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精神

支格阿鲁是云、贵、川各地彝区普遍流传的一位被神化了的彝族古代英雄,是整个彝族族群认同的一位伟大祖先。历史、谱牒及天文历算等古文献中的支格阿鲁是一位集天文历算家、毕摩和君王为一身的具有非凡本领的伟大英雄人物,这是支格阿鲁文化精神的基础和雏形。在长期流传中彝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愿望把支格阿鲁塑造成一位能征服一切的神话英雄人物,从而形成和发展了支格阿鲁文化精神。支格阿鲁文化精神在当今彝族文化先锋精神中得到了重铸与张扬,被赋予新时代的文化内涵。支格阿鲁文化精神是一种自尊、自强而积极进取的民族文化精神。

试论《福乐智慧》的价值

哲理长诗《福乐智慧》有着语言文化、艺术、法律、天文学、伦理道德、文化人性论、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长诗中体现的法制观念 ,人权思想 ,重知识、讲实用的认知观 ,以“无常”为核心的发展观和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的思想及治国纲领等 ,是其中的精髓 ,是应予以继承和发扬的文化瑰宝。

《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

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跨语言比较和考证是关键。对古代蒙古文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明代戏曲《葵花记》进行逐字逐句的跨语言比较,证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蒙古人主要翻译了《葵花记》的对白部分,省略了词曲,并在结尾部分增加了佛教本生故事内容,从而把戏曲《葵花记》转换成了小说。

创世史诗中苗族社会秩序构建与地域生态文化——以《亚鲁王》文本分析为例

亚鲁王流传于贵州麻山苗族地区,是一部唱诵苗族祖先迁徙的长篇史诗。史诗中不断铸造日月、开辟疆域的故事是对苗族社会秩序构建的反映,秩序的有序性能够保证苗人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内部结构的稳定团结。在迁徙中苗人历经平原、盆地、丘陵等不同生态环境区,凸显了民族睿智、勇敢、团结、坚韧不拔的性格。土地、水源、安全成为地域生态文化选择的重要依据,在选择中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均反映了当地朴素的生态伦理观。

谈彝族“克智”与“尔比”的独特性和共用性

"克智"与"尔比"是一种独特的说唱艺术,是彝族人民根据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精品语言,包涵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审美,在彝族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被彝族人民称为"语言中的盐巴"。"克智"大多在婚丧节庆等重大场合中使用,"尔比"则适用于调解纠纷和教育场景之中。但"克智"与"尔比"也可以互相交融、互相掺合使用,从而形成了"克智"与"尔比"共用的独特语言格局。这种共用性主要体现在群众性、社会性、娱乐性和传播性上,具有普遍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生态文学视野中的苗族古歌艺术

苗族古歌内容丰富,艺术题材广泛,其中有不少作品表现了苗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存、平等共生的特点,并且充满着浓厚的审美意蕴和可贵的诗意情怀,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文章试图对苗族古歌艺术的生态意识作一初浅的探索。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的跨国族叙事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国族叙事具有明显的族性特质,对跨国族人口流动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明确的道德情感评价,但是对"洋人"的塑造交织着矛盾性认识,这深刻呈现了民族作家在文化立场上的坚定与转型期文化心理结构的某种脆弱;跨国族小说包涵着民族认同的多层次性,在传统国族认同主题之上又建构了族群文化叙事层面,由捍卫民族尊严过渡到弘扬民族文化,从而使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得到双重强化;创作者尝试以超种族、跨国界的生命价值观及文化共性的文学建构来化解族际文化冲突,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意义和文学示范性。

试论《雪域的女儿》对藏族女性生存境遇的审视与思考

《雪域的女儿》将审美的视角集中于藏族女性,在以真诚、细腻的文笔叙写她们的命运与情感的同时,还有较为深入的文化思考,在表达作者对这个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群体的一份精神关怀的同时,还显示出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文章基于文本,解析了藏族女性的觉醒和自我解放的任重道远。

伯颜及其诗歌散曲创作论

元代蒙古族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是在当时蒙汉文学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伯颜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作品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对其进行研究,对蒙古族文学、蒙汉文学关系及元代诗歌创作等的研究将有一定的帮助。

不落窠臼──评沙马拉毅《彝族文学概论》

《彝族文学概论》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彝族文学的专著，在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彝族文学与彝族文化的关系、彝族文学的内在体系等基础命题及彝族双语创作、彝族翻译文学等重要侧面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论建树。

四川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艺术特色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彝区各流传有一部支格阿鲁的英雄史诗。四川地区流传的《支格阿鲁》(彝文版)这部英雄史诗的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承载,和表达十分丰富而不可替代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其宏伟壮丽而巧妙的结构形式、匠心独运的语言艺术和神奇浓厚的神话色彩为这部巨作最突出的艺术手段。

蒙古族传统文学思维方式研究

蒙古族文学思维方式融汇在史诗文学、历史文学、训谕文学和佛教文学的作品中,表现为英雄崇拜思维、人神同在的萨满教思维、形象—象征思维、奇数思维、结构程序化思维、出世思维等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蒙古族文学表达的思维框架,显示着蒙古族文学的民族特征,是研究蒙古族文学的新方法。

人类学视野下的回族民间故事多元文化背景研究——以西安回族民间故事为例

西安回族历史传统社区经堂故事的来源大致有三种:一是"经典"故事,二是"圣人"故事,三是"教门"故事。其中,许多显迹故事都与苏菲老人家的修行有关。精怪故事大体分四种:一是"蝶乌子"的故事,二是"财贝"的故事,三是动物成精的故事,四是"造金"的故事。笑话故事很多是未过滤的汉族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故事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西安回族民间故事有多元文化的背景,但就总体而言,与汉文化相比,伊斯兰文化的因素一般还是占主导地位,因为这涉及回族传统文化的信仰导向。

论东部藏区藏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地域特色

藏区是一个行政和文化概念,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特征使得它呈现出文化上的一体性。这使人们忽视了藏区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些特征在藏族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东部藏区以其地理位置,成为藏、汉、土、回、蒙古、彝、纳西、普米等民族融合的地区,也是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主要文化地带,这些特征反映在东部藏区藏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就是通过探寻历史来确认藏族文化身份,在表现藏族生活的具体内容上具有了东部藏区的地域特点,即藏传佛教色彩的淡化,土司及其制度在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苯教在藏民生活中的积淀。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生态意识

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体现了藏族先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的伦理价值,以及人与自然生态一体化关系的哲理认知,而且将自然融入到人类的道德关怀范畴之内,呈现出藏族独特的生态平等观,展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运、圆融共舞"的自由和谐之美。

流传于云南地区的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热》研究——兼与贵州、四川地区版本的比较

在几部彝族英雄史诗中,流传最广(云、贵、川等西南彝族地区都有流传),影响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是《阿鲁举热》(贵州地区名为《支嘎阿鲁王》,四川地区名为《支格阿鲁》)这一部。这是同一部英雄史诗的三种地方变体文本,其史诗框架和基本内容大体相同,但在一些具体内容或篇幅长短、诗歌艺术特色上有些差异。这部云南版本《阿鲁举热》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其思想内容涉及古代彝族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地方,特别是在古代彝族先民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婚姻制度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认识意义。

自然意象与仓央嘉措《情歌》中的“味”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擅长表现自然景物,借此抒发他对自然世界的喜爱之情。本文将自然景物作为诗歌意象,从意境、美丑、和谐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蕴涵在仓央嘉措情歌中的"味",体味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展示作者的独特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文化内涵。

关于藏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藏族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发展与衰落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藏族文学史的分期应符合藏族历史发展规律及称谓的五大阶段 ,即 :远古时期至赞普统治时期的藏族文学、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学、萨迦王朝时期至藏巴第斯政权崩溃时期的藏族文学、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藏族文学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藏族文学。

彝族叙事诗中民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彝族叙事诗表现出了彝族民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成为彝族叙事诗显示的一个重要的审美价值。彝族的许多叙事诗通过描写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同剥削者压迫者的对抗,并通过描写被奴投被迫害的民众同代表奴隶主和封建领主利益的吃人制度和习俗的对抗,预示着民众的这种反抗斗争所能通向的某种平等和自由的前景,因此,作品里呈现于反抗性斗争性之中的民众的人性和人情,就具有很强的艺术典型性和艺术魅力,也就具有突出的审美特征。

20世纪末朝鲜族小说意识变化研究

在20世纪末朝鲜族文学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是作家意识的开放性和主题意识的多样性以及意识倾向的变化。本文主要论述了意识倾向变化中的反封建意识、悲剧意识和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