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从“呐喊”到《呐喊》:论“破恶声”之鲁迅文学的发生

鲁迅之呐喊始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未完之《破恶声论》昭示了后来鲁迅文学的本质,即破恶声,白心声,光内曜。北京沉默期的荒原感绵延于东京文艺运动时期,不在于彼时的中国寂漠无声,而在于言议汹涌、扰攘有声,世界因之更显荒凉。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是鲁迅以虚构文学形式践行文艺理想的肇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作品可分出黑暗与内曜两种境界,亦可辨听恶声、心声两种声音。正如《域外小说集》是《新生》的乙编,《呐喊》可视为《破恶声论》之下篇。思想者周树人呐喊于东京的文艺行动,文学家鲁迅以新文学实绩《呐喊》呼应于北京。“呐喊”终于证之以《呐喊》,鲁迅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与文学的交汇。

《墓碣文》:由被动死亡到积极求索的生命记录

《墓碣文》的主题是什么?历来认为,是作者在解剖自己虚无的心理。本文认为,《墓碣文》是鲁迅在即将走向新的生活时为自己的过去造下的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本文也不同意研究界历来普遍认为的阴面碣文和阳面碣文展示的是墓主前后一体的生命,而是墓主前后两段不同性质的生命记录,而且认为《墓碣文》的基调不是灰暗与阴冷,它表现的是创作主体整理心情,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的姿态。

灰棚中的《野草》:人间、战士与中间物

栖居灰棚加重了鲁迅的灰色体验,凸显了其在社会、家庭、情感生活中的伦理困境,促使其重审自我身份属性和存在意义,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野草》的空间性和书写形态。在鲁迅笔下,灰色是世界的表象,也具有本体的意义。鲁迅最初以旁观者的立场审视灰色,但最终在对灰棚的命运体认中融入灰色地带,成为其中的独异个体。《野草》中的“战士”也立足于闭锁式的“人间”并彰显出“精神界之战士”的总体形态,但“我的后园”的言说方式确立了“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身份属性。着眼于“在场”的“中间物”的“有限”,鲁迅的自我“灰色化”是在黑暗与光明、绝望与虚空、生与死之间的折衷和妥协,是立足于多重困境下的路径、价值、道德选择,体现了“人间鲁迅”对个体位置的重新发现和确认。

论中期鲁迅的小说自觉

日本学者将《狂人日记》的发表视为鲁迅的文学自觉,忽视了留日时期“弃医从文”的意义,也看不到鲁迅中期转入小说的内在动机。将鲁迅中期转向小说放在终其一生的文学行动中来考察,可以发现其背后“小说自觉”的内涵。“小说自觉”背后有自我与文体的定位,站在边缘“呐喊”的折中姿态需要适合的文体隐藏自身,十年隐默中的危机洞察更需要具有强大整合性与构型力的文体来容纳,融合19世纪现实主义与20世纪现代主义的“现代小说”恰恰具备这一功能,鲁迅小说代表作《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就是小说自觉的产物。在鲁迅的写作中,“怎么写”的思考贯穿始终,文体对于他不仅仅是文学形式意义上的选择,更与文学行动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只有将鲁迅不同时期的写作放入文学行动的动力系统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故乡”与“家”:鲁迅不愿触碰的心灵之痛——“《日记》中的鲁迅”研究系列之一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一个“人之子”,鲁迅的情感世界又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为族人所迫”而卖掉了祖居的“老屋”,他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八道湾”内的“兄弟失和”,又使他有家难回、情难以堪。他曾试图通过《语丝》这一对话平台,去极力挽救已经破裂了的手足之情,但对方的冷漠却一再令他失望。难以承受的精神苦痛,使鲁迅的身心都受到沉重打击,并曾一度萌生“自杀”和“出世”的绝望情绪。处于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故乡”和“家”成为了鲁迅最不愿去触碰的心灵之痛,另一方面这种人生体验又大大强化了其思想深度,最终铸就了他那“反抗绝望”的生命韧性与“独自远行”的坚强人格。

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与悲剧——论《阿Q正传》的连环画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自发表以来,先后被改编成10余种版本连环画。小说原著主要由阿Q的生活片段连缀而成,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前后的中心线索,这对于以故事性和通俗化见长的连环画而言,既增加了改编的难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改编者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按照生活经验和艺术规律进行了再创造,用不同的艺术方式以图释文,为沉默的国民塑形,再现了旧中国底层民众不幸与不争的悲剧,描绘了旧时代沉滞的乡村图景,对于原著的大众传播和经典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在真与诗之间:鲁迅三份自传笺释

鲁迅对中外传记文学有深湛的修养,长于记人叙事,深知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委曲。他对自传写作一直不很积极,因短寿尚未及写作长篇自传,只留下三份千字左右的简传。三份自传文本之间的差异显示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总结回顾过往时的视角和观念变化,也体现出鲁迅对传记写作的谨慎态度以及在“真与诗”之间的修辞策略。

鲁迅研究综述(2018-2022)

2018—2022这五年间,集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鲁迅诞辰140周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鲁迅作品的阐释、鲁迅思想的开掘,以及鲁迅学的回顾、反思、展望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扎实的成果,研究者试图打破时空、文体、学科等阻隔,实现鲁迅研究诸多视域的多元互动与融合。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新见资料考论:《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

《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系《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的出版通讯,其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有三点值得瞩目:武田泰淳所撰《出卖影子的男人》借用鲁迅《野草》“影”的修辞和意象,提出鲁迅的政治性在于以彻底的怀疑和斗争精神与自我、社会以及时代对峙,进行不屈不挠的批判和搏斗;新居格的鲁迅回忆体现了日本鲁迅追随者的理性和热烈。他认为鲁迅的卓越在于拥有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关心,却毅然选择了艰辛寂寥的文学和思想路径,显示出其鲁迅认知的深度和格局;流亡中国的左翼文人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编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鲁迅全集·书信》之《致刘岘》文本的两处校正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鲁迅书信集(共两卷)》(下文简称“《书信集》”),将“收信人姓名不详的二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断十六则”收于下卷《附录》,其中鲁迅致刘岘书信片断七则为首次入集。此七则之一至五为据刘岘作《〈阿Q正传〉画集》(未名木刻社1935年发行)之《后记》“所引抄存”。据笔者以《〈阿Q正传〉画集》原书对校,《书信集》所刊文本与原《后记》所引有两处不同——其后的1981版、2005版《鲁迅全集·书信》亦均沿袭之。

《莽原》周刊与鲁迅早期编辑思想的实现

《莽原》周刊是北京鲁迅首次以主编身份创办的期刊,是新文化主将鲁迅和以青年作者为主力进行文学批评与创作的阵地。就编者鲁迅与刊物的关系而言,鲁迅的编辑思想在《莽原》周刊中基本得以实现,刊物在整体上符合鲁迅的预设与期待;就主编鲁迅与青年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一场如同师生间的思想碰撞在《莽原》周刊上得以迸发出战斗精神的火光;就刊物本身而言,《莽原》周刊搭建了文艺创作者之间互动的平台。

“人”的悲剧:细读《祝福》

鲁迅《祝福》有三层叙述结构,由外到内,从外显到内核,表现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的悲剧,分别是:祥林嫂的命运、鲁镇人的态度、叙述者“我”的消融。其中,鲁镇是中国旧社会的文化缩影;祥林嫂是想努力活成“人”样的、一般性意义的“人”;“我”是毫无觉察地消融于“吃人”环境里的“人”。祥林嫂与“我”构成了对比反衬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的悲剧这一中心主题。

论“五四”前后鲁迅对家庭伦理的改革及其困境

鲁迅“五四”前后诸多论述围绕家庭问题展开。根据生物进化原理,他提出“幼者本位”,要求父母建立义务、利他乃至牺牲自我的道德。这种思路既呼应了“五四”时代浪潮,又展现出特殊的精神气质。以往研究多关注鲁迅与周作人、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相通之处,忽略了其有关家庭伦理改革表述中的主体性意识,导致难以对“爱”“牺牲”等关键概念的内在原理之异同展开更加深入的辨析。尽管都呼吁对幼者的“爱”,但他们对“牺牲”均提出相应的保留意见,从而缺乏鲁迅论述中的张力。鲁迅的思路包含更多切身复杂体会,并由此进一步彰显了“五四”家庭改革的可能与限度。鲁迅的坚持既与其对自身的历史定位有关,也使得他对进化的表述同时渗透着悲哀之感,而1920年代多次被背叛的经历更导致鲁迅对进化的信仰陷入低谷。

鲁迅与日本明治三十年代文学的“同时代性”——以《时代思潮》杂志对鲁迅的影响为中心

伊藤虎丸曾指出,鲁迅和日本明治三十年代文学之间存在某种“同时代性”,具体而言,是指青年鲁迅撰写的文章与当时刊登在《帝国文学》《太阳》杂志上的文章有着相同的措辞和表达方式。与《帝国文学》等杂志相比,横井时雄与姉崎正治于日俄战争前后主编的杂志《时代思潮》对青年鲁迅的影响更为深刻,它不仅为鲁迅的文艺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也为鲁迅计划筹办《新生》杂志、从事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提供了借鉴。文章旨在通过介绍《时代思潮》的出版背景及思想旨趣,梳理该刊为青年鲁迅提供的知识素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时代思潮》介绍的众多“时代思潮”如何引起青年鲁迅的共鸣。

立人·吃人·救人——以细读《狂人日记》为中心

鲁迅在早期就明确提出“立人”思想,进而提出立国的愿景。“立精神的人”,即平等、自由、独立的自我主体性个人。欲要“立人”,首要步骤是深刻地、历史地、全方位地暴露“吃人”的旧文化旧习惯,揭露其残酷性、非伦理性和虚伪性。描述和表现“吃人”并不是终极目标,其深层理想则是“救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使用近半的篇幅反复多次劝告“吃人”的人不要再“吃人”了,要真心悔改。“吃人”是暴露,“救人”则是深层的目标。

鲁迅旧体诗体制研究

鲁迅旧体诗创作整体水平较高,对其体制的研究有待深化。通过对鲁迅旧体诗逐篇、逐句、逐字的分析,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梳理其体裁、声律、韵律、对仗的质性特征,如体裁形式多样,格律诗声律严谨且不拘泥于正格律句,沿袭古人创作习惯和传统;多数旧体诗每首只使用《平水韵》中的一个韵部,全部旧体诗使用平声韵部广泛,以使用宽韵为主;对仗数量泛化,并使用了包括连用字对、当句对和流水对等在内的多种对仗形式。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鲁迅全集》有关《小杂感》一条注释的辨正

《鲁迅全集》有关“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的注释不符合鲁迅的本意和创作实际。在启发斩断因循和改弦易辙的用意上,鲁迅与袁了凡是一致的。鲁迅引用的是《了凡四训》中的话。

鲁迅“小说—散文”家庭书写中的人文精神变奏

同写家庭,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对其表现截然不同,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文观念上。具体而言,两种文体的差异有三大特征。其一,鲁迅在小说中以价值公义为天平;其散文中的价值体系却掺杂了复杂的家庭私情。其二,鲁迅在小说中暴露家庭弊病和自我劣性;在散文中却有所保留,顾及了先祖的尊严和中国文学的传统范式。其三,鲁迅于小说中以社会层面为文字背景,通过社会来反视家庭问题;于散文中采取“家国同构”的视角,以“护家即护国”的心灵统摄散文。鲁迅“小说—散文”书写中对于家庭的情感异动,反映出其对文体内在差异的深刻认识,也表明现代文学左翼作家在处理“价值领域—生活领域”时的复杂人文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