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的赓续:蒲松龄诗赋与历下亭变迁

济南名亭历下亭曾经几度兴废,与之相关的游宴和文学活动亦经历几番盛衰。自北魏以来的史志诗文的记载和描述,一定程度上可供推考此亭地理位置和景观的变迁。清康熙年间,李兴祖和喻成龙重建历下亭以尽接续风俗、延绵文史之责,蒲松龄为此盛举作赋创诗,吟咏胜景,追怀故迹,称颂功德,冀望将来,生动诠释了园林生活对文学书写的重要影响,表现出文化“传而益久”的认知与情怀,成为文学精神一脉相承、文化志业继往开来的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和写照。

从“刚健激越”到“哀而动人”——论1920年代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流变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歌谣一直肩负着重要的动员使命。作为中共革命开端阶段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情感基调经历了显著变化——由“刚健激越”转向“哀而动人”。这种风格流变关联了几个重要面向:首先是安源工人运动领导者各异的个性气质以及革命思潮的变迁;其次是“哀而动人”动员策略下的诉苦主体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体;最后是激越豪迈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和激进的现代革命修辞转向对“孟姜女变调”传统歌谣形式和“牛马”等受难意象的征用。安源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哀而动人”政治美学成为井冈山时期、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情感动员的重要资源。

发现女性的光辉:《歌谣周刊》的妇女歌谣研究

妇女歌谣自《歌谣周刊》创刊之初便是歌谣搜集与研究的一大重要主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歌谣与妇女所具有的内在天然联系和外部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合力作用的结果。《歌谣周刊》作者们对妇女歌谣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研究底层乡村妇女命运的历史和社会材料的不足,有利于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歌谣周刊》的作者们在分析妇女生活时侧重于揭露乡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凄惨境遇,这种选择性的文本阐释忽略了对妇女能动性的认识。同时,由于《歌谣周刊》本身“学术”“文艺”的办刊目的,其能为妇女解放所起到的实质作用无疑也是十分有限的。更进一步来讲,透过《歌谣周刊》对妇女歌谣研究的逐渐丰富与深入,也可窥见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逐步建立的过程。

客家山歌的生态语言学考察

客家山歌的产生与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南北文化交融的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发展面临困境。巩固和强化客家山歌语言交际功能、培养对客家山歌语言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开发客家山歌语言文化蕴含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新的生态环境下客家山歌的生态语言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壮族民歌传统与诗性思维的文明史价值

壮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浸润在"歌海"之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民歌传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诗性思维模式,熏沐成一种具有人类文明史意义的心灵习性。然而,现代文明的传播以及人类思维模式的革故鼎新,致使民歌习俗式微,诗性思维失去衍生的文化沃土。有必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语境中,审视民歌传统和诗性思维的文化价值,促进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充溢着诗性的精神。

浅谈陕北民歌的保护和传承

延安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为当下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间。地方政府主导的陕北文化品牌建设,过分追求以"红色文艺"形象出位,割断了陕北民歌与传统的密切联系。从"非遗"视角出发,回归"原生态",唤醒民歌手对传统文化自觉,应是陕北民歌保护传承的策略取向。

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董作宾歌谣研究的百年对话

1924年,董作宾根据各地歌谣《看见她》而写成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被认为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最重要的成绩之一,一直被民俗学者奉为歌谣研究的经典。奇怪的是,时隔一百年,经过了多次全国性的歌谣搜集运动,这首被胡适和常惠等人认为风行全国的歌谣,搜集总数依然不足一百篇。究其原因,除了董作宾曾经指出的该歌谣只能流行于南北官话系统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是一首主要由清代旗人子弟带往全国各军事重镇的儿童游戏歌。辛亥革命之后,旗人逐渐星散,这首歌谣也开始走向衰没,1950年之后几乎绝迹。歌谣中对于“理想美人”的夸耀,处处都能看出歌唱者以“贵”为“美”、以“相”取“貌”的审美标准。与其说该歌谣夸耀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对于富足生活的热切向往。

歌谣研究的三种方法及其价值取向

歌谣是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类型之一,对它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路径:以文字文本为中心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以活态文本的展演为中心的口头诗学与表演诗学研究,以作家文学文体为中心的文艺学研究。任何方法都是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相联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研究方法。现代民间价值立场的确立和民俗学遗留物思想的影响,使歌谣的记录文本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对歌谣展演过程和具体语境的重视促使了口头诗学和表演诗学的兴起和应用;作家文学的本位立场使歌谣成为文学研究的价值附庸。

客家童谣学术史研究

客家童谣学术研究包括客家童谣文本的收集与整理,也包括相应的研究论文。客家童谣研究起步晚,成果较单薄;研究角度较多,但论文质量一般,缺乏新视野、新方法,学者及研究机构之间也缺乏相应的沟通与交流。未来的客家童谣研究应拓宽研究领域,加大研究力度;打通研究和创作通道,以研究促创作,以创作促研究;多地联合,互通有无,共享研究成果。

壮族农事歌谣的生态寓意

壮族来自千百年实践经验累积的农事歌谣体现了族群深远的智慧、艺术的天赋,传唱农事歌谣成为传递农业知识的情趣载体,也演绎为护佑生灵的和谐实践,并在农事劳作中倾情恋爱婚姻的难得机会;直接关注的是知识传递后生、护佑身边生灵、婚恋幸福美满,完全指向未来美好生活,对于可持续发展给以实际的切身关照,是热爱劳动的壮人生态意识的叙事,又以族群歌圩文化为表征,呈现了浓郁的生态寓意。

徽州民歌中女性的爱情观

徽州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情是徽州民歌传唱的重要内容。在民歌中,徽州的女性们大胆地表现内在的想法,勇敢地追求自由爱情,无悔地坚守忠贞、如一的爱情理念,深情地诉说着对天长地久婚姻的期待。徽州爱情民歌质朴、纯真,洋溢着一种原始的野性色彩。

宁波东海渔歌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

分析宁波东海渔歌社会文化生态状况以及东海渔歌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数据库建设要确定原生态、标准化、完整性、及时补充和服务五个原则,选择合理数字平台,通过田野、文献等方式采集信息,建设五子库集中渔歌资料,设立三平台提供管理、发布、传播服务,并建议政府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开展常态化挖掘整理工作和宣传、传承活动。

台静农与皖西民歌

台静农上世纪20年代回故乡霍邱收集整理了大量民歌,后来选择其中的113首情歌结集为《淮南民歌集》刊印。这些情歌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表现手法看,都具有明显的皖西地域特色,事实上属于皖西民歌。另外,台静农对民歌理论和收集方法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他对皖西民歌的收集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

“西调”闺妇题材论

清代前期我国京畿地带与全国局部地区广泛传唱的"西调",咏唱妇女生活的题材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歌咏大家闺秀与高门贵妇苦苦相思之生活状态居多,歌咏佳人与士子密约幽会的生活形态居少,歌咏女性慵困疏懒之日常生活景观的更少。由此推断,妇女题材的"西调"应当是一种以表现青年女性单方相思为主的恋歌,整体"西调"基本是一种以反映闺妇怀人为主、兼及青年男女其他生活题材的俗曲。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它的实质,则会发现:内中的女性故事片段只是一个象喻符号或表现手段,含有浓厚的比兴色彩与政治色彩,这类俗曲不过是一种失意文人的哀歌!

《粤风续九》中的“刘三妹”故事

《粤风续九》辑有五卷百余首浔境的地方民族歌谣,录有涉及本书及粤地风俗的组诗百余篇,又有多篇涉及诗歌批评与民族风俗的序跋之文,材料丰赡,是一座尚待开采的富矿。该书曾因"亡佚"而产生了诸如《粤风续九》的编纂、传本情况,《粤风续九》与李调元《粤风》及相关清代笔记著作的传承关系等纠缠不清的问题。鉴于《粤风续九》所载的"刘三妹"二文及相关歌谣在刘三姐传播系统中的重要意义,本文拟澄清其所载录的"刘三妹"故事相关问题。

20世纪中国民间歌谣搜集的实践历程

歌谣学的滥觞期,学术工作是将民间歌唱活动文本化,即把歌唱活动从生活中脱离出来,抽提出唱词编辑成歌谣记录文本。早期的歌谣研究以记录文本为中心,发掘歌谣蕴含的文化要素和历史积淀。上世纪50年代以后,歌谣学的视野有所扩展,歌谣传唱的生存环境得到关注,但并没有从文本中心主义的窠臼中摆脱出来。直到90年代,回归歌谣生活本原成为明确的学术方向,田野的深入实践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个案经验。延续到本世纪,强调歌唱所形成的生活环境所凸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建构力量,歌谣置于生活的深层语境中获得了富有张力的阐释。

乡土童谣的生存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对鲁西南乡土童谣搜集整理工作的思考

随着中国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文化生态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民间文学和传统技艺尤其是那些依靠口耳相传的乡土童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正在不断消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努力探索行之有效的拯救和传承策略。

传统客家女性的社会家庭角色及族群文化特点——客家山歌中女性文化探析

客家山歌中对女性的描绘和对女性的讴歌,展现了客家女性独特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以及客家族群独特的女性文化特点。这些山歌也教化着后人,加深了客家人族群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推动了它的发展。

蜀西龙门山的稗谣歌及其语言特色

因时代变迁,民间原有的丰富的稗谣歌正趋消亡。本文对蜀西龙门山地域遗存的汉、羌族稗谣歌类型进行了梳理,发现龙门山稗谣歌具有鲜明的地域化特征,其语言也独具特色:话语质朴,多用民间口语;语言简洁、凝练,擅用白描手法;语句形象,直抒胸臆。

薅草锣鼓:土家族歌乐到说唱的过渡形态

薅草锣鼓是聚居在湘鄂渝黔边邻地区土家族人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历史悠久,表现力丰富。长期以来,土家族人忙于劳作生产,栽秧薅草等集体劳动必不可少,为了调节劳逸、提高功效,便成群结队,击鼓吟唱。从古代单纯的祭祀性薅草锣鼓歌发展到如今娱乐性很强的说唱艺术,表演者逐渐淡化了薅草锣鼓的祭祀功能,彰显了薅草锣鼓的“说唱”特性,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经由重祭祀到重娱乐的过渡转变。从歌乐到说唱的过渡发展,薅草锣鼓中的每一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黍作教化内容,紧密地与土家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生活、价值观念、经济关系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土家族薅草锣鼓从歌乐形态到说唱形态的过渡演变,为我们研究土家族祭祀仪式音乐与民俗音乐的承接、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