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

“江湖”:从文化语境到文学文本——论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江湖"具有全身远害之义,它代表的是文人的失意与落魄。而武侠小说所虚构的江湖世界,一方面把原来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化约成简单的概念,如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恩怨与情仇的划分,自给自足地呈现出此一世界的规律;另一方面以模拟的方式,复制了现实世界的种种面相,展现复杂的人性,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

金庸小说异族女性情爱描写的倾向性

金庸武侠小说里异族女性的情爱描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那些女子都美艳绝伦,对爱情坚定执着,而其爱情的结局又并不完满。这样的描写,有其作为通俗小说的商业动机,更有金庸个人识见上的原因。同时,也是通俗文学传统母题的新时代延伸,这基于注重发掘不同民族间共同人性,倡扬互相理解向慕、“扣平共处”的现代意识。

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

从个人生活经历上看,金庸明显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成功报人、政论家的查良镛与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这也决定了金庸不仅仅把武侠小说当做历史和文学故事来写,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小说创作中宣泄他作为政论家的政治热情,表现其内心的政治思考和抱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其前者身份中所蕴涵的浓重的政治情结,对其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社会乌托邦的营造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人文关怀

金庸武侠小说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保障其巨大的娱乐价值的同时,也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小说借助于对武侠社会乌托邦的营造表达了对现实反拨的意向,给人以理想、价值的召唤,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体现了一直为精英文化的崇拜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

李贽与“侠”略论

李贽首先是一位“好汉”,他尚侠,主张作侠而不作圣,有强烈的英雄豪杰心理期待和信仰崇拜,顶天立地,无所畏惧,思想胆力无与伦比。把李贽定性为具有侠义肝胆的“好汉思想家”或“思想之侠”更为确切,也更便于还原李贽作为“异端”、“另类”的本真面目———作为思想家与侠士融为一体的产物,侠之骨、侠之气和侠之精神对其思想个性有重要的支配作用。李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对侠文学进行集中关注、倾心阅读并系统评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侠”对其文风及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人文意识

金庸武侠小说艺术成就的获得在于它能以现代人文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它以"个体意识"、"平等意识"、"反叛意识"作为文化重构的价值依据,进而暗示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可行之路。

史官意识与智谏范式——黄道周奏疏用《易》论析

黄道周在奏疏中大量引用《周易》,分别有引用《易经》卦名和《周易》经传文辞、综合运用《周易》的象数及义理之学等情况,并对其谏诤产生重要作用。奏疏中用《易》体现了黄道周浓厚的史官意识,其中蕴含着《易》—智—讽谏的传统范式。

知行反思机制的理性思考

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在人的活动中,知与行是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在倡导知行合一,但在现实生活中,知行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下,构建起知行反思机制,促进人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的知行合一,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论明室宗藩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的表现

明代的“藩禁”政策,将地方宗藩完全束缚于皇权的牢笼之中,使之沦为坐食宗禄的等闲阶层。其结果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地方宗藩们面对农民军的攻击,不是望风而逃便是束手就擒,不仅没有起到捍卫帝室之用,反而让朝廷背上沉重的包袱。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综论当代港台武侠小说创作背景

港台武侠经历了一个高度发展、繁荣的过程,至今影响深远,其创作背景既有中国人源远流长的侠文化传统,又有民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实践和港台社会的独特环境,正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造就了港台武侠小说的奇迹发展。

金庸武侠小说儒、道、佛创作思想的衍变融合

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不仅是因为其塑造的绚丽江湖,更是因为充溢其中的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金庸做为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潜意识里就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文化进行参照思考,并将这些人生领悟蕴藏于作品之中,沿着由儒至道、由道入佛的轨迹来塑造人物形象和设置情节。这个衍变融合的过程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思想上,更是金庸做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思辨过程。

浅析新派武侠小说

武侠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十分熟悉的文化,它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了武侠小说新的流派,那么,新派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相比有什么“新的特色”?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阐述。

李贽与“侠”再论——以《容与堂本水浒传》评点为中心

李贽的一生,是尚"侠"的一生。李贽的侠,是为国为民的侠。他终身以"异端"示人,只因有着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他以国家为根本尺度来评判人才、女色;以百姓为标准来评判豪侠与英雄,而不世俗地单以成败论之;以识见高低来评判"侠"之大小;他一反常规,认为豪侠也应讲"利","侠"越大,"利"就应越多,从而发挥其本应有的更大的作用。

论《射雕英雄传》的“地域叙事”及文化价值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通过“江南”、“大漠”和“南北融合”的“地域叙事”,彰显了独特的审美内涵。其熔铸华夏大地特有风情的东方地域叙事,传承发展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地域文学与文化价值,开拓了传统文学的格局与视野,推进了文化认同,加速了“新武侠小说”等华语文学的“现代化”“全球化”步伐。通过《射雕英雄传》中的“地域叙事”,分析武侠小说等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与“传播性”价值所在,并进一步探寻“新武侠小说”等在华语文学实现“现代化”“全球化”嬗变历程中的独特功用。

明代北京保卫战若干史事考

于谦之子于冕所撰《先肃愍公行状》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归功于于谦一人,这种书写得到后世史家的普遍认同。然而,揆诸亲历其事者李贤、刘定之、叶盛甚至于谦本人所撰写的官私史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其实是明景帝君臣群策群力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五件史事上:第一,“谏阻南迁”的主导者是宦官金英等人;第二,“朝堂定乱”的主角是景帝本人;第三,景帝全权主持战守事宜,于谦是景帝的重要助手,大将石亨与于谦政治地位平等;第四,明军杀敌战果有限,但是景帝君臣凭借毅力和智慧坚守城池,迫使也先仓促撤军;第五,英宗、景帝兄弟无意间的相互配合促使明军擒获叛阉喜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