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雪域的女儿》对藏族女性生存境遇的审视与思考

《雪域的女儿》将审美的视角集中于藏族女性,在以真诚、细腻的文笔叙写她们的命运与情感的同时,还有较为深入的文化思考,在表达作者对这个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群体的一份精神关怀的同时,还显示出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文章基于文本,解析了藏族女性的觉醒和自我解放的任重道远。

论东部藏区藏族作家小说创作的地域特色

藏区是一个行政和文化概念,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特征使得它呈现出文化上的一体性。这使人们忽视了藏区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些特征在藏族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东部藏区以其地理位置,成为藏、汉、土、回、蒙古、彝、纳西、普米等民族融合的地区,也是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主要文化地带,这些特征反映在东部藏区藏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就是通过探寻历史来确认藏族文化身份,在表现藏族生活的具体内容上具有了东部藏区的地域特点,即藏传佛教色彩的淡化,土司及其制度在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苯教在藏民生活中的积淀。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生态意识

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体现了藏族先民对自身生活环境的伦理价值,以及人与自然生态一体化关系的哲理认知,而且将自然融入到人类的道德关怀范畴之内,呈现出藏族独特的生态平等观,展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运、圆融共舞"的自由和谐之美。

自然意象与仓央嘉措《情歌》中的“味”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创作擅长表现自然景物,借此抒发他对自然世界的喜爱之情。本文将自然景物作为诗歌意象,从意境、美丑、和谐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蕴涵在仓央嘉措情歌中的"味",体味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展示作者的独特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文化内涵。

关于藏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藏族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发展与衰落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藏族文学史的分期应符合藏族历史发展规律及称谓的五大阶段 ,即 :远古时期至赞普统治时期的藏族文学、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学、萨迦王朝时期至藏巴第斯政权崩溃时期的藏族文学、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藏族文学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藏族文学。

追寻“如月离云”的意境——梅卓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因素

藏族女作家梅卓在长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汲取民族文化的养分,尤其是藏传佛教及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悲悯世人、觉悟众生为目的的深层次文学创作理念,并努力追求艺术的空灵境界,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建构起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色彩的文学创作空间,呈现出充满宗教艺术魅力的创作风格。

原型与《格萨尔》文本

文章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格萨尔》史诗进行原型研究。文章不仅挖掘出它所具有的原型质素,而且还深入探究了这些原型质素生成的因素。文章通过对史诗的原型考察,发现史诗所沉潜的人类心灵的共同性、相通性,人性因素的某些永恒性、普遍性,以及史诗所体现出的人类心灵的拓展和升华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人类精神需要的发展和变化。这为我们从更深的层面真正理解史诗、欣赏史诗提供了理性可能。

西藏抗英斗争歌谣评析

在1888年和1903—1904年英国两次侵藏战争中,西藏地方流传的反侵略歌谣有三大类:一类痛斥英人的无耻侵略,控诉血腥的战争罪行;一类歌颂英雄光辉业绩,激励抗英斗志;一类讥讽僧俗农奴主中的一些人气馁胆怯和媚外亲英。热爱祖国和反对外国侵略是这几大类歌谣的共同主题。爱国主义是西藏人民的历史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具有重大的意义。

浅谈藏北的昌鲁

“昌鲁”是流传在藏北民间的一种独特的民歌形式，可是长期以来一直未被人们所注意，更没有人对它进行公正、准确的评价。本文试图对“昌鲁”起源、内容、艺术特色等作一探讨，旨在使人们对“昌鲁”的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情节逆转与美感营造:余华小说情节艺术管窥——以短篇集《黄昏里的男孩》为例

情节是叙事性作品的重要审美元素，也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三要素之一。情节设计是否完美直接关乎整个作品艺术质量的高低，直接关乎作者能给受众营造多少美感享受。因此，古今中外小说家们都十分重视情节的安排与设计。“‘设计’这个词意味着创造与智慧。一个小说家在进行情节设计时。常常会坐卧不安。因为，一个好的、堪称艺术的设计，并非容易之事．非得煞费苦心．方能出现令人满意的设计。”由此可见，情节设计非得苦心孤诣、匠心独运不可。可以说情节设计的技巧与方法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尽管如此，但情节设计有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那就是忌直。对此，古代文论家们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如“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贵曲折斡旋”，“为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等等。

《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展演的仪式及信仰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史诗王国中内容最为丰富、个性最为鲜明且卷数最多的史诗,历来被世人所关注。其魅力不仅通过史诗文本体现出来,作为承担表演责任的史诗歌手也是其丰姿的主要载体。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且已无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却仍以活的形态被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史诗歌手,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史诗《格萨尔王传》成为"一枝独秀"的文坛奇葩。鉴于史诗歌手对史诗及史诗传承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史诗歌手表演的仪式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探讨史诗歌手表演的文化内质与功能。

试论《清明上河图》的情节艺术

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通过一些戏剧性的情节与写实的细节描写,把北宋都城汴河沿岸清明时节的风俗景观生发出活灵灵的艺术图画,表现出较高的情节艺术水平。

《格萨尔》神授说唱艺人研究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主要是依靠说唱艺人才得以传承。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继承者。若没有这些说唱艺人口头的故事创作,就不会有《格萨尔》这部长诗。《格萨尔》说唱艺人可分为神授说、圆光说、伏藏说、吟诵、传承等类。许多有突出成就的国内外专家和学者,他们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着眼于神秘而抽象的神话及经由一场奇特的梦境而转变为著名的神授说唱艺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但是至今仍未完全揭开因一场梦而转变为能唱百部史诗的著名神授艺人的神秘面纱。本文从神授说唱艺人的神奇梦境、神授说唱艺人独有的特性、神授的神秘内涵、神授说唱艺人与巫师的相同特征、奇特梦境出现的渊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笔者的新观点。

从差异共生到文学共和:评刘大先《文学的共和》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它的存在常常被主流文学话语所掩盖。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也出现了一批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论著,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这么几点：其一,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个或者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或者是仅仅探究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身,且一味强调少数民族的文学个体性和独特性,脱离了与主流文学话语的对话,

审美视阈下藏族当代小说中的格萨尔史诗元素

本文以藏族当代汉藏双语小说为中心,对藏族作家如何运用格萨尔史诗元素展开论述。藏族当代作家对民间格萨尔史诗元素的运用继承了史诗口头传统的程式与主题,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形态,也表达了地方化的民间美学特征。同时,因作者不同的审美旨趣,格萨尔史诗元素为藏族当代小说构筑了独特的审美维度。

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藏族文学

千余年来，处于中印文化汇流与冲突中的藏族文学，在本民族文化的基土上接受、消解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再生出新的、独具特色的新文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一枝奇葩。这完全符合东方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的一个国家。

两次英藏战争对西藏社会的影响——以战后条约为例

英国于1888年和1904年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均以西藏失败而告终。双方先后签订了五份条约[1]，虽条约内各项条款落实的程度并非完满，但英国依然从中攫取了以通商、治外法权为主的各种利益，且为西藏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