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小说”对域外新知的传播及其影响

清末,在新民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以小说传播域外新知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新小说”家们以启蒙者的身份,通过译述域外小说、自撰新小说,借助五花八门的“新小说”类型,将政治制度、域外奇闻、科学幻想、侦探推理、实业救国、婚姻自主、女权女学等这些陌生而新奇的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中国读者,不仅拓新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与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日常行为,助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而且沾溉了此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之声的前奏。

基于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事象的技艺辨析研究

元曲作品中多见涉及丝织显花技艺事象,系通过戏曲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传统手工丝织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纺织史料的一种保存和呈现形态。采用“曲史互证”的方法,对元曲中有代表性的丝织显花技艺事象开展辨析。研究认为,元曲呈现的提花织造事象与现实中的丝织显花工艺及其织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元曲“妆花”和“妆金”相关事象提示出后世相关丝织品名称的渊源。元曲“织成”和“缂丝”相关事象所反映的工艺特征和用途符合实际。元曲中“改机”相关事象虽与明代记载不同,但是提示出元代民间衣料加工的常见方法。元曲作品中丝织显花技艺相关事象多由剧曲作者根据现实的丝织工艺特征和产品特点赋予意象性的艺术表达,对后世专门术语的形成不无启发作用,又通过元曲在民间的广泛传播获得流传和认同。

“闪下”内涵与表演形态的演进

“闪下”作为一种戏曲术语,最早在元刊本中就已出现,用来表示虚拟的下场行为,并含有急切、躲闪之意。受到戏曲题材及人物脚色的影响,“闪下”的内涵和功能也不断丰富,与故事情节联系愈加紧密,在烘托氛围、塑造人物方面,亦发挥着独到作用,尤其与鬼魂角色搭配时,更衍生出特定的表演程式。由此,“闪下”不再是随时可被他词所替的状态,并脱离了原初的虚拟意义,成为一种实质性的下场动作。虽然仅是一个细小的科介提示,“闪下”的演变,既反映着剧本体制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更揭示出戏曲创作从“曲本位”到“剧本位”的脉络走向,它的存在与意义不应被忽视。

“放逐”与“回归”--以《牡丹亭》“花园”的叙事功能为观照点

作为与“家园”同义的“花园”在《牡丹亭》中并不纯粹是“符号化表征空间”,其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表现为以“家园”空间为核心的“放逐—回归”叙事模式。然而,我们也应区分中西文论之哲学支点殊异,需对这一叙事模式进行本土化书写。而对于“花园”叙事意义的分析,将涉及前人业已讨论的空间与权力、空间与性别、空间与存在等问题。因此,拈出“花园”为观照点具有以一总多的效果。游园是对父权话语的反抗、服从性空间的逃逸,同时也是人性自然化的手段。丽娘于“花园”这一“异托邦”中,实现了从“放逐”到“回归”的生命体验,回到“家园”完成了个体自由性的确证。

元明杂剧中的“酒色财气”情节模式

元代近十部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用“酒色财气”对剧中人物进行试探的情节,该情节被元代及之后的戏曲家沿用,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情节模式。这一情节模式可起到塑造人物形象、丰富故事情节、突出主题和表达剧作家情感的作用。在宗教信仰、社会风气、作家境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模式在元代出现得最为频繁,到了明代就逐渐减少,直至清代完全消失。

《再生缘》“异托邦”的隐性表达

弹词《再生缘》并非只是一个“架空”历史背景、虚构空间的女性幻想之作。作者陈端生虚拟了一个以历史为基础却超越历史现实的元代背景,构造了一个明君贤臣的错位时空;并从自我出发“分化”了两个性格迥异、且反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主人公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镜像模式。而这埋藏于文本中的“异托邦”式的隐性表达,是身为才女的陈端生利用清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身份优势的一次大胆的自我表达和空间突破。

元杂剧《丽春堂》版本述略

元杂剧《丽春堂》存有五个版本,现比较研究《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元曲选》已集本、《酹江集》本三个版本。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舞台提示、念白、唱词三个方面。《元曲选》本与《酹江集》本文本重合度较高,能较为真实地还原王德信《丽春堂》原貌,《脉望馆钞校古今名家杂剧》则具有较高的校勘学价值。

试论戏曲翻译的价值取向——以《戏剧之精华》为例

戏曲的域外传播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戏曲“走出去”的关键手段,戏曲翻译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塑造积极健康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译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戏曲海外传播的效果。《戏剧之精华》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戏曲译著之一,其译者通过灵活运用“增”“删”“评”的翻译策略,成功地译介了中国戏曲,为当下的戏曲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只有坚守真善美的价值导向,戏曲翻译才具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

《莺莺传》和《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发展变化刍议

在我国历史文化体系中,元杂剧是讲述不同人物故事和社会现状的重要文学载体,中唐时期元稹创作《莺莺传》,该传奇讲述了家境贫寒的书生张生与没落贵族少女崔莺莺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人物特点鲜明。到了元代时期王实甫在《莺莺传》以及其他传奇小说、戏剧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了《西厢记》,该杂剧是我国戏曲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品。虽然两部作品在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方面基本一致,均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在具体内容、人物形象上存在较大差距,对此本文围绕《莺莺传》和《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发展变化进行探究与分析。

元杂剧题诗关目论略

题诗作为一种戏剧行动,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戏曲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元杂剧有50部作品涉及诗词题写关目,共计113处,这些题写内容来源于化用旧作、袭用前作和自主创作三种方式。剧作家对于题写形式的选择与相应的戏剧题材有着高度的适应性,除了利用纸质材料作为题写载体,题壁、题画、题叶等题写行为在剧中时有发生。作为一种叙事手段,题诗关目在建构时空场景、推动叙事进程、摹写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元刊杂剧三十种》“一折”考释

宋元俗语“一折”义为拇指与食指之间伸开的距离,常与脚或鞋连用,形容物体之小巧,同时,“一折”有很多异体字和同义词。“一折”引入舞台实践后,用于形容一段短小的科白表演。《元刊杂剧三十种》中“一折”实为省略了一段由外脚进行的、相对完整独立的、短小且具有开场功能的科白表演。

照花前后镜——晚清宁波曲苑遗珠《镜里花》传奇探析

晚清宁波曲家蒋世鼎所作《镜里花》传奇,因近年才被发现并收编于《宁海丛书》中,故关注者寥寥。在《镜里花》传奇清抄本的基础上,参考《鹤警诗草》和《鹤井蒋氏宗谱》等文献,可全面考察蒋世鼎的生平及其创作。《镜里花》既有对《桃花扇》的模仿与借鉴,又在双线结构、“花”意象运用、地方色彩等方面呈现出自身特色,对研究宁波地方戏曲史和清代后期的传奇创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明杂剧喜剧创作与时代文化思潮

社会环境是喜剧繁荣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环境除了包括政治形势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文化思潮的变化。明杂剧喜剧的创作受明代社会文化思潮影响巨大。明初的文化专制主义是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扼杀,因此,明初的喜剧创作除了一些浪漫爱情喜剧外,乏善可陈。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趋向自由,喜剧这一具有批评功能的艺术形式就被很多作家所采用,成为他们释放与宣泄自己内心压抑的出口,喜剧也伴随着浩荡的思想解放潮流而逐渐复兴,不断发展。

古代戏曲文学中的空间类型

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诗歌、小说以及山水画、文人园林等在空间艺术上的呈现方式,创造了作为场所空间的“物境”、作为意象空间的“情境”、作为诠释空间的“诠境”和作为幻化空间的“幻境”等四种空间类型。当然,在具体的戏曲作品中,空间形式常常是丰富多样的,作者往往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类型的叙事功能,创作出多种空间形式相互叠加但又层层递进的复合型空间。戏曲文学这一意蕴丰厚的空间形式,与写意、灵动的戏曲表演空间相得益彰,呈现出多层次的审美风格。

一个完美符号的生成:《桃花扇》李香君形象新论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是一个精心塑造并巧妙运用的符号。作者塑造此形象,汲取了明代传奇的诸多经验,并对原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多处改造。《桃花扇》运用符号意义的开放性,以她的天真善良为君子小人之辨代言,利用其妓女身份痛骂奸党,并赋予她“情”“欲”的象征意义。剧中张道士斩断侯李因缘,并非阻碍一般的男女情爱,寓意在于断绝士人过分膨胀的“情根欲种”。侯李当场分离与“传奇旧套”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个人与国家、“情”“欲”与“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对李香君形象进行“符号性”分析,是对之前“爱国女杰”说、“性的符号”说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吕立亭的“身份认同”说的修正和发展,并显示出人物形象研究中丰富的文本阐释空间。

论程鹏举故事的戏曲改编

程鹏举故事以叙写夫妻离合之情而广为人知,元代以来流传四种相关戏曲,分别为青阳腔《易鞋记》、昆曲《分鞋记》、梨园戏《程鹏举》和京剧《生死恨》。明清时期《易鞋记》与《分鞋记》多有讹误现象,其中《易鞋记》现存全刻本,《分鞋记》留有九出残曲。《程鹏举》与其他三种戏曲剧情和人物塑造多有不同,应分属另一种故事系统。两种故事系统并立发展,出现了情节融合的现象。此外,四种戏曲发挥剧种优势,彰显了不同剧种的艺术表现力。

清代民间社会对演剧管理的调适与应对研究

清代是中国古代演剧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面对热闹丰富的演剧活动,相应的管理与规训亦相伴而生。出于对演剧活动的喜爱,民间社会在面对自上而下的制度管控时,所做出的反应首先是在合理范围内进行主动调节,即通过自身的约束与抑制达到令官方满意的效果,而非直接进行对抗。但主动调节毕竟具有局限性,当调整后的结果没有达到官方的满意程度,而民众又不甘于放弃观剧的时候,民间社会便试图通过消极执行规定等方式进行“软性对抗”。

“赵氏孤儿”故事的整全和文化价值分析

回到原典,理清“赵氏孤儿”故事的流变,构建出“赵氏孤儿”故事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则故事携带的文化基因以及它得以远播广布的文化价值。从“赵盾弑君”到“晋灵公不君”,再到太史公复杂的褒贬态度和价值观念,典籍中的“赵氏孤儿”故事由一则宣扬世家大族仁德善行的高台教化故事,逐渐演变为富有市井气息的节义、报恩和复仇故事,成为民间戏曲青睐的素材,造就了经典戏曲《赵氏孤儿》。

论《琵琶记》中蔡伯喈和赵五娘的错位形象

《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在剧中,高明将蔡伯喈和赵五娘置于错位的处境,从性格内核、个人处境、他人认同这三个主要方面塑造出两人的错位形象。蔡伯喈作为男性却被动懦弱,赵五娘作为女性而柔韧坚强,这样对比鲜明的形象错位,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男强女弱的固有认知,使人物的性格内涵复杂化,同时也展现出高明对人性的包容,对人生困境的思考。

元代道教戏剧程式化结构解析

道教特有的神仙信仰在丰富和充实元杂剧内容的同时,使"仙凡仙——戏中戏"程式化结构成为可能,构成了元代道教戏剧与众不同的审美意蕴和艺术表现形式,促进了道教与戏剧之间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既形成盛极一时的元代道教戏剧又促进道教向民间进一步辐射和渗透。道教以其独特的神仙信仰系统丰富和充实了元杂剧主题内容,建立起仙凡仙和戏中戏的程式化戏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