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

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跨语言比较和考证是关键。对古代蒙古文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与明代戏曲《葵花记》进行逐字逐句的跨语言比较,证明《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蒙古人主要翻译了《葵花记》的对白部分,省略了词曲,并在结尾部分增加了佛教本生故事内容,从而把戏曲《葵花记》转换成了小说。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的跨国族叙事

新时期蒙古族小说的跨国族叙事具有明显的族性特质,对跨国族人口流动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明确的道德情感评价,但是对"洋人"的塑造交织着矛盾性认识,这深刻呈现了民族作家在文化立场上的坚定与转型期文化心理结构的某种脆弱;跨国族小说包涵着民族认同的多层次性,在传统国族认同主题之上又建构了族群文化叙事层面,由捍卫民族尊严过渡到弘扬民族文化,从而使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得到双重强化;创作者尝试以超种族、跨国界的生命价值观及文化共性的文学建构来化解族际文化冲突,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意义和文学示范性。

伯颜及其诗歌散曲创作论

元代蒙古族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是在当时蒙汉文学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伯颜的汉文诗歌、散曲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作品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对其进行研究,对蒙古族文学、蒙汉文学关系及元代诗歌创作等的研究将有一定的帮助。

蒙古族传统文学思维方式研究

蒙古族文学思维方式融汇在史诗文学、历史文学、训谕文学和佛教文学的作品中,表现为英雄崇拜思维、人神同在的萨满教思维、形象—象征思维、奇数思维、结构程序化思维、出世思维等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蒙古族文学表达的思维框架,显示着蒙古族文学的民族特征,是研究蒙古族文学的新方法。

满、蒙谚语的民族文化内涵初探

谚语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背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以及民族情趣等各方面的特点。满族和蒙古族谚语深深植根于其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自然而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变迁和社会现实。满族历史上的狩猎骑射文化和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文化都明显反映在满族谚语和蒙古族谚语中。

论蒙古族叙事民歌的现代转型

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是古代蒙古族叙事民歌在20世纪获得发展的产物。历史上,蒙古民歌本体以外各种文化的、政治的、外来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蒙古族民歌发生影响,并制约着蒙古族民歌本身的发展。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的兴起标志着蒙古族民歌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蒙古族民歌的创作主体、题材、曲调都有了崭新的变化。

《蒙古秘史》中的草原英雄文化

《蒙古秘史》是一部解读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书籍,草原英雄文化的精髓在这部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随着时代的演进,英雄文化的内容和侧重点也在发生着变化。最早的单纯对"力"与"勇"的崇拜,至部落联盟时期演变成了与"信义观"相联结的新标准;到了阶级社会,又增加了"忠诚观"的新内容。《蒙古秘史》思想体系的主要因素源自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基本内涵,它所体现的英雄观来自于蒙古族游牧文化所培育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试析蒙古族的好来宝奇——以“毛依罕杯”全国好来宝大赛实况分析为例

为了隆重纪念曲艺大师毛依罕诞辰100周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在毛依罕的家乡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举办了“纪念曲艺大师毛依罕诞辰100周年活动暨中国.内蒙古乌力格尔艺术节”。此次艺术节云集了众多好来宝歌手,他们在地区分布、年龄结构、性别、演唱的内容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生态情结

蒙古族民间童话蕴含着鲜明的生态情结,体现在强烈的生态意识、和谐共生的生态教育主题、自觉自律的生态道德观和穿插其间的生态知识几方面。其生态意识无处不在,带有理想情结,自觉自律又生生不息。人被看作是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生存发展的亲密伙伴。其生态道德观主要包括敬畏、顺应和保护大自然,不损害自然万物,善于应对自然灾害。其中的生态知识充满童趣和智慧。

未完成的英雄与英雄变奏曲——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例

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蓝本,立足文化研究视角,运用文本细读法,具体剖析英雄如何从自我觉醒,经过迷失走向身份重构,以及在与其他英雄、战马和女性等符码的相互关系中寻求、确立、巩固属于自己的位置。由此指出:英雄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永远处于建构之中,以往对英雄形象的理解和想象存在固化、遗漏、遮蔽等问题。

末世英雄的寻父之路——《黑骏马》再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把《黑骏马》解读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导致的爱情悲剧,这种误读忽视了小说叙事的真实逻辑起点,即受文明熏陶从而内化了男权意识的男人,与视男权文明为无物的女性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在《黑骏马》的文本缝隙里,潜藏着叙述者难以启齿的自我垂怜情绪,同时也为读者充分展示了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一个"男子汉"在女性身边的成长历程:从依附到对抗,最终通过女性完成人生蜕变、向父的行列皈依。

论蒙古族文学的大自然及生态主题

在蒙古文学中,崇尚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珍惜生命、保护生态平衡的作品比比皆是。初步梳理从萨满教祭词、神歌到蒙古族长调民歌,再到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创作中,贯彻始终的蒙古族敬畏大自然、爱护大自然,追求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主题。

《格斯尔》艺术形象类型分析

《格斯(萨)尔》最初产生于历史上苯波教占统治地位的藏族地区。后传入蒙古堆区,逐步形成了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文学名著《格斯尔》。《格斯尔》形成正是传统的萨满教让位于喇嘛教的历史时期。宗教变革的历史过程在《格斯尔》故事情节的构造,特别是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本文拟从史诗《格斯尔》的艺术形象着眼,对其进行初步的类型分析。 1 《格斯尔》艺术形象的第一种类型——鬼。 萨满教认为:“宇宙有上、中、下三界,上界为天,神灵所居:中界即人间,人类所居;下界为阻间,鬼魔所居。”史诗《格斯尔》

浅谈蒙古长调的渊源、发展及应用

本篇主要阐述了如何发展和延续蒙古长调文化,同时强调了蒙古长调是民族艺术文化的经典。

蒙古文学与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1162-1227)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他也是蒙古文学史上的特殊人物形象———永生不朽的传统人物形象。从文学史研究角度看,可以说成吉思汗形象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蒙古文学史上的成吉思汗从原型性艺术形象发展成为神化的成吉思汗形象和理想化的成吉思汗形象。成吉思汗形象植根于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崇拜文化,形成于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崇拜心理,并具有时代性。

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的地方特色及其价值

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虽然是蒙古族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其产生于卫拉特蒙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所以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表现在以卫拉特方言为基础的文学的话语形式、以卫拉特传统的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文学题材的独特性以及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等方面。研究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的地方特色,对于蒙古族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对于我国各民族文学的横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蒙古族文学的价值生成——《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蒙古族卷）评析

蒙古民族的精神是促成蒙古族文学的根本动因,蒙古族文学能够忠实地体现蒙古族精神,二者共处于同一个经验和情感系统。本文应用当代社会学哲学理念,结合蒙古族文学创作的长期实践,从三个方面对蒙古族文学的价值生成机制进行初步探讨,以厘清蒙古族文学发生学方面的深层机理,对当前蒙古族文学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新疆蒙古族新文学产生的根源与所受内外影响

新疆蒙古族现代文学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它深受卫拉特民间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影响,而民间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以《江格尔》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宝库给现代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灵感和技巧。新疆蒙古族现代文学在以卫拉特传统文学为基础的同时,广泛吸收了内蒙古、蒙古国以及其他蒙古文学的营养,也接受了中国汉族现代文学和俄苏文学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蒙古文学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受汉族文学的影响最深。

关于蒙古神话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不久以前,在专门的文献中“蒙古神话”一词几乎不曾见到,这对于各蒙古部族的文学来说都是如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些人探讨了某些神话人物及题材;还有些语文学家和民族学家写出了为数可观的涉及神话情节和母题的论文,并部分结集出版,其中有一些文章受到蒙古学界的重视。我认为在此没有必要历数上述研究的成果,因为这实际上无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课题的理解,也不能帮助我们勾画出这一研究课题的界线来。正相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即对蒙古神话的特点及专题研究完全缺乏兴趣。通常,在论著中见到的是对神话形象及母题所作的个别探讨,而且仅用来解决宗教学、民族学、民间口头文学及历史文学论著中的次要问题。

日常生活与《江格尔》的史诗传统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江格尔》,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目前对其研究集中于主题、形象、女性、对比研究等方面,而作品以质朴笔触所展开的传统与日常生活场景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还未曾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从《江格尔》对宴会、战争、家园、民间场景的描写着手,指出在日常生活场域中君权、神权等显现的传统性力量以及隐性的民间力量以各自权力的有限性为界,通过相互制衡、沟通、妥协的方式最终形塑了人们的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并进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