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红色对联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对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独特的存在,与民众生活和文人情趣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红色对联文化利用传统对联文化形式,服务于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发挥其独特的战斗作用。六安红色对联文化有着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资源非常丰富,功能多种多样,艺术成就突出,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但是目前六安红色对联文化资源存在收集、保护、管理、运用和研究等方面的不足,需要加以深入搜集、妥善保护、精心考证、广泛宣传、严格管理、合理运用和科学研究,以充分发挥其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精神、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新价值。

试论南子散文中的自然书写及生态话语建构

新疆作家南子的散文集《游牧时光》和《游牧者的归途》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态观和生命观的交融,其中既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由此显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又渗透着作家源于生态伦理所表现出的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南子通过对牧民生存家园的探索与寻觅,再现了对草原游牧民族自然生态的深刻认知。南子的创作根植于自然新疆的地理呈现与诗性表达,其倾情走访、记录、书写了草原牧民的日常,其笔端再现了牧民生活及背后所蕴含的草原文化,凸显出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与现代意识。南子散文通过对自然而纯朴的风俗民情及生态做全景式叙写,不断发掘出草原文化中带有田园牧歌式的浪漫色彩。

“永州八记”零札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几个关键词贯穿其间,成为一组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的游记散文。作者所谓“游”,不仅是游览,更是道家式的神游。作者所谓“得”,不仅发现了山水,也完成了体验和创作。作者得到了遨游之“乐”,也未能摆脱“惴栗”之情。对“造物者”的矛盾态度和“记”的主观故意,都与他的现实处境有关。

周振甫《文章例话》中的阅读方法、准则及视野

周振甫在《文章例话》的阅读部分中选取以钱钟书、朱熹和章学诚为主的前人文话,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活实际与广阔视野,给出了兼具实践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阅读观,主要表现在讲求循环往复的阅读方法、基于辩证求真的阅读准则以及具有历时性和群文阅读特征的阅读视野等方面。这样的阅读观指向理解与表达,与写作乃至写作研究息息相关,对当下的学术论文阅读与写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女性视角下的“日常小史”——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历史书写

《额尔古纳河右岸》聚焦女性的日常生活,建构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日常小史”。“日常小史”的叙述者“老女人”与现实原型的裂隙,折射出作者将女性、自然、少数民族折叠在日常生活话语中的写作意图。而“三位一体”的历史叙述具有多重视点和丰厚意蕴,使得历史的不同面相以日常生活为核心辐射开来,构成了对现代性的质疑和解构。但是这种解构只存在于文学虚构的思想文化层面,就现实境遇而言,三者的异质同构性还表现为边缘性的文化姿态以及注定融入主流、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

孙犁散文的文学性追求

孙犁曾尝试多种散文文体的写作,努力开拓散文的文学性空间,成为现代散文史上出类拔萃的“散文文体家”。孙犁的文学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自叙传传统,以突出的个性闻名于世,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追求“真情”“真相”,不惧外部纷扰,体现对现实生活的真诚拥抱和对人生丰富而深切的理解。孙犁还是出色的散文理论家,其散文理论和写作实践呈现双向互动关系。他在五四以来散文思潮背景下思考散文写作和发展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整合中,为我们勾勒了散文文学性的基本特征。孙犁六十年的散文活动,体现了他接续传统的自觉,文体创新的自觉,理论建设的自觉,成就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不朽地位。

论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中“晚熟”的意蕴

通过多角度解析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中“晚熟”的意蕴,认为它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渐进的“晚熟”,二是蛰伏的“晚熟”,三是蜕变的“晚熟”,四是智者的“晚熟”,后三种“晚熟”都蕴含着第一种。“晚熟”意蕴也是小说人物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画境艺术

中国诗情画意的古典美学传统源远流长,迟子建承袭了中国传统诗画艺术对意境的追求,将绘画技艺理念嫁接到文学创作中。作者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呈现了一种水墨画般简约隽永的画境艺术,以设色、写意、空白三种绘画表现手法为切入点,阐释出《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展现出的视觉美、笔法美、布局美,挖掘小说画境艺术的独特价值。

中国现代散文导语三十则

一、鲍尔吉·原野《剿蚊记》幽默散文和抒情散文不太相同,抒情散文不外是美化和诗化——美化环境、美化自我的情感;而幽默散文则相反,不但不常美化自我,也不美化环境,却每每“丑化”自我和环境。把自己写得很狼狈、把所写对象写得很可恶,是幽默散文——尤其是自我调侃式的散文的常用手法。这篇散文具有典型的自我调侃的风格。

主持人语 八十年后再话《甲申三百年祭》

又逢甲申年,郭沫若八十年前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依旧会被提起,因为它的历史叙事仍然能镜鉴到当下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再说《甲申三百年祭》,当然不是重拾旧话。《“人心为本”与执政“赶考”——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解读》一文根据当下的现实,对于《甲申三百年祭》做了更悉心深入的解读。文章认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论史的宗旨及表达的核心内容是要以“人心为本”。无论明朝的灭亡还是李自成起义的成功与失败,皆系于此。

中国现当代散文中的“红色文化”书写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红色文化书写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其显著特点是中国化、现实性、生活化,并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发展趋势。红色散文重崇高理想信仰、精神高度、品质境界,这在共产党领袖与军民形象的塑造中得到体现,也显示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红色散文要改变固化经典观念范式,从真诚、内在化、感人、反思、自我革命出发进行理解,还要看到阴柔温润的审美风格,特别是“物喻”叙事方式的价值。红色散文有许多内在价值需要挖掘、重审、重估,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味论”传统与新时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

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是一个宝藏,它重视趣味、人生味、文学味、地理味,既受到中国古代“味论”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探索创新。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是向西方看齐,并从诗歌、小说、戏剧这些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文体获得理论资源,少有人关注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当然,目前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还比较零散,标识性不强,缺乏古代“味论”的经典性,需要通过辨析和强化“散文味”等,建构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

面对人文学术危机,学术期刊当如何作为?

所谓“人文学术危机”,也就是作为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等学科而呈现的“人的学术”即人文学术的生存危机。中国当下人文学术危机的成因,表现于宏观层面,是拘泥于传统理念的回归,欠缺甚至拒斥中外人文交流与互动;就学界及其管理思维而言,是重“术策”轻“学思”、重功用轻基础、重“有用之用”而轻“无用之用”,功利主义思维盛行;就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组织方式而言,重“大兵团式作战”而轻“单兵细作”,深沉的学术创发供给不足;就学术评价体制而论,则是形式化定量评价独占鳌头、内质化定性评价几无踪迹。欲扭转人文学术日陷危境的态势,学术期刊共同体自然责无旁贷,宜舍术向学,回归本真;宜尊重传统,塑就品牌;宜同行评议,定性为先。

论中国近现代演说的文体建设

中国近现代演说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功用和价值,及其对近现代文章变革的影响,已获得学界的认同和阐发,但演说作为一种文体的属性和价值,尚需进一步研究。演说源自说话,至晚清时期,演说与报章结合,形成了文言演说和白话演说两种形态,其本质是一种应用文体。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演说从应用文体转化为散文文体,形成以说为文、言文相生的特性,具备议论与抒情、理性与感性、审智与审美、启智与移情相结合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演说体散文在近现代多样发展的艺术成就和宝贵经验,对当代演说和散文的传承发展富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回忆与救赎——评《陶庵梦忆》

《陶庵梦忆》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张岱所作。在《陶庵梦忆》中,张岱详细记述以往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表达了对过往美好时光的爱和思念。回忆救赎了自我,也建构了主体,书中的记忆碎片,具有文化、文明、文学等多种价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李娟散文中绿洲地理的色彩书写及意义阐释

纵观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色彩书写,极大地扩展了文本写作的情感表现与叙述内涵。作为一名新疆作家,李娟在其散文中呈现出了亲和新疆绿洲地理色彩书写,绿、蓝、金三色是其写作的主色调。本文通过对其描写空间中色彩的交融碰撞、单一色彩渲染情感氛围、多重色彩营造意境空间这三种艺术表现方式的分析,意在阐明揭示出了李娟散文书写的生命蕴含以及审美召唤在文本中的呈现特点。总体而言,李娟色彩的书写呈现出了一种从感觉精神层次的色彩反映到感情精神层次的色彩表现,以及人的全面精神在色彩艺术中的升华的三阶段,展现出了其色彩书写的艺术道路。

爱的哲学之外的社会担当--论冰心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创作

梳理冰心1919-1949年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其初登文坛以问题小说驰名,以己之文学专长捍卫个性解放,对社会文化生活有所引领。冰心的文学创作,不论何种体裁,都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与现实讨论,以深厚智识为民众利益思考和发声。她的写作并非“去社会化”的温室书写,而是始终与社会问题接轨,客观理性地评论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话语影响力,有益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有序构建,体现了女性作家的社会主体价值和特殊视角。

相逢在科学的春天——李征致袁复礼书信疏证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珍藏的袁复礼文献中,保存有李征借调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期间于1983年给袁复礼的一封书信。其中叙及共同关注的新疆地图、高程测量、古今地名等问题,从中可以了解到李征在文博考古之外对于新疆地质、地理方面的熟悉程度,以及袁复礼晚年依旧关注新疆地学问题、培养学术人才的壮心。这是李征在与黄文弼接触之外的另一段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相关联的事迹,书信的内容也客观体现了1980年代初期科学受到重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得到正名的时代转机。

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