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

唐诗艺术特征之形成、唐诗之繁荣与其使用的近体、古诗、乐府体三足鼎立的体裁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唐代诗人在运用古近体的体裁系统上,具有后世所没有的优势,这就是“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它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唐诗的另一种思路。唐诗体裁系统中的诗与歌之关系、古体与近体之关系,是唐诗体裁系统中存在的两大矛盾,同时又因矛盾之张力而成为两大优势。

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对惠能禅的总结与推动

惠能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惠能卒后,盛唐和中唐的三位著名文人王维、柳宗元、刘禹锡为其作了碑铭,扩大了惠能在盛、中唐整个知识界上层的影响。王、柳、刘的三碑充分揭示了惠能禅的特点。同时,王、柳、刘的文学创作又深受惠能禅的深刻影响,构成了禅与文学密切联系的重要一维。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

在白居易讽谕诗的主题与言说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少数颂美作品采用模仿章表体"对君言"的第二人称形式外,其他"规刺"之作均采用基本一致的客观叙事形式,这既是文体限制和创作惯例使然,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讽谕诗又由传统的兴寄体和政论体两种诗体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用后者的时事性、宏观性、批判性改造、融汇了前者。

李梦阳的孟诗解读视角——以评点《孟浩然诗集》为例

明代诗人李梦阳曾在宋末元初人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歌的基础上重新评点过孟浩然诗集,现有凌濛初刻《孟浩然诗集》二卷本。李梦阳的孟诗评点具有独特视角与一定的特色,可惜大陆学界对此不够关注。本文将对李评孟诗文本的生成、流传及其对孟浩然诗的阐释学价值作出探讨。

一时一景一样情,两种语境两诗心——卢挚《秋景》与济慈《秋颂》的比较分析

元人卢挚小令《秋景》在中国古代咏秋诗中别具一格 ,秋而不悲。英人济慈《秋颂》与之诗情类似 ,同属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对镜子隐喻的“真”的诗学追求 ,是这种相似性的重要原因。但以《秋景》为例看中国诗论的“镜子” ,是虚静、禅静的表现 ,因于情性、本真 ,内蕴群体人本精神 ;而以《秋颂》看西方诗学的镜子 ,典型、灵感的再现 。

唐诗中的“龙城”与“卢龙”——从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说起

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与南北朝诗人笔下的"龙城"和其他唐人诗中的"龙城"一样,只是用典,借指边关边城,既非实指匈奴龙城,亦非实指前燕龙城,更不是卢龙之误。"卢龙"一辞在唐诗中先是虚实并用,后来逐渐由今典演化为故典,与"龙城"一样是借指边关边城。

唐诗之“反七律体”

反七律体是歌行的特殊类别,是贯穿了唐诗发展史、为唐代著名诗人所青睐的一种亚诗体。从题目看,"反七律体"仍体现了七言歌行自由抒写的特征,但其形式是七言八句而"非格律化"。它与格律严整的七律情趣迥异,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用"仄韵"和"反对仗"。

丝绸路上诗歌的反复——岑参诗尚奇引发的犯复与模式化

岑参是盛唐诗人中最后一位名家,以边塞诗享誉诗坛。他和杜甫联袂掀起诗歌革新的创变。但极意追求尚奇的倾向,使他的山水、送别、行役诗以及边塞诗,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模式,从而使他成为盛唐诗模式最多的名家。"天宝之风尚党"在他的诗中得到明显的表现。由于单看模式中任何一首诗,大多出采,雷同的模式化并不容易被人发觉。

论李贺诗歌创作中的通感手法

通感在诗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个性特征鲜明,极富新意和独创性。中唐诗人李贺在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通感艺术手法,奇想联翩,构思精巧,体现出一种奇诡、冷艳和瘦硬的风格。本文探讨和分析了李贺诗歌中通感的基本形式,并从通感的角度分析了其诗歌中的艺术形象,从而体现了诗人独特的诗歌艺术魅力。

唐诗与昭君故事的传播接受

唐代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以诗歌为主。唐代题咏昭君之诗,承继六朝传统而多有创新。一是自言体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代言体而开拓了议论的空间,在同情的旧调之外开抒怀的新路;二是昭君故事随同自言体而客体化,成为观照现实、批评政治的借鉴;三是在代言体的创作中,唐人对昭君的命运与境遇有着更为深切的同情与体贴的关心。因此,相比于魏晋六朝时期的诗作,唐人不仅拓展了昭君诗的类型,开扩了昭君诗的表现范围,而且通过唐诗的阐释,丰富了昭君故事的内涵,使其意义更加深刻,昭君诗的主题从此不再单一。

唐代送别诗的意象组合

唐代送别诗中的意象组合极具特色,诗人巧妙利用送别时的地点、行人所往之地以及沿途的文化特色形成的空间地点意象组合,造成了峰断云连、辞断意属的审美意境;借用明显的时令节侯、景物气象等特点组合的意象,则增添了送别诗意象的斑斓色彩和艺术感染力。

汉乐府与杜甫的平民化书写

儒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论《诗》,重视其政治教化作用。西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也继承了周代的民间采诗传统,借以察民情、观风俗。汉乐府这种"平民体"诗歌范式给唐代诗人杜甫以莫大启迪,他创作了大量"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表现普通百姓的生活、苦痛和向往,开文人平民化书写之先河。杜甫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皆受汉乐府影响至深。"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是与他心系民瘼、致力于平民化书写密切相关的。

唐诗中的女性系列形象摭谈

唐诗中的女性形象是唐代妇女实际生活的写照,本文拟选择贫妇、商妇、后妃宫女、征妇等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类别形象进行阐释,从社会政治及经济背景角度分析唐诗中的女性形象,揭示其文化内涵,以深化我们对唐代女性形象的认识。

王维诗歌系年考辩(二)

以中华书局版《王维集校注》为据,对其中所涉王维整50首诗歌的编年方面的问题,或指出其误,或考辨订正,或重新系年,以利于参考。

元稹诗集整理中的若干问题

三秦出版社版《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存在着各类问题达数百处之多,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一种古籍整理本。文章分别从校勘、编年、注释、集评、其它五个方面,择其要者,对其进行一一指出与订正,以供借鉴与使用是书者参考。

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考论

王士禛是清初著名诗人,诗作有颇多学者为之笺注,《渔洋山人精华录》是一个重点。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长于史实、地理、名物方面的考证,注重当代人物的考察,体现了经学家严谨扎实的学风,代表了清代渔洋诗注的较高水平;而忽视文学艺术探索的缺陷,与惠氏讲究学问"根柢"的诗学观有关,也是乾隆时期集部注释的通病。《渔洋山人精华录》先后有金荣《笺注》和惠栋《训纂》问世,长期以来鲜有细致的对比研究,但金荣《笺注》在学术和学风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因此价值不高。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万卷堆胸 三光撮眼——卢仝其人其诗

唐诗人卢仝 ,少达多穷、终生布衣 ,诗体怪异、风格奇特 ;作为诗人 ,其创作才华极为不俗 ;作为凡人 ,其人生旅程极为不幸。

大爱者杜甫──从杜甫的两首“凤凰诗”再探杜诗思想基础

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与他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本文首先从分析杜甫的两首“凤凰诗”入手，然后参之以其他材料和杜甫的大量诗作，证明杜诗的思想基础乃是一种超越了儒、道思想范围的“大爱精神”。

唐诗接受特征论

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大量诗歌,但没有哪一朝代的诗歌能拥有比唐代诗歌更多的接受者。唐诗接受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普泛性、时代性、个体性、应用性。其中,普泛性与应用性是唐诗接受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两个关键特征,确立了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