背后隐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组织结构的变动,探讨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晚明戏曲选本《缀白裘合选》考述

郁冈樵隐、积金山人所编《缀白裘合选》是目前所见最早以“缀白裘”命名的戏曲单出选本。根据书籍版式和所选散出来看,现存版本是明刻清补的本子,初刻时间为明代万历中晚期。《缀白裘合选》选剧40种87出,存佚曲9种,其成书是以继志斋精刻文人曲家重校、品评全本戏曲为母本,缀合精华剧出而成,具有重要的戏曲文献价值。

清末山西戏捐征收与演剧生态

晚清时期,山西开始征收戏捐以支持新政。戏捐征收地域范围广、标准繁杂琐碎、征收主体多样,多用于新政的教育、警务等领域。从戏捐征收中,可以看出清末这一历史时期,山西演戏之风盛行,戏费支出庞大,而且戏曲演出呈现不均衡的特点。

论田汉戏剧观及其创作之转变

田汉早年的戏剧主张是新浪漫主义:虽由物的、感觉的世界出发,但其目的则在于达到灵的、超感觉的世界。田汉所向往的是以做诗的态度来写戏。田汉的转变,大环境的因素是深重的国难,对正在兴起的社会学模式的批评是促使他改变观点的重要原因。从田汉的第一部剧作《梵峨璘与蔷薇》,我们已经可以把握田汉剧作的一些特点:虽然也触及社会问题,却重在写一种个体人生的痛苦,并且渲染此种痛苦而使剧作有一种感伤的抒情气息,对于现实的苦难以一种幻想的方式予以解决,因而其剧作是情感重于理智的。田汉在转变方向以后,其剧作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更多地向社会与时代取材,二是更多地展示群体性的场面,三是转变了由自我情绪出发的剧本作法,改由按照一定的意识形态观念来安排人物。田汉的整个戏剧创作在新的时代中面临着一个尴尬,感伤的抒情色彩恰恰是他的特色,克服了感伤的抒情性,虽然在思想上是进步了,却走进了缺少特色的境地。

《懒云窝》散曲唱和考论

《懒云窝》唱和是目前可知留存唱和作品较多的元代散曲唱和,由阿里西瑛首唱,贯云石、乔吉、卫立中、吴西逸、杨朝英五人相和,共存这六位作家的散曲作品二十一篇,大约作于延祐元年(1314)到泰定元年(1324)。唱和以阿里西瑛的居室“懒云窝”为题,其所在地应是松江华亭,而非通常以为的苏州。唱和反映了阿里西瑛等元代文人摒弃传统的科举之路,而选择了有道家意味之“全身远害”的人生道路。他们又受到当时文人雅集行乐之风影响,以散曲吟咏清闲养性的人生追求,体现出元代文学交流和文学创作的新特点。“懒云窝”也由此成为了后世文学中安闲快活之生活状态的代表性符号。

论潘军小说《独白与手势》与戏曲的因缘

《独白与手势》叙说艺术家“他”(“我”)张扬生命意志、躬行爱的多元实践、致力艺术创造的生命历程。其中蕴含系列原型意象、戏曲因素,与作品主题建构、人物塑形、叙事结构与节奏、场景意境等存在密切关联。取法西洋现代小说、电影与川剧创作理念与手法,融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艺术理念与方法于一炉。人物关系与命运结局繁复多元、立体多维,借鉴却戏仿、解构戏曲人物原型模式,书写并阐发当代人际关系伦理、因缘情感、命运图式。

徽剧《水淹七军》文本流变考

将婺源徽剧传习所藏《水淹七军》抄本、歙县胡广荣抄本影印本《水淹七军》、乾隆内府抄本《鼎峙春秋》等文本进行比勘,结合徽班徽剧发展历史,揭示从车王府曲本《水淹庞德》至徽班演出本《水淹七军》再至京剧印本的文本流转和变迁。晚清徽剧抄本《水淹七军》继承发展了车王府曲本《水淹庞德》中“观阵”内容。以《戏考》为代表的“京”本《水淹七军》在承接“徽”本情节内容、音乐声腔的基础上,精简关目,凝练语言。两种徽州徽剧抄本记录了昆腔、卜子和吹腔合目样态,为探究晚清民国花雅合目剧本在徽州一带的演播提供新的样本。不同抄本中的音乐提示为探究吹腔、拨子早期音乐内涵提供了原始资料。

粤剧《柳毅传书》对唐传奇《柳毅传》的改编与创新

中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优秀的唐传奇作品,后世文人将之改编成戏曲者层出不穷。从唐传奇《柳毅传》到粤剧《柳毅传书》,作品故事、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本文将粤剧《柳毅传书》与原作唐传奇《柳毅传》在主题、人物塑造、情节改编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两者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探讨不同时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对于男女两性人格和社会地位认知模式变化的作用和影响。

论瑞鹤山房台本《浣纱记》折目之源流及其演变形态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昆班艺人杜步云瑞鹤山房手抄本《戏曲四十六种》,为晚清昆曲折子戏和集折串演的流传情况提示了重要的新资讯。瑞鹤山房手抄本为台本即演出本,其中所收《浣纱记》体现了昆班艺人通过二度创作把文学本变为演出本的演变形态。明代梁辰鱼《浣纱记》文学本原著为45出,而瑞鹤山房台本集折串连为22折。台本的折目之改名、分合、调整演序、标识宫调曲牌源流等呈现昆曲演出的演变特点。台本《浣纱记》曲白科介俱全,并旁缀工尺谱,内中《前访》、《寄子》、《赐剑》三折附载身段谱,记录了角色的舞台身段、形体动作、表情法式,是极为珍贵的艺人表演技艺的活体文献,为昆剧演出史研究提供了实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传承意义。

庚子国变题材视野下的近代戏剧创作

庚子国变后,相关戏剧作品亦蜂拥而出。创作者身份的特殊,戏剧改良的推动与庚子国变的助力,造就了这一批作品的独特风貌。作品的形貌、作者的情怀、表达的直白,无不昭示着庚子国变题材视野下的戏剧作品的特殊,透过表象亦可探究作品风貌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创作者的独特心态。

新国族形象的想象与建构——20世纪中国红色戏剧知识分子形象的时代特征分析

纵观20世纪的中国红色戏剧,知识分子形象的呈现在不断流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政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红色戏剧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历史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地位形成了一种命运上的互文。从革命先锋、民族战士到被改造者,再到启蒙者,知识分子形象完成了在新国族形象中的自我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现代性与民族化:郭沫若早期戏剧的承启功能与史学价值

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戏剧作为中国戏剧变革的时代样本,与《新青年》派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和“国剧运动”共同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同时承接了20世纪30年代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戏剧与40年代革命戏剧民族化运动,投映出中国戏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裂变与融合的复杂过程。着眼郭沫若早期戏剧创作文本,梳理世界浪漫主义戏剧演变历程,横向对比郭沫若中国浪漫主义戏剧与西方浪漫主义戏剧的不同及对后者的超越,进而纵深剖析郭沫若早期戏剧对中国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贡献,探寻郭沫若早期戏剧对不同时期戏剧运动的承启功能,挖掘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史学价值。

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