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与历史生成

文章综合运用日记、书信、手稿、回忆录、原始报刊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对百年来有关“鲁迅在西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角度考察“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清理与反思,指出研究者应从关注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延伸到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

1922年底到1924年秋,是鲁迅的“第二个沉默期”。在这期间,鲁迅通过读史、治史和翻译,完成了再次“开口”的准备。《秋夜》中“夜游的恶鸟”的叫声标志着他打破沉默,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新方式不仅体现在《野草》中,也体现在小说写法的变化和杂文的自觉之中。另外,由于此间思想观念的变化,鲁迅没有完成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而有可能开始了对《故事新编》的准备。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戏仿”艺术考察

戏仿艺术,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事实,这既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模拟体写作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承担了几分立足于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之上的对于封建旧传统的解构或颠覆性功能。鲁迅的这些戏仿之作,从来源上讲较为驳杂,既有对于古代原典的戏仿,也有对于同时代人作品的戏仿,更有对于民间文学的戏仿。并且依其时具体的创作心境,而服务于不同的艺术目的:或是为了批判过时的礼教,或是为了抨击现实的弊病,或是出自对于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的鞭挞。而所有这些,都在根本上与鲁迅早年所坚持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现实参与品格一脉相承,体现了其“韧”的战斗精神。

“人”的悲剧:细读《祝福》

鲁迅《祝福》有三层叙述结构,由外到内,从外显到内核,表现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的悲剧,分别是:祥林嫂的命运、鲁镇人的态度、叙述者“我”的消融。其中,鲁镇是中国旧社会的文化缩影;祥林嫂是想努力活成“人”样的、一般性意义的“人”;“我”是毫无觉察地消融于“吃人”环境里的“人”。祥林嫂与“我”构成了对比反衬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的悲剧这一中心主题。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论中期鲁迅的小说自觉

日本学者将《狂人日记》的发表视为鲁迅的文学自觉,忽视了留日时期“弃医从文”的意义,也看不到鲁迅中期转入小说的内在动机。将鲁迅中期转向小说放在终其一生的文学行动中来考察,可以发现其背后“小说自觉”的内涵。“小说自觉”背后有自我与文体的定位,站在边缘“呐喊”的折中姿态需要适合的文体隐藏自身,十年隐默中的危机洞察更需要具有强大整合性与构型力的文体来容纳,融合19世纪现实主义与20世纪现代主义的“现代小说”恰恰具备这一功能,鲁迅小说代表作《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就是小说自觉的产物。在鲁迅的写作中,“怎么写”的思考贯穿始终,文体对于他不仅仅是文学形式意义上的选择,更与文学行动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只有将鲁迅不同时期的写作放入文学行动的动力系统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再说《墓碣文》“外典”与“今典”——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留日后期所译安特莱夫小说《谩》以及周作人“五四”时期所译科罗连科小说《玛加尔的梦》、弥里珍那小说《老乳母》,其中三位主人公分别经历了“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的痛苦与绝望,也都因“罪过”接受“审判”,滑向“无所希望”的深渊。但无论逆来顺受抑或激烈抗辩,他们都不肯轻易放弃“得救”的盼望,不懈地祈求魔鬼或天神的裁决,最终遭遇逆转,乃至“得救”。《墓碣文》开头四句碑文既是鲁迅基于人生经验与精神探索而梦中偶得佳句,也可说是他有意无意化用了兄弟二人先后三部译作的相关内容,由此得到三位俄国作家的“外典”之助。

“后五四”时期的启蒙、爱情与“生活者”鲁迅——再读《伤逝》及其周边

论文重新阐释了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启蒙者”鲁迅和“生活者”鲁迅的逻辑关系,提出不仅是“文学者”鲁迅,“生活者”鲁迅也是“启蒙者”鲁迅得以凸显和成立的另一条重要路径。“生活者”鲁迅更强调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参与,鲁迅式的启蒙正是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和诚实参与而实现的,他和这生活进行肉搏、挣扎,深入其中,复又挣脱出来,并在这生活的锻造中塑型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接受环境和接受主体的检视,同时,他对“后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伦理悖论和异化危机亦进行了反省,这两种思考的杂糅造成了涓生独白的混杂交响和文本的复杂性。《伤逝》既是鲁迅启蒙叙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连环,也是他又一次以“生活者”的态度直面“后五四”时期启蒙问题的重要实践。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墓碣文》:由被动死亡到积极求索的生命记录

《墓碣文》的主题是什么?历来认为,是作者在解剖自己虚无的心理。本文认为,《墓碣文》是鲁迅在即将走向新的生活时为自己的过去造下的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本文也不同意研究界历来普遍认为的阴面碣文和阳面碣文展示的是墓主前后一体的生命,而是墓主前后两段不同性质的生命记录,而且认为《墓碣文》的基调不是灰暗与阴冷,它表现的是创作主体整理心情,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的姿态。

灰棚中的《野草》:人间、战士与中间物

栖居灰棚加重了鲁迅的灰色体验,凸显了其在社会、家庭、情感生活中的伦理困境,促使其重审自我身份属性和存在意义,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野草》的空间性和书写形态。在鲁迅笔下,灰色是世界的表象,也具有本体的意义。鲁迅最初以旁观者的立场审视灰色,但最终在对灰棚的命运体认中融入灰色地带,成为其中的独异个体。《野草》中的“战士”也立足于闭锁式的“人间”并彰显出“精神界之战士”的总体形态,但“我的后园”的言说方式确立了“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身份属性。着眼于“在场”的“中间物”的“有限”,鲁迅的自我“灰色化”是在黑暗与光明、绝望与虚空、生与死之间的折衷和妥协,是立足于多重困境下的路径、价值、道德选择,体现了“人间鲁迅”对个体位置的重新发现和确认。

鲁迅的“人力车夫情结”——兼谈《一件小事》的创作动机

鲁迅对人力车夫的复杂情感不仅与其少年经历和北京生活体验有关,也是“劳工神圣”思想的影响使然。这种情感可以称作“人力车夫情结”。受此影响,鲁迅在《一件小事》中没有继续“呐喊”,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内心、历史和未来。鲁迅的“人力车夫情结”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之间关系的一种典型又特殊的呈现,既体现出对这一新型的城市基层劳动群体的悲悯情怀,也承载了对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立人”理想。

敬惜与揖别:鲁迅1924年暑期西行之旅的神思姿态

鲁迅1924年暑期的西行之旅,缘起偶然却又仓促成行,与他当时正陷于兄弟交恶升级、身心备受煎熬、愤懑无从排遣、窘况无力转圜的极端困境,存在若干事端头绪可证的紧密关系。全程往返36天,两度途经河南并歇脚,一次登岸山西且小憩,20天讲学、阅市、观剧、宴游于长安。其行踪匆促,其言动喧哗,既不散淡,更不悠闲,唯因直陈现场见闻、细述当时情状的笔墨辞章的缺失,遂致定格为鲁迅履历中一段节外生枝的小插曲。参照孙伏园《长安道上》刻意而为的同步描述,联系鲁迅本人“忽然想到”式的有关片言只语,抵近1924年及其前后一两年鲁迅猝不及防地踏地雷、跨陷阱的人生剧情现场,再作详察,或许可见:面向执着于诚与爱的血勇之士的敬惜与揖别这一“神思”姿态,不仅贯穿了鲁迅这趟西行之旅的全程,而且在他之后信笔提及长安的字里行间还屡有闪现,在他着力经营的后续小说创作中,更有形象化和主题化的纵深展开。

《莽原》周刊与鲁迅早期编辑思想的实现

《莽原》周刊是北京鲁迅首次以主编身份创办的期刊,是新文化主将鲁迅和以青年作者为主力进行文学批评与创作的阵地。就编者鲁迅与刊物的关系而言,鲁迅的编辑思想在《莽原》周刊中基本得以实现,刊物在整体上符合鲁迅的预设与期待;就主编鲁迅与青年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场如同师生间的思想碰撞在《莽原》周刊上得以迸发出战斗精神的火光;就刊物本身而言,《莽原》周刊搭建了文艺创作者之间互动的平台。

1939年世界语版《鲁迅小说选》

1939年世界语版《鲁迅小说选》是鲁迅小说翻译史上一个比较稀见的版本,它出版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香港,凝聚了中外世界语者的共同努力,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对外宣传和鲁迅小说的传播推广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故乡”与“家”:鲁迅不愿触碰的心灵之痛——“《日记》中的鲁迅”研究系列之一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一个“人之子”,鲁迅的情感世界又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为族人所迫”而卖掉了祖居的“老屋”,他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八道湾”内的“兄弟失和”,又使他有家难回、情难以堪。他曾试图通过《语丝》这一对话平台,去极力挽救已经破裂了的手足之情,但对方的冷漠却一再令他失望。难以承受的精神苦痛,使鲁迅的身心都受到沉重打击,并曾一度萌生“自杀”和“出世”的绝望情绪。处于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故乡”和“家”成为了鲁迅最不愿去触碰的心灵之痛,另一方面这种人生体验又大大强化了其思想深度,最终铸就了他那“反抗绝望”的生命韧性与“独自远行”的坚强人格。

鲁迅西安讲稿中的唐传奇论述及其他

1924年鲁迅受聘西行西安,他在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上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公众版。在讲稿中,鲁迅提炼和发明《中国小说史略》,观点更为明确。由鲁迅对唐传奇的论述来看,鲁迅基于文学史的论断与瞿秋白的论断有很多重合,鲁迅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他成为左翼文化运动旗手的理论基础之一。

论鲁迅小说中的同时代人再现

鲁迅小说中的同时代人再现意义繁复,它不只是及时立此存照,而且彰显出其复杂幽微的“情感结构”以及“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关怀。对不同层次的同人能够切中肯綮地追踪性评判。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这些横截面中折射出针对性的人生取舍姿态——为敬爱者立传、为友爱者立言、让嫌弃者速朽,从而呈现出同时代人为实现“立人”“立国”和启蒙所携载的共通的文化基因的革命性和实验性。这种文学实践本身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记载、反思与推进。

西行讲学与鲁迅二十年代中期的文学行动——兼论西行与“杨贵妃”题材创作之关系

将西安讲学放在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行动的背景下考察,可以看到西行讲学背后一系列事件与心理的背景,西行是第二次绝望时期鲁迅走出困境的尝试。西行打断后来结集为《彷徨》的小说写作,归来后转向更为内在的《野草》,风雨黄河的生命历险或使《野草》的写作提前到来,从此两种文类交叉并进,推进了鲁迅冲决绝望的进程。“杨贵妃”的写作计划并非西行的主要动因,此计划应产生于1922年底的《不周山》时期,此时《呐喊》转向历史题材,小说史研究中对杨贵妃的关注也促进了对此题材的思考,然而在面向自我的《彷徨》《野草》中已不再有“杨贵妃”的位置,在历史与现实杂糅的《故事新编》中也难以纳入这一存在。鲁迅后来屡次提起“杨贵妃”实与其带有“历史癖”的学术兴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