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家”:鲁迅不愿触碰的心灵之痛——“《日记》中的鲁迅”研究系列之一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一个“人之子”,鲁迅的情感世界又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为族人所迫”而卖掉了祖居的“老屋”,他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八道湾”内的“兄弟失和”,又使他有家难回、情难以堪。他曾试图通过《语丝》这一对话平台,去极力挽救已经破裂了的手足之情,但对方的冷漠却一再令他失望。难以承受的精神苦痛,使鲁迅的身心都受到沉重打击,并曾一度萌生“自杀”和“出世”的绝望情绪。处于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故乡”和“家”成为了鲁迅最不愿去触碰的心灵之痛,另一方面这种人生体验又大大强化了其思想深度,最终铸就了他那“反抗绝望”的生命韧性与“独自远行”的坚强人格。

《鲁迅研究月刊》新封面设计理念——写在总第五百零一期改版之际

《鲁迅研究月刊》创刊于1980年,至2023年第12期累计刊发500期。以期刊43年发展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封面风格显著变化为指标分析,可见其中蕴含的两种设计理路,其一是突显“民族性”的中国传统风;其二是采用西方美术手法的现代设计风格。结合鲁迅所倡导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美术思想,在总第501期《鲁迅研究月刊》封面设计改版的构思中,我们秉承中西融合的文艺观,将鲁迅设计书籍封面所采用的汉画像纹样、创办《萌芽月刊》时创造的美术字“月刊”,以及手稿集字、印章、手绘西方书籍图案、注重留白的版式构图等元素相结合,呈现出既能体现鲁迅艺术设计的独特性,又契合期刊内容定位与特征的新样貌。

“钱理群鲁迅”的主体性、当代性与实践性

在钱理群阔大的学术版图中,鲁迅研究处于核心位置,是精神资源和价值立场所在。他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与鲁迅相遇,六七十年代于民间思想群落开始借鲁迅资源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困境,80年代以“我之鲁迅观”参与新时期人文意识形态的建构,90年代基于新的体验和思考发现并弘扬鲁迅当代价值,以鲁迅为资源广泛应对变化的时代,新世纪自觉承续鲁迅精神投身民间社会改良实践。钱理群将鲁迅研究融入个人人生历程,基于自我体验与思考建构富有独创性的鲁迅研究体系,又从鲁迅出发投身当代思想与社会实践,大力弘扬鲁迅的当代精神价值,接着鲁迅“往下讲”和“往下做”,形成富有鲜明主体性、当代性与实践性的“钱理群鲁迅”。

陈漱渝回忆李霁野二文正误

从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关于韦丛芜的《未名社始末记》一文的史料,可以看出李何林批示将韦丛芜的这篇文章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室,但是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的两份学术刊物《鲁迅研究动态》和《鲁迅研究资料》在1987年和1988年分别刊登了韦丛芜的这篇文章。通过将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关于韦丛芜这篇文章的史料与陈漱渝回忆李霁野的两篇文章,以及《李霁野文集》收录的相关书信进行对比,可以看出陈漱渝回忆李霁野的文章存在与史实不符之处。在2024年迎来李何林与李霁野诞辰120周年之际,辨析清楚李何林、李霁野与韦丛芜这篇文章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对这两位文坛前辈的纪念意义。

重述、疗愈与告别——鲁迅的创伤体验与《野草》写作

《野草》处于前期鲁迅向后期鲁迅转型的过渡期,借此探究鲁迅这一阶段的心路历程,对理解鲁迅有重要意义。种种迹象表明,《新青年》团体的解散及兄弟失和事件的双重打击,对鲁迅造成了心理创伤并导致了《野草》的形成。从妙手偶得的《秋夜》到《影的告别》到最终的《题辞》,显示了《野草》作为“告别过去”的创伤见证书写的定位;过去的生命、死去的生命及朽腐的生命的三分法,以及黑暗、死亡与深渊意象,构成了《野草》创伤写作的重要内涵。与许广平的爱情帮助鲁迅走出孤寂的“独头茧”,后期《野草》中的“腊叶”“野蓟”以及现实中悬挂安特来夫像的行为,见证了鲁迅创伤的愈合。鲁迅终于走进光明,结束了向内的自我剖析,开始了“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新路。

鲁迅“中间物”再辨证:进化的中间物

鲁迅“中间物”的话语论述模型主要有三种:历史的中间物、价值的中间物和生命哲学论,但也各有缺点。实际上,鲁迅的中间物使用是有其谱系的,也有繁复的意义指向,我们必须回到其不同文本的原初语境中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与逻辑推演。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鲁迅中间物的话,那该是“进化的中间物”。这里的进化显然不是线性演进的机械进化论,它可能推进,也可能退化,又可能多种类型并存;它不只是历史的,又不能窄化为价值判断,偶尔也可能回环,它就是在进化中,既有古,又有今,但也指向未来。

擦肩而过的对话——鲁迅和布莱希特对梅兰芳莫斯科之行及其戏剧表演解读的对比分析

1935年初梅兰芳的莫斯科之行及其京剧表演,引发了鲁迅和布莱希特两位中西现代文化名人的不同反应。鲁迅的态度是冷淡的,评价也基本是否定的,而布莱希特的态度却极为热烈,评价也甚是积极。鲁迅的反应有其个人经验的影响,但更多五四精神启蒙文化立场的内在规约,布莱希特的反应有陌生化审视所生发的原因,但其现代实验戏剧探索的先在思考却无疑是更为内在的推动。两个人不同的反应,是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但也典型而生动地印证了接受美学所提倡的创造性接受的理念。

新见资料考论:《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

《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系《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的出版通讯,其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有三点值得瞩目:武田泰淳所撰《出卖影子的男人》借用鲁迅《野草》“影”的修辞和意象,提出鲁迅的政治性在于以彻底的怀疑和斗争精神与自我、社会以及时代对峙,进行不屈不挠的批判和搏斗;新居格的鲁迅回忆体现了日本鲁迅追随者的理性和热烈。他认为鲁迅的卓越在于拥有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关心,却毅然选择了艰辛寂寥的文学和思想路径,显示出其鲁迅认知的深度和格局;流亡中国的左翼文人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编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陈彦小说自然观念之变及其意义

以文学地理论,陈彦数部长篇小说中所敞开的世界,均可归入广义的“秦岭叙述”一并讨论。但作为深具地理、文化和精神意涵的“秦岭”,在不同作品中意义的重心并不相同。《西京故事》中罗天福一家所居之“塔云山”,远离城市,风景优美,且秉有重要的精神意涵,却是主人公可以远望却难以生活于其间的所在。《装台》中叙述之“镇安”乡村之于韩梅的意义亦是如此。其间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颇为鲜明。《主角》视野更为阔大,从宁州到省秦,不独地理空间扩大,秦岭作为人物精神参照的意义更加丰富,也更具文化和精神意涵。至新作《星空与半棵树》,“人事”与“自然”交互影响所敞开之全新可能,已然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窠臼,包含着新时代乡村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从“内在于人间世”到“内在于天地自然”,陈彦自然观念之变,乃是极为复杂的时代和现实议题的重要表征,远非文学观念的调适所能概括。

写实基础上的表现主义观——从指导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看鲁迅的木刻艺术观

作为中国早期木刻的精神导师,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指导强调写实与素描,但木刻家们的创作却倾向于表现风格。这与作为译介者的鲁迅不无关系:他编选出版的版画集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对木刻家形成了潜在的影响。鲁迅强调写实是出于科学、民主、启蒙等功利目的,而他本心却对富于主观意志与激情的表现主义美术称心喜欢。但他对表现主义的赞赏是有限度的,这便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而对于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象、任意解构的艺术,他则坚决反对。因此,鲁迅关于木刻的艺术观可说是基于写实的表现主义,内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受他指导的中国早期木刻,一方面吸取了珂勒惠支、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其中的表现性技法、语言及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在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增强中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独特的绘画样式。

“价值”的批判与重构:在鲁迅和尼采之间

价值和价值论是鲁迅与尼采思想的重心。鲁迅与尼采围绕传统价值所坚持的原则与立场、选择的行动与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中西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社会人性所进行的拷问与对话,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大变革来临之际新旧历史转折、现代价值重构、审美方向转轨的内在根源,从而为人们准确把握中西现代变革的深层脉动,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翻开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踏上现代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迅研究综述(2018-2022)

2018—2022这五年间,集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鲁迅诞辰140周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鲁迅作品的阐释、鲁迅思想的开掘,以及鲁迅学的回顾、反思、展望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扎实的成果,研究者试图打破时空、文体、学科等阻隔,实现鲁迅研究诸多视域的多元互动与融合。

“窃火”与“煮肉”:鲁迅与裴多菲的精神联系

鲁迅从早年接触裴多菲后,就为其精神所吸引和折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评介裴多菲的人,并一生赞扬、评介裴多菲,热心地帮助青年译者译介裴多菲。鲁迅从裴多菲的思想精神中汲取了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界战士特质、特立独行和“横眉冷对”性格以及“反抗绝望”的精神意志,而且可以看到其内在逻辑。鲁迅评介、传扬裴多菲,正是“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并同时传播给国人,为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东方而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鲁迅所编石刻目录考略

鲁迅编有石刻目录数种,前人研究较少。本文对其中14种目录予以考察,并结合《日记》、书帐、鲁迅旧藏拓本题签、碑录等材料,对其性质、形成过程及特点进行梳理、分析。这些目录是鲁迅整理石刻文献的重要成果,也反映出其整理石刻文献的过程。对其考察,可推进对鲁迅整理石刻文献的路径、理念、工作阶段、成绩的认识。

关于《鲁迅全集·书信》之《致刘岘》文本的两处校正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鲁迅书信集(共两卷)》(下文简称“《书信集》”),将“收信人姓名不详的二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断十六则”收于下卷《附录》,其中鲁迅致刘岘书信片断七则为首次入集。此七则之一至五为据刘岘作《〈阿Q正传〉画集》(未名木刻社1935年发行)之《后记》“所引抄存”。据笔者以《〈阿Q正传〉画集》原书对校,《书信集》所刊文本与原《后记》所引有两处不同——其后的1981版、2005版《鲁迅全集·书信》亦均沿袭之。

《野草》:鲁迅的生命之维

《野草》研究有待继续深入的意义有二:一是从学术出发,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独创性,在既有基础上,扩大《野草》研究的共识领域;二是从思想出发,探讨鲁迅在《野草》中体现的哲学高度和精神体系,思索《野草》作为鲁迅心灵窗户所提供的个人省思、自我拷问的思维方式,寻求其对当代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习俗及其社会功能的探究——以明代小说戏曲材料为中心

明代广泛的饮茶行为在明代民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这些民间饮茶习俗罕有系统的记载,零散见于不同的文献。而明代中晚期的通俗小说戏曲发展蓬勃,这些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通过整理分析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茶事活动,系统展示明代中晚期民间饮茶之习俗,探索当时饮茶习俗的社会功能。

林语堂自译研究:“译创”理论视角——以《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为个案

本文以“译创”为理论指导,系统考察林语堂在《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中的自译行为,探讨其自译的总体策略,明确所采用的具体翻译技巧以及自译与“译创”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文章提出三个观点:一是无论是自译还是“译创”,译者均比普通译者享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创造性;二是“改写”是林语堂自译中采用的总体策略,主要包括阐释、增译和省译,而这些技巧与“译创”的特点是相一致的;三是自译与“译创”之间存在相互成就、相互补充的关系,“译创”能为自译提供理论指导作用,自译则是“译创”的一种表现形式。本研究能够拓展林语堂研究的空间和丰富“译创”理论的内涵意义。

叙事的转型与人性的回响——论东西长篇小说《回响》

《回响》是东西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东西试图通过纷杂的案件推理与情感相互纠缠的表象呈现出现实与人性的复杂与悖论。东西采用探索事件真相与人生谜语的解密题材,运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将深沉的目光更多投向人物心灵与人性深处的记忆,围绕解开冉咚咚工作与生活中的多个谜团,凸显出时代映射下人的精神裂变与情感危机。这部作品体现了东西向新类型创作进军的努力,也传达出东西对人性关照、伦理探索的生命哲学体悟。

德育融入高等艺术院校流行演唱的教学研究

德育与高等艺术院校流行演唱的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基于此,本文将德育内容和要求纳入流行演唱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和艺术修养为教学研究目标。德育的融入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修养,使他们在表演过程中的演唱更有感染力。流行演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有助于更好地传达和接受德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