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图法》(电子版)的类级看“I236地方剧”的设置

以《中图法》第四版电子版的类级为依据 ,从《中图法》第四版“I2 36地方剧”的修订内容出发 ,对其类号配置中存在的违反与中国地区表的一致性 ,违反层累制配号规律性 ,违反广义借号法配号规律性等问题进行了辨析 ,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

“屈原戏”的现代转型与审美裂变

较之元明清,现代“屈原戏”在抒情主题、审美追求、悲剧结撰三个层面发生裂变:(1)跳出科场、仕途的古典抒情主题,通过植入自我、国族、人民等现代性话语,契合不同时段的政治文化规范,提升屈原抒情的现代品格;(2)摆脱儒家“怨而不怒”的诗教规范,将屈原的“怨情”导向具有突破性力量的“怒”,激发主体的反抗意志;(3)跳出古典戏曲“大团圆”的结撰传统,叙事终止于屈原投江,那一刻悲剧情感达至饱和,震动不同时代的观者。现代“屈原戏”为知识分子发抒情感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源,但是,对戏剧功能性的强调以及剧中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抒情模式,减弱了其美学价值。

驰骋在革命美术与诗歌之间——新四军文艺战士芦芒的跨界创作

芦芒是新四军中为数不多的进行跨界创作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穿行于美术与诗歌领域,用手中的刻刀和笔创作出了大量的木刻版画和诗歌作品,配合和服务当时的宣传文化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通过创作中审美主体的互换,实现了诗歌与美术彼此互为动能及在审美与主题意识等方面的交互借鉴,使战地文艺实践其文艺普及任务时具有巨大的优势。它们的主题内容,甚至革命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也因此与20世纪30年代木刻艺术运动以及其后延安时期开始的文艺工具论有着内在相关性。

清末“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播及其影响

清末,在新民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以小说传播域外新知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新小说”家们以启蒙者的身份,通过译述域外小说、自撰新小说,借助五花八门的“新小说”类型,将政治制度、域外奇闻、科学幻想、侦探推理、实业救国、婚姻自主、女权女学等这些陌生而新奇的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中国读者,不仅拓新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与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日常行为,助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而且沾溉了此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之声的前奏。

关于《花笺记》成书和评点者的几个问题

《花笺记》五卷是明代后期粤语说唱文学的代表作,其文体近乎“歌本小说”。它的创作年份,当在《牡丹亭》面世并广为流传之后。主要作者有两位,第一位才气和水平较高,创作了前四卷;后一位则稍逊,创作了第五卷。另有一个或数个“赝手”改窜和涂抹了作品。清初钟映雪是这部作品的评点者,其身世和情性虽久未为人所知,但在评点文字中,仍可见出其科场“数奇不遇”和爱情遭挫的坎坷命运以及出众的才名。钟氏有感于《花笺记》“为人所易而忽之”的遭遇,通过挖掘和提炼作品的“文心”“手法”诸要素,抉发出作品埋藏于平浅词文下的“极深、极曲、极奇、极妙之处”。钟氏的评点贡献,使自己确立了“第一个重视弹词的人,第一个重视粤曲的人”的历史地位。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时代性阐释——由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

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的改编,成为近年来影视剧创作和关注的热点。编剧既要遵循小说原著的精神,又要勇于开拓和创新,让文学经典走近人们的当前生活,以满足不同年龄时段受众群体的审美期待。由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拓展叙事时空、展现地域风貌、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民生形态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呈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性背景和现代化元素,从而有意地突破小说原著叙事时间的局限,拉近文学经典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让文学原著的主题精神深入和延续于当下社会,继续发挥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这也是该剧的成功价值所在。

《邻里一家人》:当代语境下网络季播剧的民族文艺特征研究

媒介环境的变化和新媒体平台的建设,使得网络季播剧在承载文化符码、走向世界方面形成了特定的艺术形态和产业业态。在国家话语传播转型定位的当代语境下,《邻里一家人》以民族元素符码和新女性群像构建出地域多元的民族形象,角色在“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叙事向度中,以“逃离”与“回归”为主题进行时代意志探索。同时,民族文化传播也应借助新技术与新媒介的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下,传播民族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台湾地区话剧《暗恋桃花源》的存在主义蕴涵

台湾地区话剧《暗恋桃花源》的主题与意义生成与二战后兴起的存在主义与当下的种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显性故事层面上,通过两段情感展现人类的爱情困境、迷失与寻找;二是在生命意识与存在意识层面揭示世界的荒诞、人类对日常生活的厌烦、异己感与死亡意识;三是以“元话剧”的形式对后现代语境下话剧艺术的困境、话剧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

长沙县立师范:田汉戏剧创作的发源地

田汉在长沙县立师范求学时,受到校长徐特立、姜济寰等的关心和指导,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举办《祖鞭报》和《青年》杂志,创作了戏剧处女作《新教子》,以及戏曲剧本《新桃花扇》等,并发表文章、诗词等作品,是他后来创立南国社、创办刊物《南国月刊》《南国周刊》以及从事戏剧、电影、歌词等创作的起点。长沙县立师范成为田汉一生戏剧创作的发源地。

论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家国情怀与诗意现实主义——兼论中国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问题

洪深左翼时期的电影剧作实现了由家庭伦理向国家民族情怀的转变,其表述方式采用了诗意现实主义,文本上呈现出一幅山河破碎、家庭兴衰、人事沧桑的变幻图景,隐含着对新时代主体力量的呼喊与期待。由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诗意现实主义可以自然延伸到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而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不但与同时期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它与左翼电影剧作中的现实主义亦非同一所指。即便同为左翼剧作家,其剧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加以检视。

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