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文献—传播学:遏止通俗文学研究乱象的有效方法——读王齐洲等《〈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这明代四大奇书的成书时间历来是研究者相争之地。因为不解决它们的成书问题,就无法确认中国通俗小说究竟成熟于何时,风行于何时,又于何时占据中国文学的中心位置。对于古今学者来说,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的考证,尤其是“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时间的考证,是一个难题。新时期以来,学者从作者、版本、内证等研究视角切入,佳作迭见。但也存在着研究乱象,一些“不注重直接证据而喜欢以猜想代替实证的”的非科学的奇说、怪谈、谬论在新媒体的加持下大肆流行,严谨的科学研究遭到大数据的掩盖。

《水浒传》中儿尾词的运用

《水浒传》中出现的大量儿尾词,对人物描写等方面起到灵动自然的作用。此类儿尾词与杭州方言有一定的关联度。与相关文献比较表明:可能与水浒故事曾经在杭州的街谈巷语、瓦子勾栏流传有关;与书会才人的创作有关,《水浒传》成书时作者可能在不经意间将其保留下来。

水浒文化研究的守正与创新——“新文科视阈下的鲁西南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术论坛部分专家学者发言辑要

为了更好地立足区域文化发展,加深有关水浒文化中忠义精神、爱国情怀和牡丹文化中高雅品格等方面的研究,2023年9月15—17日,菏泽学院与山东省水浒研究会联合主办“新文科视阈下的鲁西南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术论坛。来自省内外2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下面精选几位专家学者发言辑要,以飨读者。

《水浒后传》中的女性群像研究

作为水浒故事的余波与延宕,《水浒后传》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对《水浒传》中的女性有继承也有发展。尽管她们不是《水浒后传》中的主要人物,但通过水浒英雄对她们的态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以及作者的女性观。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之下,作者的贞节观也存在矛盾之处。

古代通俗小说成书时间研究的新突破——评《〈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

关于《水浒传》,学界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但在不少问题上言人人殊,尤其是《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更是聚讼纷纭。通行的说法是《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却没有坚强有力的事实证据。而《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并非只是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中国小说发展与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和理解的大问题。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王齐洲、王丽娟教授合著的《〈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以下简称《研究》,凡引用此著只注页码)另辟蹊径,将传播与接受作为研究的抓手,紧紧攥住《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这个牛鼻子,运用文献—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实现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新突破。

清车王府藏曲本中的水浒戏研究

清代车王府收藏的曲本中,水浒故事主要分布于乱弹、昆曲、高腔及子弟书四部分,其中又以子弟书居多。它们多数属于经典的水浒故事,在内容、主旨、文化内涵等方面继承了水浒故事的核心要素,又具有清代独有的文化阐释与追求;情节的架构与细节刻画等层面,体现了戏曲及曲艺的特质;语言层面,既有韵文的典雅,又有大量的口语句式与用语,其中还有很多清代的新词新语。以上诸种创新,都使清车王府藏曲本中的水浒戏具有了独特的魅力。

萧让与《水浒传》中的书法描写

圣手书生萧让是《水浒传》塑造的游民书法家,最初为搭救宋江聚义梁山,招安后因书法被蔡京赏识,成为蔡京府的门馆先生。《水浒传》以萧让为中心的书法描写,既反映出宋代书法因刻帖兴盛出现的平民化特征,也体现了底层民众虽然能够从实用性的角度利用书法,却无法将书法当作艺术进行欣赏的局限。

梁山好汉绰号中的文化蕴含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绰号,有些一看就能明白其含义,但有些绰号,却要经过艰苦的考证。有些绰号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蕴含,被不少人所忽视。虽然有不少专家学者已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阐释解读,但也有些解释值得商榷。进行更深入地甄别考证和理解阐发,有助于更好地阅读《水浒传》并明白其文化意蕴。

比较叙事学视域下《水浒传》的人物观

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功标准,即小说艺术的核心就是要创作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该文在比较叙事学视域下,对格雷马斯叙事理论中的功能性人物观与贯华堂本《水浒传》的人物观进行比较,对分析《水浒传》大有裨益。两种人物观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全书叙事脉络中人物安排的分析;二是在情节中对人物的展现。具体而言,结构与英雄人物的关系、英雄人物与女性人物在比较叙事学视域下都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因此运用叙事理论分析《水浒传》可为明清白话小说人物观的探讨提供借鉴。

口头传统规约下的《水浒传》叙事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和道德观念等方面展现出了非凡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义。通过深入剖析口头传统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点。口头传统为《水浒传》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民间素材和生动的口语特色,使作品更具有现实感和亲和力。同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传达的道德观念也离不开口头传统文化的影响,展现了对中国古代社会价值观和人性探究的深刻思考。该文通过对《水浒传》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这部经典作品的理解,也能拓展人们对口头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学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挖掘和传承《水浒传》及口头传统的价值,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代文化中继续发扬光大。

水浒文献中的“宋江阵”元素浅析

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宋江阵”渊源于水浒故事,是水浒文化在民俗方面的典型例证。水浒相关文献中的“宋江阵”元素包括相关史籍所载宋江等三十六人行动的团队性特征,水浒戏曲中的排阵细节描写,小说《水浒传》中的排阵与村坊自保方式描写等,体现了水浒文化中的团体互助、忠勇护国、族群认同等精神内涵。

金批《水浒传》中的“独恶宋江”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金批《水浒传》中有许多观点一直为学者们所争论,比如金圣叹是否“独恶宋江”。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接受本身就具有主观性,金圣叹是否“独恶宋江”这一问题自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金圣叹对宋江并非全然的批判,而是对宋江与自家兄弟朋友玩弄权术、用金钱收买人心等行为感到厌恶,这与金圣叹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性格有着密切联系。只有还原作品的历史语境,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更好地理解金批《水浒传》。

论武大郎的人格与文化意义

武大郎是《水浒传》中的小人物。他生性善良,为人懦弱,只求家庭稳定,邻里和谐。他爱妻子,更重亲情,当家庭与亲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武大郎是施耐庵笔下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悲剧凸显了《水浒传》的社会警醒价值。

林语堂的《水浒传》外部研究

林语堂参考不同时代《水浒传》的研究结论,认为施耐庵为小说的唯一作者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他倾向于认同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为群众集体智慧之结晶这一说法;他关注作者与社会现实、社会风气的相互作用,认为悠闲生活产生的格调和情感是该小说产生的前提;他还辩证而深刻地强调小说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指出该小说是培养读者自由、快乐阅读以及个人写作习惯的重要文本。

《水浒叶子》与《水浒传》人物形象之异同

《水浒传》中塑造了108个栩栩如生的梁山好汉形象,陈洪绶的版画精品《水浒叶子》则描绘了40个梁山好汉的人物形象,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所表现的人物,有的如出一辙,有的则相去甚远,由此可看出陈洪绶对梁山好汉的态度与小说有所不同,也可发现明朝末年的社会风气。

《水浒传》非“隐居”苏北兴化人撰写--就《大宋宣和遗事》中一些被《水浒传》写到的内容谈点感想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曾有“隐居”苏北兴化“施彦端”的说法。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素材”而在《水浒传》中被大量充实扩展的几个例子看来,《水浒传》的作者并非是那位被认为“隐居”于苏北兴化故居的施彦端,而更可能是久居于钱塘的施耐庵。

人物塑造的想象与创造——关羽形象的文学史分析

关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其形象不仅见于正史中,也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被不断重构。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中对关羽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揭示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规律和文化心理。本文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如何塑造和想象关羽形象,分析其文学演变规律和时代特征。研究将兼顾对正史和文学作品的考察,并借鉴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理论,从跨学科角度剖析关羽形象变迁的文化内涵,旨在呈现关羽形象的丰富文学面貌,拓展关羽研究的视野,并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论宋江的多重人格

作为《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好汉的首领,宋江无疑是作者重点塑造的主要人物,这势必会造成宋江这一形象人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其多重人格主要由领袖人格、豪侠人格和儒士人格三部分组成。正是由于人格的多重性才造成了其思想行为的矛盾和复杂。

水浒文化主题餐厅室内设计探析

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重视餐饮消费的质量,当代主题餐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主题餐厅建设的意义不再仅仅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更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本文以水浒文化为主题应用到餐厅室内设计中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利用空间设计更好地彰显水浒文化内涵,旨在为水浒文化的传播和主题餐厅的设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