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隋史遗文》与明末农民起义

《隋史遗文》研究的外部条件十分匮乏,尤其是与版本及成书直接相关的史料。从袁于令本人经历、所处时代环境及文本内部寻找新的线索,对小说中的矛盾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讨论袁于令如何利用隋唐历史,为自己的叙事意图服务。《隋史遗文》中关于农民起义的描写彰显出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与变迁,以及士大夫的处境与选择,也呈现出这一时期讲史小说的嬗变轨迹。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封神演义》出版史探略

《封神演义》自刊刻以来不断被翻印,其流传的版本形式主要有3种,其他皆为此3种的翻刻本。翻刻本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神演义》传播的广度和力度。受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市场追求以及印刷技术的影响,翻刻本数量并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递增的,而是呈现出起伏不定的态势。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歧路灯》的戏曲描写及叙事功能

清代李绿园所作小说《歧路灯》描写书香世家公子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误入歧途、败光家产,后浪子回头的故事。书中出现了大量戏曲描写,对联系人物、推动情节起到重要作用。以戏曲描写在书中的整体布局为出发点,挖掘其营造叙事场景、塑造人物形象和构成情节主线的文学功能,推动对戏曲描写在小说中的作用及其学术研究意义的探讨。

《喻世明言》中“陆海”一词的符号学重释

“陆海”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典籍,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入话部分的结词《小重山》中也曾出现“陆海”一词,但是在《喻世明言》所引诗词中,“陆海”一词所取含义异于在其他文本中的用法。相关注解家简单地将其释为“陆地”,并未说明理由且抹杀了“金莲开陆海”一句的文学性。试结合“陆海”一词在历代文本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出现的修辞语境,运用符号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并从该语境剖析“陆“、”海”二字之间的本体——喻体关系。与其他文本中的应用情形相比,后世诗词中的“陆海”,其语义判断取决于其所处的语境义素,语境义素的干预赋予其在汉代典籍中所不具有的新的修辞特点和文学内涵。

论路遥小说的书信镶嵌及其叙事功能

书信镶嵌,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中的书信文本,具有阅读关系的虚拟性、叙事选择的多样性与抒情议论的结合性等文体特征。从全书叙事逻辑来看,这些书信发挥着留白召唤的互文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性与谋篇布局的整体性等叙事功能。此外,由于书信叙事特征和作者审美理想的相互契合,加之中国现当代书信体小说的影响,以及从苏俄文学借鉴写作资源等原因,使得路遥在选择书信写作的同时,又通过内外嵌套、跨文体等方式,实现了对书信体的创新与超越。书信镶嵌是研究路遥小说新的向导,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也增扩了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构建作用。

法国东方学视野下的帕维《西游记》译介研究

本文尝试分析泰奥多尔·帕维于1857年对《西游记》前六回所作的译介,并揭示法国汉学界在东方学整体视野下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模式之一。帕维成长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此时东方学的发展受到浪漫主义的推动,得到社会显贵的支持,为《西游记》的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帕维翻译所使用的《西游记》文本为清朝流行的证道本和真诠本,尽管这两个版本对《西游记》作出了有关金丹大道的解读,帕维却视《西游记》为佛教小说。该见解看似荒谬,但联系当时东方学内部印度学和汉学的发展情况,实则情有可原。此时法国学界对于中国道教和汉传佛教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过分强调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另外,法国学界的研究敏锐地揭示了印度传统对于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西游记》中武器与法宝的研究

在统治者对宗教的狂热推崇下,明代产生了大量的神魔小说,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西游记》。《西游记》中对武器法宝形状、功能的创设受到了明代宗教思想与物质生活的双重影响,其中对武器法宝的描写创造,在刻画人物、推动故事情节展开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游记》中武器法宝等器物的创设对后世文学作品中相关器物的创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红楼梦》人物的“双性同体”分析

“双性同体”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争取女性权利和地位的重要理论之一,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该理论对理解《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有着全新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都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于一体,具有“双性同体”的特征,像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的双性气质,体现了《红楼梦》“双性同体”人格建构的美学意义。

异化的母爱:《红楼梦》荣国府中的母亲们

“母爱”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永恒母题。《红楼梦》中的母亲们处境各有不同,她们的母爱却都呈现出被异化的悲剧性。以荣国府贾政一家为例,贾母、王夫人、赵姨娘和李纨四位母亲,有位高权重的老祖母,也有出身卑微的小妾,她们表现出来的母爱各不相同,但同为历史中的弱势群体,其自我意识和人生价值往往都消融在男权家族的义务和利益之中。

论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回目的来源

栾星校注本《歧路灯》根据叶县旧抄本和安定筱斋抄本确定总回数为一〇八回,回目主体来自叶县旧抄本,参考乾隆抄本、陈云路家藏本等增加了第九回“柏永龄明君臣大义谭孝移动父子至情”;把叶县旧抄本中的第五十回、第五十一回合并成一回,成为校注本第五十一回“入匪场幼商殒命央乡宦赌棍画谋”;叶县旧抄本第八十回、第一〇七回和第一〇八回回目分别被替换为乾隆抄本、朴社排印本等的“讼师婉言劝绍闻奴仆背主投济宁”“一品官九重受命两姓好千里来会”和“薛全淑洞房花烛谭篑初金榜题名”。校注本从回目到正文都显得比较杂糅,给研究带来了不便,因此有必要选择优良底本,整理出一部高质量的新校本,以更好地开展《歧路灯》的研究,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歧路灯》科举文化背景下的塾师群体

清代小说《歧路灯》以明嘉靖为故事背景,里面刻画了四名塾师形象。受明清科举文化的影响,他们展现出不同的教学方式:有打好经史基础再学习写文章;有直接背诵并仿写八股范文;有借鉴小说的“代言”手法。同时,他们又是明清塾师群体的典型代表,呈现出塾师在生存和理想之间的不同状态和取舍:科举未通达前的谋生首选;科举崇拜推动对功名的追求;疏离科举后的生存状貌。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红楼梦》物叙事刍议

“物叙事”是当前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论文从“物叙事”的角度探讨了《红楼梦》的物象呈现方式与叙事功能,指出小说的物叙事方式有:设物奇异,幻形述旨;因事及物,曲写幽情;由物引事,播演世相。这种从物与物、物与事、物与人等的关系层面对物叙事的理论探讨,可作为当前物叙事研究上仅以“作为本体的物”为基点建构物叙事学的有益补充。

网络游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界融合创新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推进,作为年轻人参与度最高的互联网络应用之一,网络游戏逐渐成为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利用体系之中的一个新亮点,并业已形成了以非遗项目为新游戏创作主轴的“主体型融合”和在现有游戏中植入非遗要件的“元素型融合”之两种跨界融合形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推进非遗进网络”的制度设计,也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携手游戏厂商试水“游戏+非遗”这一非遗数字化新形式。未来,网络游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界融合及其创新,将进一步活化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并实现其融合发展机制的创新。

明清小说叙事与五台山的形象建构及文化价值

明清小说中不乏对五台山形象予以塑造,以五台山作为事件发生背景或特定文化事件象征的情节。虽然不同作品中塑造的五台山形象有其个性化色彩,但其共性之处则在于对五台山形象的建构与文化想象。通过对这些情节予以梳理,可以探明相应小说作者的写作策略与深层文化心理原因,进而探讨特定时代民众对五台山形象的认知。同时,明清小说中五台山形象共性所反映的文化特色,还可以为弘扬人间佛教、推动五台山文化体系与文化产业建设提供助力,也是五台山学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一环。

从孙悟空的泪看《西游记》的创作心态

《西游记》中有29处关于孙悟空流泪的描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假哭,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二是真哭,是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孙悟空的哭主要发生在思考生死问题时、与师父离别时、降魔遇挫时、师父遭难时、心里委屈或面对观音、如来佛诉苦时。其哭泣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情况:对师父的一片真情;忠而见疑的委屈;对命运与前途的迷茫和忧惧。孙悟空的泪寄予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同时也体现了个人人格独立与社会价值实现的冲突和无奈。作者借孙悟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体现了对士人命运的思考和悲叹。

论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结构《儒林外史》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关系中,“师恩年谊”关系影响最为深广。将《儒林外史》与《明史》中的师恩年谊加以对照、解析,会发现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为隐性线索,完成了对小说叙述动力的创变,其意义在于实现了小说人物大范围、高频率的空间转换,使小说结构呈现出看似散漫实则严整的状貌。同时,创立了一种不同于《明史·儒林传》的书写方式。既体现了科举关系在明代的发展实况和社会影响,也反映了吴敬梓根据现实见闻为儒林写外史的创作初心,用讽刺书写有效补充了正史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