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叙事中的“背景”

作为中外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小说从古老的故事一路蜕变而来,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形态各异,花样迭出,规矩难觅,法则难求。带着本质主义的思维,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具有评判标准的通用律则,但常常又会发现,仍有大量优秀的小说处在各种所谓的律则之外。这或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当一种成熟的文体不断走向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它的内部仍然充满巨大的活力、潜力和可塑性。

推移与抒情:《河山传》里的世情、天地和众生

一此“河山”非彼河山。河是洗河,山是罗山。洗河出自农村,是进城务工人员,是创业的“城一代”,是跟班、助理、管家、筹备中的项目经理;罗山久居城市,是事业大成的老板,是社会贤达,是“主人”、老总、商会会长、政协委员、数个公司的董事长。人事兴衰倏忽,转眼四十年矣!其间阴阳交替、寒暑易代,造化运转不息,人事迁转无定,演出了多少兴衰、起落、成败、得丧、荣辱、进退甚或死生的生命故事,遂成这一部表层风轻云淡,内里波澜万丈的《河山传》。

“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纠葛--本事重构视野下的《三里湾》

《三里湾》主要根据赵树理1952年在平顺县川底村参加农业合作化的亲身经历撰写。但对读小说内外,不难发现此小说对本事材料的择取有“买椟还珠”之憾,在其背后则是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得“形似”而不能兼得其“精神姿制”。这使《三里湾》难以进入1950—1970年代优秀文艺作品的行列。不过,它对于农民实利主义的精细刻画,对于乡村“皱褶”的呈现,仍给“短20世纪”中国留下一份“大历史”与“小历史”彼此博弈、相互承认的珍贵记录。

农村知识青年出路、前途问题的丁玲式书写——读丁玲佚作《杜秀兰》

新近整理的丁玲佚作《杜秀兰》是书写农村知识青年出路、前途问题的小说。这一创作主题成为热点与1953、1954年的“教育整顿”和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密切相关。丁玲之写《杜秀兰》源于她在京郊下乡的体验,基于她书写现实重大题材的尝试,同时也基于她对现代青年的出路问题、精神困境一贯的关注、理解与把握。因此,《杜秀兰》虽为“应时”之作,但其主人公仍是属于丁玲自己的人物,具有丁玲笔下新青年特有的“自珍”“卓尔不群”的气质。同时,小说的重点落在主人公如何能够突破自身思想、精神限制,顺利返乡,实现一种“社会化成长”。丁玲对这一融入集体的“现实道路”的书写一定程度上呼应、弥补着《在医院中》那个仓促的结尾。但对这个“现实道路”理想条件的设定使得这一解决路径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时代性阐释——由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

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的改编,成为近年来影视剧创作和关注的热点。编剧既要遵循小说原著的精神,又要勇于开拓和创新,让文学经典走近人们的当前生活,以满足不同年龄时段受众群体的审美期待。由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拓展叙事时空、展现地域风貌、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民生形态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呈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性背景和现代化元素,从而有意地突破小说原著叙事时间的局限,拉近文学经典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让文学原著的主题精神深入和延续于当下社会,继续发挥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这也是该剧的成功价值所在。

重回现场:生命因文学而常青——宋遂良教授访谈录

一结缘文学:从湖湘到齐鲁宋健:宋遂良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对您进行访谈。前不久,2023年6月17日,山东师范大学以您的名字为题举办了《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展》,通过手稿、信札、照片等文献,呈现了您长达70年左右曲折但丰富的文学人生,您可否简要概述一下您文学人生的起步和过程?宋遂良:我193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49年考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革命工作。

地理叙事的美学意义——论苏炜作品的浪漫美学与生态美学构建

美国华文作家苏炜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具有独特的地理叙事特征并体现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可贵理念。其长篇小说通过构建奇异的地理空间结构,塑造奇幻人物形象,借助地理意象和景观的象征与神话修辞,展现出浪漫主义美学风格。《小鸟依人》《独自面对》等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因植根于浪漫主义美学中对自然地理的敬畏之情,进一步发展出鲜明的生态美学风格。地理叙事在构建这两种美学风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作家提供了创作方法,更为批评者提供了解读浪漫主义和生态主义作品的理论路径。

小说理论与创作之间必要的张力

一本专栏的设立基于一种共识。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结合7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采用各种方式(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学术探讨)发掘当代小说家的“创作谈”这座富矿,灵活、具体而深入地总结当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经验,由此建构带有当代中国鲜明印记的小说理论。但这一原初设想是否也暗藏了某种“潜台词”: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创作谈”一直保持着互相阐释的良性循环关系吗?我们既可以参照具体作品来读解作家们的“创作谈”,也可以参照“创作谈”来顺畅地阐释他们的作品?作品必定是作家“创作谈”的完美演绎,而“创作谈”必定是作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

乡村“女儿”的心灵关怀——论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

孙惠芬从198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有40多年,作品数百万字。正如她的自我总结:“我的目光,从没有到达院子以外的世界……我的心匍匐在一方狭小的空间,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①)她的作品基本集中在乡土领域,但很少直接书写乡村政治、经济等现实领域,而是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乡村社会的情感、伦理和信仰问题,在这些乡村“心灵世界”里跋涉和探询。一、关怀的指向:乡村心灵孙惠芬首先关注的是乡村情感世界。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心灵内涵。孙惠芬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关注乡村人特别是乡村女性的情感问题,书写他们在恋爱、婚姻,以及与亲友相处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他们对爱和温情的渴望,对理解和尊重的期待,也展示了这些要求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厄。

海岛书写的当代性——林森的小说及其他

一、南方的“在地性”从一篇短篇小说《抬木人》说起,这是林森2014年完成的作品,首发于《大家》,后收入小说集《海风今岁寒》。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短篇时大惊失色,感叹于同代人作品中居然有如此精湛之作。小说不长,1万多字,写海岛小镇上的两兄弟,无名无姓,来路不明,贫穷、懒惰、愚昧且残忍。两兄弟一无所长,靠偷砍山上的树为生,但也有原则:一次只砍一棵树。砍好后,两人一前一后抬到集市卖掉,拿着换来的几十元立即挥霍一空,而他们的挥霍,也无非是吃一碗米粉——这米粉如毒品,两兄弟几日不吃就要发狂。

“文学”的有无——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

一.近年来,随着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文学理论也渐有移除“文学”、再造新质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文论界有不少学者都致力于祛除文学理论的工具论色彩,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可以无需文学经验的独立的知识系统,它不仅依靠自身生产知识(比如做某一文学理论知识的学理性阐发),而且还能借此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心理。简言之,“文学理论无文学”的学术思潮,或者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业已改变了我们对理论和创作之关系的固有认知。

新时代乡土小说反贫困话语的生成

现代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世界性资本主义扩张,以及现代中国对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想象、模仿与实践所衍生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正如南帆所言:“农村的贫困与城乡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存在千丝万缕的结构性对应。”①百年中国乡土小说一直都在关注、剖析和解释农村贫困危机,都在叙述农村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联,回答“农村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新时代以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全面实施,乡村迈入治理和建设新阶段。

“姿本”:一个揭开“超真实”的通道——舒雅小说论

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出身的女作家,舒雅(本名汪明明)惯于从“符号”“拟像”“表演”等视角切入,审视当代人存在于景观幻象中的境遇和样态,挑战内嵌于消费主义的镜像迷恋与符号异化。如果说在居伊·德波的景观批判理论中,景观并非只是视觉的滥用、图像的集合,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的中介而建立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①),那么,当景观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导模式时,真相反成为颠倒世界中一个个虚假瞬间的组合。鲍德里亚同样提出“超真实”概念,认为在大众媒介作用下,真实已经消解,符码化的“超真实”成为人们的共在,人的所知所感都来源于仿真机器制造的虚假幻象,人的身体和主体性则最终为符号暴力所宰制。

用另一只眼睛看毕飞宇和他的作品

潘轩:你和毕飞宇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是一个重要作家?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听说他很喜欢和朋友通电话?他通常什么时候会给你打电话?聊些什么?丁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一位当时小有名气的年轻评论家和我一起走过南京大学“斗鸡闸”(何应钦别墅)时说:“扬州师院中文系又出了一个有潜力的作家,名字叫毕飞宇。”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中人与技术关系的新图景——以“新人”想象为分析中心

作为人造物中顶端的技术成果,人造人以其“吾手造吾身”的强大诱惑,让人类无法抗拒地将这一技术不断向前推进。从早期只能做简单动作的笨重人形机器,到智能机器人,再到新型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婴儿、虚拟偶像等,人造人的种类越来越多,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与此同时,迅速崛起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后人类主义提出身与心、物质与精神、文化与自然都是作为信息而存在的生命模式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身心二元论,为平等看待人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戏剧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音乐与小说的对话

纯属巧合,抑或不谋而合,本期3位作者都从各自经验出发,贡献了不同的“跨界”思考,让我们很难得地欣赏到一场戏剧与小说、音乐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三维对话。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相声)、历史记叙,乃至学术论文的“跨文体”交流互渗,早就成为小说学的常见论题。小说与绘画、雕塑、建筑、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沟通互鉴,也不时有人谈起,至于研究小说与中西丰富的音乐传统之关系,虽偶有所见,却并非司空见惯。至少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而言,音乐与小说,至今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话题。

喜剧、正剧与年代剧:“新东北文艺”的多重文化张力

熟悉当代文艺现场的读者大概不难感受到,“地方性写作”正在为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在追溯这一写作潮流的历史脉络时,其线索其实清晰可见。学院派研究者力求打破一潭死水的研究现状,期刊急需新鲜话题的持续刺激,而各级地方政府则着力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正是在这多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有着明显地域文学特征的“新东北文艺”“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等概念陆续走红,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学术热点。在此之中,主流评论界津津乐道的“新东北文艺”,无疑是其中最为热闹的话题。

地方、地图、乡土:中国香港当代小说的空间建构

一直以来,香港地区更擅长将“空间”作为文学书写与学术研究的重心。这是由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意识造就,也是香港地区变动不居的文化特性、各种异质性因素催生的“在地”意识使然。在此意义上,相关文学创作亦为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书写及理论建构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和吸纳的重要内容。

破解小说的“地方”与“背景”之谜

中国香港小说似乎总是跟中国香港地名学密不可分。为何造成这种奇特景观?研讨这个问题的论著实在太多,葛亮这篇有何特点呢?我想特点就在于,“双栖”的葛亮即使引经据典,大谈理论,却仍然不失其小说家之本色。比起纯粹的学者,他更关心不同身份的作家对中国香港相同的“地方”的不同处理方式。

关于《三家巷》历史争议的几个问题

从审美的角度、受欢迎的程度看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其并不亚于经典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作品。特别是对于广州人民而言,他们由衷地喜爱这部地域性与革命性完美结合的红色小说。《三家巷》1959年8月3日开始在《羊城晚报·花地》连载,“每天下午3点左右当《羊城晚报》出报了,广州的街头巷尾广大读者争相购买晚报,首先打开二版以先看《花地》副刊连载的小说《三家巷》为快”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