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史视阈下古代小说模式化的三种样态刍议

古代小说题材的模式化问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文学史话题。偶然的题材相似化,或可说明事件的重演与历史的循环。题材的衍生化,说明小说家叙事能力的提升,说明小说生产对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题材的公式化,说明小说家在叙事能力达到一定高度后形成了一定的叙事惰性,说明小说生产在无法推陈出新的窘境里盲目以数量取胜的生产惯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作为故事题材的演变史,便是小说题材通过相似化、衍生化、公式化等逻辑而日趋模式化的历史。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

用历史的眼光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以今例古”“以西律中”不是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而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能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深入认识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算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小说既有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士人小说,也有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通俗小说,还有由近古市民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公民小说。而反映这些小说的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与鲁迅的汉唐小说史识

为研究者广泛关注并争论不休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是《中国小说史略》汉唐部分的总命题,承载着鲁迅以“演进”为核心的古代小说发展观和他在汉唐小说文体、内容、艺术等方面的“选择”与“定性”原则。“论断”强调的不是唐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而是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写人”的、重视艺术和审美的文学性小说,进而揭示唐人小说在古代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和意义。研究者在理解和讨论这一“论断”时,应当注意其时代学术研究的局限,也应予以学术史层面的“了解之同情”。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著中的古典小说研究——从《文学大纲》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把古典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视域之中,并把古典小说分为四期,表现出开阔的文学视野。他把宋代话本小说称为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积极肯定其高超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他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融入西方小说观念,用西方小说标准衡量中国古典小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古典小说的研究,被同时期的文学史家借鉴和接受,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

史载曹植在邯郸淳面前"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根据相关文献和出土文物可知: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年轻的曹植为了在"博学有才章"的名士长者邯郸淳面前展示才华,进行了这些属于俳优技艺的表演。"胡舞五椎锻"是针对五椎的健身舞蹈,通过拍打、按摩、运动五椎,调理脏腑功能,从而健康体魄。"跳丸击剑"也称"跳丸剑",是用手或脚同时抛接玩弄多个丸铃和多把短剑的高难度杂技表演。"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则是诵类似敦煌佚书《韩朋赋》等的民间俗赋,江苏尹湾西汉晚期墓出土的《神乌傅(赋)》便是这种俗赋,曹植的《鹞雀赋》则是文人拟俗赋。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史志小说家小说与民间通俗小说的关系,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变革及其小说史意义——以上海、广州为中心

鸦片战争的失利,迫使清政府开口通商,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一批由进出口贸易带动起来的新型商业贸易城市随之兴起。这些城市所形成的新结构和新功能,打破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旧模式。作为与城市关联密切的一种文学样式,近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亦随之呈现出相应的变革。城市书写的空间不断拓展,由对城市地标建筑的笼统书写发展到进入城市肌理的各种生活细节。小说主角由传统市民向近代都市人蜕变,而在叙事形式上则呈现出从注重时间维度到以空间为中心的转换。近代小说城市书写的这些变革,成为都市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具有了一种承上启下的小说史意义。

论乾隆朝小说禁毁的种族主义倾向

乾隆朝禁毁小说颇具特色。乾隆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为了维护满族旧习,以免其被汉族文化习俗所同化,专注于禁毁政治违碍小说,对淫秽小说却并不关注,企图以此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把汉族文化与满族旧习隔离,表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倾向。

论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

乡村是2 0世纪中国文化裂变的阵痛中心,也是2 0世纪汉语文学最重要的话语资源,因此乡村小说便成为2 0世纪汉语文学中成就最高的领域。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从作家的主体立场、审美视角、叙事策略,及其在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等角度进行考察,2 0世纪乡村小说呈现出三种基本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是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的启蒙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是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的诗化传统;从赵树理、柳青到高晓声、路遥是以农民立场、现实视角形成的“史诗”传统。这三种传统,在90年代出现的乡村小说《白鹿原》中实现了全面整合与超越。《白鹿原》由此获得了将中国乡村小说推向成熟的文学史意义。

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

中国小说史上战国至六朝时期的早期小说观念 ,并不是一个文学性文体概念 ,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 ,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它只是一般地揭示了“小说”、“道听途说”、“丛残小语”的特性 ,而缺乏对文体要素的明确规定。早期小说的功能观表现为伦理功能、政治功能、知识功能和娱乐审美功能四个方面。科学界定小说概念 ,应遵循四个原则 ,即叙事原则、虚构原则、形象原则和体制原则。

悖论与焦虑：新文学中的“文体互渗”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

自汉至唐，其间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为数众多而又自成系统。《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一时代的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并且与我国古小说——志怪传奇——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唐以前的《异物志》中，知识性与文学性共存是其基本特征，充其量不过是知识性逐渐减少、文学性不断递增而已。进入唐代以后，文学性一举压倒知识性，成为决定《异物志》性质的主要因素，《异物志》由此从传播知识、认识世界的地理博物杂记。

《庄子》——中国小说创作之祖

庄子所谓“寓言”，以“藉外论之”为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后来小说的同义语和代名词。作者通过以自觉的艺术虚构为主的新颖奇特的小说手法，创作了大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离奇完整、语言风格怪诞风趣的所谓“寓言”，即粗具规模的早期小说，取得了杰出成就。这种有意识的前所未有无所依傍而成就卓著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中国小说创作的发轫和开端。《庄子》一书。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 ,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 ,而且 ,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论五四以来“典妻”题材小说的衍变

一个世纪以来,“典妻”题材小说在中国文坛上的沉浮与巨大的社会历史变动紧密相连,而对这一陋习多样 化主题的开掘和不同叙事模式的形成,则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变迁丝丝相扣,不同的作家依据自身的社会位置 处向和社会性别身份阐释“典妻”的社会政治文化、人性深度、性别歧视等功用与内涵。

明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

小说创作发展到明代,已成为白话小说兴盛的时代,文言小说创作相对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但文言小说总集的编选却出现了异常繁盛的局面,并与白话小说融合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主流。 但长期来,研究者对明代小说研究的兴趣,多集中于白话小说,研究文言小说的,也多注意明代新创作的作品,明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师旷与小说《师旷》

师旷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主乐太师,同时也兼有瞽矇的身份,即以歌谣的形式向王侯贵族陈述王室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师旷六篇",虽不是师旷所作,但它们传自先秦,皆以师旷为题材。《汉志》"师旷六篇"皆散佚,但我们仍可从相关史料中辑出与其相类者六篇。这六篇作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在体制上由客主双方展开论辩,论辩的过程并不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是展示双方的才智;辩词语言通俗并且押韵。大量的歌谣韵语夹杂在散文之中,说明它们是以声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艺。这类可称为杂赋体小说。第二类的特点是以散文的形式层层递进,进行叙事,可称为散体小说。这些早期的小说作品,体制上保存着讲诵的技艺特征。这对探讨小说的起源和流传,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文体获得与理论确认:从殷芸到欧阳修

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由说理向叙事的转变,由此确立了小说的叙事性文体特性并得到理论确认。在这个过程中,殷芸和欧阳修是两个标志性的节点。殷芸《小说》并非学界通常认为的“志人”或“轶事”类小说,其价值也不仅局限于作为现存第一部以“小说”命名、汇集各类题材的小说通选集。殷芸《小说》大量征引史部、子部与集部各类作品,以记言类作品为多,符合“以言说理、以事说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小说观念在北宋之前的实际发展情况;同时,殷芸《小说》大量采用以“杂传”为主要代表的史部作品,揭开了欧阳修对小说观念“退史入子”重大理论突破的序幕。欧阳修吸收唐宋以来史家对“采小说入史”的思辨成果,在编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时,将原属史部杂传类的一些作品及作品集退入子部小说类,将“虚诞怪妄”之说清除出史学书写,同时为小说观念在宋代的嬗变引入了积极因素,不仅增添了虚构和叙事的特征,更为小说取得了以叙事为主要表现体式的独立文体特性,初步完成了叙事性小说体系的理论建构。

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的理论总结——《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标准与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这一总结在确定小说起于口语传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小说标准与小说家的一系列看法。民间性、叙事性和一定的虚构性是小说标准的基本内容;“道听途说者”、“闾里小知者”和“稗官”是分属三个层次的小说家。《汉志》小说理论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小说理论的基础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