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无——论萧红小说的多元主题

“无”是萧红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其不同时期的创作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具体而言,初涉文坛的哈尔滨时期、颠沛流离的流亡时期、以及生命落幕的中国香港时期,分别对应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与贫瘠、“无物之阵”以及“几乎无事的悲剧”等多层面的小说主题,体现了萧红“个人—民族—全人类”的思想脉络与创作轨迹。其中,每一层“无”都与1930年代的时代语境和萧红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折射出其小说创作的多元特征和审美走向。而整个“从无到无”的演变过程,凝聚了萧红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积极思考,以及对人性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一路追寻,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和魅力。

汉族史诗《黑暗传》中上古神话的谱系学研究

普遍认为,中国上古神话缺少谱系性,也即神祇之间缺少系统性关联。而流传于神农架地区汉民族史诗《黑暗传》中涉及的上古神祇多而不乱,神与神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性关联,这实质上暗含一种谱系结构。从多个角度对神话人物之间的联系进行解释分析,并在与古希腊创世神系的比较性阐释中发现,《黑暗传》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师徒关系三种角度来构建汉族上古神话的谱系结构。

论40年代“解放区”叙事诗创作及其形式的“谣曲化”

40年代"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及其艺术形态,不仅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学事实,而且也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大众化"及"民族化"追求与"现代化想象"的结果之一。从文学史的立场,考察分析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格局下"民歌体"叙事诗创作的繁荣,发掘其文体形式的"谣曲化"选择与现代叙事诗艺术互动、冲突及作用的历史,避免对"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及研究的简单化,成为本文学术探讨与历史描述的主要目的及内容。

“支嘎阿鲁”史诗数字叙事探析

"支嘎阿鲁"史诗中频繁出现的数字,是史诗叙事的一种重要修辞策略,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数字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数学的范围,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数字的使用与其蕴含的深意更是值得探讨。频繁出现的数字,对某些数字的特殊钟爱,往往使数字除了本身的数量意义以外,还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并以其文化色彩引起审美主体的联想和共鸣。

论回族爱情叙事诗的悲剧美——以《马五哥与尕豆妹》为例

作为回族民间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爱情叙事诗,由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长期的传播中赢得了回族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喜爱。同时,它又以粗犷、直率、沉郁的语言抒发了一种悲壮的感情,令人回味无穷。文章欲以在西北农村广泛传唱的“花儿”体叙事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为例,试图利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理论来尝试性的分析回族爱情叙事诗的悲剧美。

宋代文人“浯溪”赋咏的文化内涵

浯溪本是地名,由唐代文人元结始名。元结在浯溪写下了《大唐中兴颂》一文,并请颜真卿磨崖刻之。浯溪因元文、颜刻而声名远播,成为文人普遍关注的诗文意象。宋代文人的"浯溪"赋咏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特定时代思想精神的熔铸。北宋文人侧重反思《大唐中兴颂》一文的写作意旨及文体本质,是儒学复兴后文人主体意识高扬的体现;南宋文人强化了《大唐中兴颂》一文的"中兴"意旨,多借赋咏唐朝史事表达中兴宋室的希望,是其"中兴"情结的体现。

论中国现代诗剧的意象艺术

诗剧是东、西方文学体裁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文体形式,在西方尤其被评论家所看重,被誉为诗的最高发展阶断与艺术的冠冕。与诗歌类似,诗剧的意蕴主要是通过意象艺术这一表现技巧具体展现。对于中国现代诗剧来说,意象艺术同样是其艺术魅力和艺术张力的重要来源。中国现代诗剧的意象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意象的客观对应特质、意象的陌生化特质以及超现实意象的情感特质。以上的意象特质使中国现代诗剧的内蕴不是通过情绪倾泻和直白说教实现,而是将自我感情进行了戏剧化的冷处理。以理性节制感性,以具体、客观的"象"呈现抽象的"意",以陌生化、超现实的形象赋予作品深刻思想,从而避免了中国现代诗剧创作初期感性泛滥、题材同质化的倾向和弊端,赋予了中国现代诗剧新的生命力。

论李贺诗歌三重境界中凸现的生命意识

在李贺诗歌构筑的现实、仙界、鬼域三重空间境界的多重协奏中,反复回旋着的一个主旋律是生命意识,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现实的困顿、疾病的煎熬、仙界的虚妄使得死亡这一事实无所遮蔽的呈现在诗人面前,鬼域就是这种生命的边缘体验的具象化,其独特之处是借助民间文化中的巫鬼形象来推进人类对死亡的体验,同时也使其诗歌风格走向了奇诡幽艳。

《王贵与李香香》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以三边地区顺天游为艺术基础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李季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也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新诗民歌化、大众化的标志性作品。此诗有若干版本,手稿本、初刊本、新华书店本、人文本、人文二版本等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这些版本的校释与还原,可以触摸到对应于不同时代的群众口语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内容,也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出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言与思想的变迁。从方言入诗到去方言化,从独尊解放区群众口语到对群众口语的地域分化与悬滞,则是《王贵与李香香》版本变迁中屡经反复的具体细节。

强化散文诗语言节奏的“三化”策略

从困惑散文诗发展的"目前的需要"看,首先是语言;而从散文诗语言美学核心看,首先是节奏。节奏是散文诗作家气血的运行轨迹,是散文诗的旋律的基本构成,是散文诗取悦读者的气质与姿色。节奏对散文诗来说,不仅仅是形式,也是思维,是思想,是形象,更是审美意识,甚至包含着它的全部的秘密。没有节奏,散文诗就没有形式的规定性,也就没有了与散文甚或是诗歌区别的形式性。散文诗语言大致可分为雅化、俗化、欧化三种。而这三种语言,都与节奏有关,都可以从节奏上来讨论与研究。

叙事与现代汉语诗歌的硬度——举例以说,兼及“诗歌叙事学”的初步设想

探讨语言展开方式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学内部的决定性因素。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赋予了叙事以方便,而叙事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则作为钙质甚至骨架而成了硬度的象征。诗歌同样可以成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能够建立一门“诗歌叙事学”,则现代汉语诗歌的理论言说将会获得新的锐利眼光和新的广阔天地。

河西诗魂―—王维《使至塞上》新释

王维的边塞诗大都写于任河西节度使幕府判官的二年间。诗中描绘了他在西北边陲目击的大自然壮丽情景,摹写真切,色彩绚烂,明显表现出诗人前期积极的人生态度。现代唐诗选本中都把《使至塞上》收入其中,但笔者认为,多数选本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园”的注释是不确切的,甚至是缺乏王维诗蕴的意境。故对“千古壮句”做新的解释。

五四新文学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自我意识

对比中国五四新文学与日本近代文学的异同,指出五四新文学主张的自我与日本近代文学的自我存在着明显差异,分析形成不同自我意识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论

汪曾祺的文学叙事实践着"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创作理想。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汪曾祺主要依靠将人生理想化的方式,着力于审美人生的营造与刻画,使得文本充满唯美主义色彩;同时他还注重发挥小说的伦理教化作用;为了有别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汪曾祺主要是发掘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追求通俗的抒情与刻意的和谐,这是汪曾祺小说的特点,也是其文学意义和价值所在。

从史诗资源大国到研究强国——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之路

当下,正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史诗研究存在三大问题:缺乏明确的学科目标,受西方中心论束缚,第三者的必要参照缺位。其发展思路是:以大国学术应有的胸怀,将中国史诗研究纳入国际大视野,明确其前进目标;自觉以印度史诗学为参照,实现中印史诗研究互动;更新思维,与时俱进,用发展的、整体的观念指导研究全过程。

“女奴”与“女神”的混血儿——陕北“信天游”中女性观念窥探

流传于陕北一带的信天游 ,内容丰富 ,大多以反映爱情、婚姻生活为主。在这些信天游中折射出陕北女性的“女奴”与“女神”的矛盾观念 :一方面她们从自然、社会到精神上都受到男性的压迫控制 ,形成了以男性为生活的中心、命运的主人、自然存在的主宰 ;另一方面又追求自由恋爱 ,婚姻不如意时敢于抗争 ,追求真正的爱情等。这种矛盾观念主要是由于陕北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以及历史原因等的影响而形成的。

以气为主 以自然为宗——李白诗歌艺术个性探析

浪漫主义不足以代表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明王世贞提出的“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是对李白诗歌艺术个性的最准确最中肯的概括。笔者现围绕王说,从对“气”的阐释,李白诗歌的抒情方式,诗人自我形象和自然形象的塑造,诗歌形式等几个方面,对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作了较全面的评析。

革命写实:民族危局中现代史诗性营构——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写实叙事形态之一

除了抒情传统外,现代汉诗还有一个叙事传统。在现代汉诗的写实叙事传统中,既有人道写实和批判写实,又有革命写实。而现代汉诗的革命写实除了写"本事"外,就是塑造典型;其大众化特色,与民族危局中的现代史诗性追寻具有一致性。它们丰富了现代汉诗的审美视阈与叙事经验。

嬗变与转型:新文学运动前后的中国叙事诗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及新文学运动前后 ,是中国叙事诗艺术由古典向现代形态演进的关键时期。西方叙事诗学及其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抒情文学中心地位的式微 ,使当时的”新体”叙事诗创作及其理论批评 ,呈现出新的创作形态与艺术追求。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白话叙事诗”及其创作形态的出现 ,为中国叙事诗艺术现代文体类型的确立与理论批评体系的重构 。

叙事诗中反抗的女性形象

华夏地域的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叙事诗,叙事诗中记录着妇女的命运,反映出她们对封建社会的控诉、对自由婚姻的理想追求、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肯定。堪称"诗国"的华夏古国,应该重视对各民族民间叙事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