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小说创作中的婚俗文化

以李劼人小说创作中的婚俗事象为研究对象,旨在反映四川地区社会变动下的婚俗面貌以及变革痕迹,从而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状况。通过婚俗文化研究来回溯历史,探寻婚俗背后潜在的人伦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有利于我们正视当下时代的社会礼仪风俗,有利于我们推进社会进步和思想启蒙。

萧红《生死场》“文本断裂”问题再评价

新世纪初,有学者认为《生死场》后八章转向抗日主题,与前九章生民生老病死的主题存在断裂,一度引发学界争议。本文认为,《生死场》实际并未出现文本断裂。后八章并非割裂地讲述抗日故事,而是着意深入表现生民对战争作为新的常态化生活的适应;且在人物塑造上均注重营造宿命感,人物的命运轨迹前后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从全篇看,《生死场》统一于表现北方人民深受压迫后艰难觉醒、理性精神逐渐萌芽的主题,前后部分均处于有机联系之中。

“劳工神圣”思潮与劳工形象塑造——以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为中心

“劳工神圣”思潮兴起于新文化运动前后,与其同时期发展的还有中国的乡土文学。“劳工神圣”话题的后续争议基本上围绕着两个焦点,一是“什么是劳工”,二是“劳工何以神圣”。前者的讨论最后拓宽了“劳工”的定义,将新兴产业工人、市民阶层、小知识分子等群体并入了“劳工”的范畴;后者则进一步强调了“劳工”群体的重要地位,反映在文学层面,表现为作品中日益增多的下层劳动者的形象。尤其是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劳工”和“神圣”两个方面积极响应了这一思潮。这一时期,“劳工”的群体在扩大,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在拉近,也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批崭新的劳动者形象。

鲁迅的历史观念与《故事新编》的诗学意蕴

《故事新编》是鲁迅历史诗学的集大成者。受启蒙史观的影响,《故事新编》对明君、圣贤、庸众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也对被涂抹的“历史”人事进行了本质还原。受“人民史观”的影响,他在《理水》《非攻》中赋予了大禹、墨子等形象“人民性”的亮色。同时,鲁迅从启蒙史观对历史进行整体质性批判的同时,也开启了文化史观的视点。这一视点在《故事新编》中表现为对历史的文化结构性认知和进程性把握。“野史”意识,是鲁迅认识历史的原初意识,它是鲁迅启蒙史观、文化史观和人民史观的基础,也是其艺术表现上突破既定疆域和规则的原生动力“。野史”意识让《故事新编》中出现了“油滑”,也让其具有了新历史主义的色彩。

张恨水《啼笑因缘》现代性两种--以“社会分类”与“言情性”为中心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是继承《红楼梦》现实主义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小说以“北京折叠”式的空间分类对应着当时的社会阶层分类,通过三位女性之间两两相似的影身人物关系,以分类、对比的方式观察当时女性的阶层特征、家庭环境与文化背景等,和同时期的社会分析小说相比,《啼笑因缘》体现出整体把握社会现实的风格,氤氲出理性之上的诗性。主人公樊家树实为扁平人物形象,但却是对中国古典文学“香草美人”之喻的创新。樊家树成为促使何丽娜、关秀姑转变的“觉醒之光”,可以理解为言情传统的现代转变。但他试图成为沈凤喜“启蒙之光”的努力终归于失败,折射出张恨水自身的“启蒙—觉醒”观,以及对现代性的理解。在“社会分类”与“言情性”中,可以看出《啼笑因缘》的现代性,以及张恨水改良通俗文学的贡献。

郁达夫与《迟桂花》中的两个自我

1932年创作《迟桂花》前后,郁达夫在散文与旧体诗创作中多次表达了自己的隐逸之情。在《迟桂花》中,此种情绪仍有所出现,但随着小说人物郁先生重回上海而消失,这使得小说虽有淡淡愁绪,但最终却呈现出异于此时期创作的积极色彩。结合历史语境,分析文本中具有自叙性质的翁则生、郁先生二人,有助于透视郁达夫的双重自我,解读其面对现实人生时的不同态度及其背后中西混杂的价值观影响,以此探究具有现代性自我的郁达夫本人,在面对新的政局变化及现实生活对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迫时的道路选择,观察郁达夫自我的反思性投射。

“文明及其不满”——再解读吴组缃《菉竹山房》

以新文学史观作为主导话语与研究范式的现当代文学学界,在对20世纪30年代青年小说家吴组缃作品的主流评价里,《菉竹山房》只是他批判“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吃人”的阶段性成果,优点是在其创作序列中最具诗性。本文试图从小说技法、叙事意图、讽刺力度等不同层面,追究作者对自身创作的不满情绪与作品审美肌理之间的隐秘关联,以窥探30年代典型作家之非典型纠缠面相,发觉或被遮蔽的真正文学价值。

论李健吾小说的心理书写现象——以《心病》为中心

李健吾以文学批评、戏剧创作和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闻名。其实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也颇具个人特色,且正是在这批写作实践中,他表现出自觉而鲜明的心理意识。他的短篇小说有持续的心理书写现象,而在长篇小说《心病》内这种心理书写发展至相当细腻繁复的境地,呈现出相当独特的美学风貌。这批写作展现了李健吾文艺真实观的底色。这种向内心世界确认真实性的意志,深深影响了他往后的文艺创作与批评。

《围城》的导师制书写及其文化意蕴

本科导师制是《围城》中三闾大学吸收西方先进文明,而又自成一体的教育制度。三闾大学的导师制叙事是现代高等教育育人方式的冰山一角,它旨在为学生配备“经师人师、品学兼备”的导师,营造和谐高效的教育氛围。《围城》虽对它着墨不多,却冷静地展示导师制经由高松年等人“改进”以至草草收场的过程,钱锺书先生通过导师制叙事,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揭示不顾我国国情而唯西学是尊做法的荒谬与可笑,讽刺以方鸿渐为代表的海归知识分子不学无术的丑恶灵魂,解构启蒙现代性神话,展示其人生何处不“围城”的文化意蕴。

大学语文文章精读的教学实践——以小说《萧萧》为例

大学语文课应着力培育、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选取文学名篇教学,导引学生精读、细读文本,是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方式。这里以沈从文短篇小说《萧萧》为例,引导学生通过缓慢而精细的阅读,由表及里一步步深入到文本内部,把握这个童养媳题材作品的独特性以及主题的复杂性,深刻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所寄寓的对自然人性与温暖人情的赞美及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

莫言小说《蛙》中的姑姑形象分析

《蛙》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姑姑是第一女主角,她的一生经历了复杂而坎坷的命运。作为一个女性,姑姑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年轻时的“送子观音”形象到情感受挫的打击,再到晚年无意义的精神救赎,姑姑展现了女性在既定时代的悲剧命运。作为一名医生,姑姑不仅以个体身份存在,还承担着计划生育背景下特殊使命的社会角色。她的悲剧一方面源自社会力量对女性心理的异化,另一方面也受到外部因素对女性意义的削弱影响。此外,尽管姑姑在家族关系中居于女性长者的地位,但她仍无法摆脱男性宗法权力的支配,她的特殊社会身份与家族利益相冲突。最终她试图通过回归婚姻家庭来实现自我救赎,却再次成为男性话语的附庸。莫言通过姑姑这一角色的描绘呈现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和价值观念。

“翠姨”与萧红:悲剧人格的双重镜像——重读《小城三月》兼谈后半部“红楼”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小城三月》是一篇爱情小说,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违背作者创作意图的主观误判。萧红在其中是以主人公“翠姨”的倔强性格,去折射自己悲剧命运的产生原因,故在作者与“翠姨”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悲剧人格的双重镜像。我们甚至可以说,《小城三月》就是萧红本人青年时代的“自叙传”,只不过它是以一种文学叙事的表现手法,向读者述说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里”,与“一个永远寻找的灵魂死在门外”。因此,《小城三月》既是萧红本人的生命绝唱,也是所有新女性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以“自我经验”为介质透视女性存在之境遇——论萧红女性苦难书写

对女性的苦难书写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萧红以其个体“自我经验”为介质书写中国底层女性命运的悲剧性。本文以其人生经历以及时代语境解读萧红关注女性命运之本源,从“肉体之苦”“精神之痛”分析其笔下底层女性在男性主导世界所遭受的苦难与悲剧命运,表达作家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底层女性的同情以及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思考。

茅盾《蚀》三部曲中的戏剧性因素探析

学术界过去对《蚀》三部曲的研究以“时代丽人”和“传统女性”的形象比较及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为主要内容,并未对其中的戏剧性因素进行挖掘。《蚀》三部曲在内容上呈现出“幻灭—动摇—追求”的三幕式创作形式,结构上也类似于话剧的三幕式演出,呈现出由平淡到高潮的走向。《蚀》中存在的戏剧场面书写、强烈的戏剧冲突、主题的强烈阐释、复调艺术的呈现等戏剧性因素值得探究。

论华文大河小说《侨歌》三部曲中吴阿贵形象

华文大河小说《侨歌》三部曲是印尼华文作家黄东平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华侨史诗”。《侨歌》三部曲呈现了吴阿贵从闽南“新客”、商店伙计到矿山矿工的身份及行为、心态的动态变化,刻画吴阿贵的精神成长史成为《侨歌》三部曲的重要亮点。吴阿贵个人的生命史浓缩了整个近现代中国底层民众跨国移民、挣扎求生、艰苦奋斗的离散体验,其精神成长史体现出闽南文化的精神印记;吴阿贵突破个人狭隘身份意识向一种集体“大我”身份意识的转化,也反映了在文化混杂的东南亚土地上,一种跨越种族隔阂的阶级力量的萌芽与茁壮成长。

清康熙朝政治与衍圣公文体观念形成

政治对作家文体观念在内的文学观念有直接影响。清康熙朝时期,衍圣公孔毓圻文体观念深受朝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重视诗的交流沟通价值;第二,强调诗达意即可;第三,提倡雅正之音,强调诗的教化功能;第四,诗为“绪余”。

张承志小说的民族交流思想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张承志对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极强的把握能力。他通过文学创作对少数民族文化所表现出的理解和深厚情感让这些文化有了表达的空间,也让汉文化与这些文化有了交流与对话。这既包括张承志用汉文化来赋予少数民族以意义,也包括以少数民族文化来审视流行文化,所以张承志的作品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当代意义上的多民族交流思想。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寻求理解和尊重,寻求意义空间;二是希望用充满了风骨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时下的流行文化起到一定的匡正作用。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长销术与营销策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出版话题。就文本而言,在大报及同人创办的刊物上持续刊发张资平作品的广告,以夸张的广告语推宣其作品的突出特点,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作品的关注度;以时尚装帧为突破口,博得青年读者的喜爱,激发他们的购买欲,促进市场的销售;趁热打铁,在作家的选集本中同收长篇小说,让读者持续保持对其长篇小说的关注度,同时以优惠方案吸引读者,营造名人名作、现买划算的市场效应。就作家而言,蹭热度,出作家自传、评传,打造名家光环,营造长销的互动氛围;发表系列古今中外的文论文章,伴以应聘大学教授职位和作讲座的方式“加持”自身的知名度;以高强度的写作速度打造长篇小说出版的高频度,以文体的谋术营造可持续性出版的创作效应,推动长篇小说的销售。这一模式就文本而言,屡试不爽;就作家而言,却值得深思。

《色,戒》的改写与张爱玲自我形象的重塑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不仅征引本事、作品等“他人的前文本”,而且具有鲜明的“自我指涉”特征,承载了张爱玲的个人情感体验与生命隐痛。不过,《色,戒》中飘忽、朦胧的张爱玲气息难以捕捉,而重返小说创作及改写的历史语境,能帮助我们接近她隐秘的创作心理。梳理《色,戒》成文过程及改写时间,《小团圆》与《色,戒》的互文性对话关系浮出水面。自传小说《小团圆》对张爱玲作为“胡兰成妻”身份的回忆、复述,是张爱玲对自我生命隐痛的正视,由此产生的复杂情感构成了其改写《色,戒》的心理场域。因此,《色,戒》的改写不仅体现了张爱玲对作品的经典化诉求,更暗含了其摆脱被玷污的身份与重构自我形象的潜在心理动因。

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论纲

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历经了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萌芽期、形成期、定型期、转型期、成熟期。萌芽期的小说理论主要张扬小说的社会价值、政治功能、教育价值。形成期的小说理论获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写实小说理论和抒情小说理论两种理论形态基本形成,小说的要素得以确立。定型期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为写实小说理论和抒情小说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写实小说向观照社会现实上发展,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取代写实主义小说理论。而抒情小说理论则确立了情调结构、心理结构、随笔结构的理论范型。在写实小说理论和抒情小说理论的发展过程之中,人物理论、环境理论、结构理论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转型期则是小说理论独尊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成熟期则是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抒情小说理论、形式本体论小说理论、“文化—形式”小说理论获得了充分发展。总体看来,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呈现出开放性与传统性并举深入发展的历史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