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老舍小说中的俗文学意识

老舍的小说创作深受包括古典小说在内的民间俗文学的影响,具体可从其创作观念、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结构安排诸多方面充分感知,据此也更便于我们对作家的小说作品进行解读。

回漩与突进——论苏曼殊文学中的现代性品格

将苏曼殊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中,阐释其诗歌、小说、译作中所体现出的个体独立精神,探讨其作品的悲剧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生成的作用,在其小说艺术手法的现代性倾向的综合分析中,发掘苏曼殊的极富魅力的精神探索历程,归结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品格。

“漂泊者”的精神追寻——《一句顶一万句》读札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两代人出走和回归的故事。小说塑造了底层的漂泊者形象,他们不仅在生活上是漂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漂泊,而后者主要源于人性的自私、冷漠与狭隘。为了重建理想的友爱世界,人们在人生的大地上坚韧地寻找着,而寻找的过程就是友爱世界重建的过程。作家运用"去历史化"的手法,还原给我们一个更纯粹的乡土。

论吴组缃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吴组缃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对女性悲剧命运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他指出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宗法家族观念对女性人性的戕害,思考了知识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在剖析农村社会现状时,给与农村底层女性特别关注,指出女性不仅与男性一样受经济和阶级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等级观念的压迫。吴组缃同情受迫害的女性,谴责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歌颂敢于反抗的底层女性,颠覆父权制等级观念。吴组缃与"五四"及30年代女作家一起,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

自传式思维的文学表现——论20世纪安徽女作家的创作

20世纪安徽女作家苏雪林、戴厚英、王英琦擅长自传式思维,作品具有明显的自叙传特征。苏雪林的《绿天》和《棘心》是婚姻美梦的编织和痛苦情感的表达,戴厚英的《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是超前的理性思考和真诚的自我表述,王英琦用《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记录痛苦的自我超越和求真悟道的全过程。她们的代表作品具有内倾性、直觉性和穿透性的特征,是自传式思维的文学表现。

论戴厚英的小说创作

戴厚英是当代文坛上一位真诚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的作品既是自我表现,又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人文关怀。《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是作家真诚地反省及思索人性的结果。《脑裂》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症状的象征和调侃。她的乡土题材作品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乡土情怀;作为女性,她既有对自身性别的体验,又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关注更多的是人性,而不是女性。

革命与性: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身体悲剧

叶弥对丁玲用革命话语遮蔽女性身体受辱的还原,张爱玲、铁凝对革命中女性身体悲剧的反省和揭示,严歌苓对夏衍用民族观念遮蔽妓女爱国的颠覆。同一母题却出现不同的叙事,既可看到女性话语对男性话语的反叛及女性话语的进步,又可看到男性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及女性身体的悲剧。女性身体总是男性欲望化的对象,被革命话语和男性话语所控制。

超越与转向——论王英琦散文的特征及局限

王英琦在80年代初就已登上文坛,并在散文园地占有一席之地。她的散文视野开阔,题材多样,风格多变,呈现出比较鲜明的自我超越的历程,具有鲜明而独特的风格。但后期的散文存在诸多的局限并发生了精神追求的转向。散文的艺术美感降低,文学价值的迷失和道家太极拳内丹功的练习导致精神追求的转向。

论黎士弘的“用世读书”说

黎士弘提出"用世读书"的治学观以批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这种观点来源于他自己的经验总结,也来源于李世熊和魏礼等人的影响。这种观点不仅倡导了向唐宋古文学习的传统,而且对汀州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正"文风的作用。

论沈从文小说的美与悲凉的审美格调

沈从文的作品中美并不是唯一的主题,其间还有淡淡悲凉。表现在:生命的本真与道德规范糅合的冲突的悲剧,落后与愚昧所孕生的悲剧,文明重压下人性扭曲的悲剧,以及一切的原始美终将走向灭亡时的哀婉与惶恐。美与悲凉构成了沈从文作品独特的审美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