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全集·书信》之《致刘岘》文本的两处校正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鲁迅书信集(共两卷)》(下文简称“《书信集》”),将“收信人姓名不详的二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断十六则”收于下卷《附录》,其中鲁迅致刘岘书信片断七则为首次入集。此七则之一至五为据刘岘作《〈阿Q正传〉画集》(未名木刻社1935年发行)之《后记》“所引抄存”。据笔者以《〈阿Q正传〉画集》原书对校,《书信集》所刊文本与原《后记》所引有两处不同——其后的1981版、2005版《鲁迅全集·书信》亦均沿袭之。

《鲁迅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收录于迄今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该书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相对于鲁迅的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中国小说史略》在编辑过程中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围绕该书的编校注释,仍彰显出当代中国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各版本《鲁迅全集》对《中国小说史略》文本的不同处理,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

透过注释的编纂史勘探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评谢慧聪著《<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史概论》

谢慧聪博士的《<鲁迅全集>注释编纂史概论》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公开出版。作为参与和指导过她的论文写作的导师,想借此机会作些说明,既可以帮助读者对谢慧聪有更多的了解,又可以让读者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对这部学术著作有更好的把握。

《鲁迅全集》误注唐人名讳二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据手稿收入了6篇鲁迅校录、考证古代碑志的文字,篇末附有相关人物、典籍和事件的注释。笔者研读发现,其间两条涉及唐代人名的出注存在显误(1981年版第51、69页,2005年版第61、83页),现略加考述,以期《全集》再版时予以修正。

《鲁迅全集》中的“长谷川如是闲”及相关注释辨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分别对“长谷川如是闲”及相关内容作了注释。本文对不同版本“长谷川如是闲”及相关内容《猫·狗·人》“盗泉”“犬·猫·人間”等注释进行比对与辨析,发掘作为注释主要参考依据的材源,为鲁迅与长谷川如是闲的关系研究提供文献基础,同时,针对注文内容的不当之处提出修订建议,以期为新版《鲁迅全集》修订提供线索。

两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变迁与作家的重评——以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为例

《鲁迅全集》人物注释受政治运动影响最为明显,但在政治运动之外,学术研究是否也影响到人物注释的评价?如何体现 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注释的变迁显示出,学术研究参与到人物重评的过程中,发挥着或推波助澜,或导其先声的作用。人物的重评具体体现在《鲁迅全集》注释的内容和形式的细微调整,昭示出编辑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艺。

《鲁迅全集》注释七十年:从文艺方针看编纂理念的流变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坚守人民大众立场,探求鲁迅思想精神,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是70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基础与努力的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方针关系着《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变化。厘清党的文艺方针与《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关系脉络,也是对新时代《鲁迅全集》编纂历程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过程中的“题解”风波

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最初编注时延续了1958年版每篇都加“题解”的传统,但中途突然改变计划,题解全部删除。李何林对于胡乔木、林默涵支持的这种做法表示异议,甚至上书中央。在题解去与留争论的背后是双方文学观念的差异。

再谈《鲁迅全集》的修订

本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为研究对象,通过举例的方式,就其编辑理念上的保守性导致内容收录不完整、校勘工作存在缺失、由于统稿环节的缺失造成前后矛盾、注释有待完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最后从七个方面提出对2005年版《鲁迅全集》进行修订的必要性,并寄希望于编辑出版一部体例科学、格式统一的新版《鲁迅全集》。

新见资料考论:改造社《大鲁迅全集月报》第1号

1937年2月至8月,在现代日本出版史上曾名噪一时的著名出版社——改造社出版了日文版7卷本《大鲁迅全集》。全集按惯例每月刊行一卷,每卷附带一册类似编辑出版通讯的《大鲁迅全集月报》,共计7期。各期《月报》分别汇集有关该卷作品及其翻译、作者、译者、编者、出版者以及读者的各种信息,是了解该卷乃至整个全集的重要指南,颇具历史和学术价值。《月报》以活页形式挟带于全集,极易散佚,以致留存至今者甚少。为与学界同仁分享该全集翻译出版的相关资料信息,现对笔者数年前搜集入手的全套《月报》逐一进行译介考论。本文关注的第一期载有日本文学名家佐藤春夫《鲁迅文学入门指针》《关于第一卷的翻译》、山本初枝《鲁迅先生的回忆》,以及责任编辑增田涉《编辑部后记》等,囊括了日本论者对鲁迅文学的总体认知、故交友人关于鲁迅的亲历回忆,以及全集编译出版的各种信息。了解这些发自历史现场的通讯记录,对于正确把握《大鲁迅全集》乃至日本鲁迅译介传播的历史形态具有确切而实在的意义。

“鲁编室”与《鲁迅全集》的生产

在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生产过程中,鲁迅著作编辑室扮演着重要角色。1958年版全集由鲁编室一力承担编注任务。而1981年版全集的生产则调动了全国的力量,鲁编室在其中主要起到了规划、组织和审定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取决于鲁编室在两版《鲁迅全集》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与《鲁迅全集》编注任务直接影响到鲁编室的存续有关。通过引入"鲁编室"版《鲁迅全集》这一概念,或可为现有的以出版年份指称各版《鲁迅全集》的命名方式提供有效补充。

《鲁迅全集》医学部分注释补正举例——兼谈《鲁迅全集》注释的跨学科问题

注释版《鲁迅全集》在鲁迅作品的普及与研究上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历经三次修订的全集注释仍存在不少问题,这集中体现在涉及跨学科、跨研究领域的注释上。系统讨论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对进一步完善《鲁迅全集》的注释有相当的重要性。本论在对《鲁迅全集》医学部分相关注释作补正举例的基础上,对鲁迅作品注释的跨学科、跨研究领域难题的成因作出分析并提出改良建议,以期为新版《鲁迅全集》修订工作提供参考。

鲁迅简并《徐霞客游记》手稿考略

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新收录的《重订〈徐霞客游记〉目录及跋》一文,是由鲁迅手稿《〈徐霞客游记〉四册》整理而来。与手稿及鲁迅所购《徐霞客游记》原版本核校,可知《鲁迅全集》所收整理稿尚有几处不够准确,现结合相关材料进行考证与校订。

郭沫若与冯雪峰关于1958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通信

这组通信,内容是沟通195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中的注释问题,通信时间在1955—1957年间。共4封6页,其中冯信2封,郭信2封,另有两次郭给冯的回复直接写在对方来信上,所以郭信加回复合计为4次。为方便阅读,整理时将它们分作了4题。整理悉据原信,不作任何改动。辑录者在信中加注,则用[]说明。(题1)郭沫若致冯雪峰信,毛笔书于中国科学院竖式纸笺。此信落款时间为9月16日,未记年份,按辑录者理解视为1955年,排在最前。

2005年版《鲁迅全集》有关“丛书”的两则注释校正

本文主要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两处有关“丛书”的注释进行正误,并以“新潮社文艺丛书”“乌合丛书”“未名丛刊”等书的出版经历为线索,兼谈鲁迅在1920年代前中期与后期新潮社、北新书局和未名社的出版合作。由于此时新书业尚在萌芽阶段,出版机遇并不易得,即便对于鲁迅这样级别的著作人也不例外。且基于个人多方面的出版需求,鲁迅更青睐于同人而非商业性出版机构。经过数年间的尝试和等待后,鲁迅终于从后期新潮社起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出版阵地,并在1920年代中期构建了北新书局——未名社出版网络,开始了自己相对较为满意的一段出版旅程。

新版《鲁迅全集·古籍序跋集》注释正讹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本文简称“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后,学术界针对新版注释质量问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如刘运峰《新版〈鲁迅全集〉得与失》(《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8期)、亓凤珍《新版〈鲁迅全集·华盖集〉注释九问》(《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念颖《新版〈鲁迅全集〉注释酌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李坚怀《2005年版〈鲁迅全集〉日记卷注释校补》(《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1期)等。

徐心芹是谁——从《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全集》中的《“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文末有一条注释:“《中庸》《大学》儒家经书名,当时在上海以此为名出版的杂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办,1933年3月创刊;《大学》月刊,林众可、丘汉平等编辑,1933年8月创刊。”(《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9页)这里所提到的徐心芹,因为史料太少,在今天几乎无人知晓,而笔者因为编书的缘故,有幸结识了住在常州的徐心芹先生的长女徐濂。经她介绍,才有了对徐心芹的一些了解。

茅盾与第一部中文版《鲁迅全集》

关于“第一部”《鲁迅全集》的说法存有争议。1937年8月,日本改造社就已经出版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比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早了近一年时间。改造社出的是日文译本,名“大”实不“全”,若称为《鲁迅选集》更加符合实际。不过,茅盾与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等被聘请为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顾问。况且,茅盾还为《大鲁迅全集》写了400来字的推广词,题为《精神食粮》①。

为了补充“最完整的”《鲁迅全集》——《鲁迅辑印美术图录全集》读后感

鲁迅在文化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文学家,也是卓越的翻译家和辛勤的教育家,同时还是丰富多产的艺术家和卓越的美术家鉴赏家。所有这些大家虽然都知道,但是对于后者,人们往往知之不多或对于细节了解甚少。为了增加对鲁迅的深刻认识,冯雪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曾经计划,将鲁迅编选的画集也收入到《鲁迅全集》中去,成为“最完整的”《鲁迅全集》。最近,山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由刘运峰、刘璁编辑的《鲁迅辑印美术图录全集》(八卷本)^(①)。展读巨著使人眼界大开,同时也为我们全方位、多侧面地从美术视角入手认识鲁迅的丰富性,提供了重要的宝贵资料。这是一项补充《鲁迅全集》的重要工作。《鲁迅辑印美术图录全集》的出版,对于鲁迅研究可谓意义重大、贡献非凡。

张目寒与鲁迅的交往——从《鲁迅全集》两条注释谈起

张目寒和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往来频繁。《鲁迅日记》共有35次相关记录,其中,1924年9次,1925年20次,1926年1次,1929年5次。张目寒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1924年5月3日,最后一次是1929年7月3日,前后时间跨度为6年。这些日记还显示,张目寒给鲁迅寄信5次,鲁迅给张目寒写信亦有2次。此外,鲁迅在致李霁野、韦素园等未名社成员信中亦不时提到张目寒。不过,一些论著涉及张目寒的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以讹传讹。鉴于此,笔者多方搜集资料,试图厘清张目寒与鲁迅的交往及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