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瑶迁徙与“渡海”叙事:粤北乳源瑶歌变迁研究

关于勉瑶需还盘王愿的"渡海"叙事,被认为不早于明代,并逐渐取代"犬祖神话"以重建礼仪性共同体。基于粤北乳源瑶歌及历史考察,可以推断"渡海"叙事亦与明清里甲赋役制度下瑶人户籍和田地的保全有关。至今,渡海叙事仍在拜王歌堂和日常瑶歌中存续,既源于"许愿-还愿"的信仰行为模式,也符合现实需求。粤北瑶族徙居汉区平地后,瑶歌以"渡海"为中心的迁徙叙事趋于系统化和本土化,并融入新的时代印记,显现出瑶人对本族文化的重塑与认同。

“歌圩”是什么——文人学者视野中的“歌圩”概念与民间表述

“歌圩”是历代汉族文人用以标识岭南相关民间习俗的一个符码,具有先在的遮蔽性,但以往的研究多把其作为研究原点,导致了“歌圩”之名与实际存在的民间传统之间互相疏离的现象。强调民间表述和地方性知识体系,是我们深入理解民间文化传统的有效途径。

歌谣与族群记忆——黎族情歌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论题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黎族情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在黎族婚恋仪式活动中,以"隆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阈限空间,"夜游"、玩"隆闺"与婚后的"不落夫家"等实际上是黎族人生命历程中转变仪式的一种中间状态:阈限阶段。与仪式直接相关联的"隆闺"情歌、"槟榔"情歌和"不落夫家"情歌的歌唱,不仅推动了仪式进程,同时也是仪式过程本身的阐释。而仪式与歌唱及其相关联的故事则以诗性叙事的方式达成和强化着族群的记忆。

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的主体心理分析

哭嫁歌曾是土家族地区风行的抒情性仪式歌谣,是新娘在哭嫁仪式中拥有的话语权。她们借此权力,通过情感宣泄,卸掉角色转换时的情感压力与重负,告别旧的女儿角色,为进入媳妇角色作心理准备。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口述材料与哭嫁歌文本资料,就土家族哭嫁歌的主体心理进行分析。

无字传承“歌”与“唱”:关于侗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

本文在黔东南小黄侗寨等地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分析侗族民歌的文化特点,强调从“歌”和“唱”的角度,对少数民族的“无字传统”和“口头遗产”进行音乐人类学研究。

论羌族情歌对美的追求

从口语化的诗歌语言、本土化的表达方式、民族化的审美追求三个方面探讨了羌族情歌所具有的多样性、民族性、诗歌性、口语化等特征,通过分析羌族青年男女之间表情达意的情歌,展示了羌族人民自古喜爱用"歌"表达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民族特色。从歌词的结构表现、题材选择、语言表达、音韵构成等方面,论述了羌族情歌在表达对美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对人们了解、认识、研究羌族情歌,扩大其传播、影响及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禁忌与狂欢——浅谈“花儿”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功能

作为西北民俗文化事项的“花儿”具有禁忌与狂欢的文化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调适和整合,体现了文化和社会的互动的关系。

论水族曲艺“旭早”的源起及嬗变

水族民间文学作品按文体形式可分为"散文形式的水族民间文学作品"、"韵文形式的水族民间文学作品"、"韵散结合的水族民间文学作品"三大类别。其中,韵散兼用、说唱结合的水族曲艺"旭早"是我国少数民族曲艺中的一朵奇葩。水族旭早的源头是水族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水族旭早的产生是水族社会生活的需要,水族旭早的嬗变是水族社会发展的必然,并将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元代歌谣的分布研究

元代歌谣极富时代特点。在文献载录的频次上,以《河南北童谣》《元末苏州童谣》《方国珍谣》等被典籍载录的频次最高,其收录的频次与歌谣本事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成正比。在时间的分布上,元代歌谣所呈现的历时性特征,与元朝的历史分期及阶段特征相吻合,基本上反映了元朝初期、中期、末期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在地域的分布上,以江浙行省被记录的歌谣最多,反映了江浙行省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区域特征。元代歌谣在时间的分布上集中于元末顺帝统治期间,在地域的分布上集中于江浙行省,在歌谣的主题上,时间和地域的分布基本重合,充分体现了元末的江浙行省所受压迫最深、反抗也最为激烈的历史。

壮族民间歌谣的伦理意蕴及其社会价值

壮族民间歌谣种类繁多,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反映了壮族人民丰富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意蕴,成为了承载壮族伦理思想的重要文学载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壮族地区道德传播和文化发展都具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

壮族歌谣与越南越族歌谣韵律结构之比较

歌谣的韵律结构是最具民族特色的 ,它是鉴别歌谣的民族属性的最为可靠的尺度之一。壮族歌谣的韵律结构与越南越族歌谣的韵律结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仅像汉族歌谣那样押脚韵 ,更为奇特的是押腰脚韵和押腰韵。壮族和越族同为古越人的后裔 ,其歌谣有共同的韵律结构 ,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

苗族古歌搜集整理与研究三十年述论

苗族古歌近三十年以来,大量的古歌出版打破了传统的口头传播,呈现出文字凸显、口传、录音、影视共存的多元传播格局;研究则形成了文学、史学考据、从文学到文化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特征。

侗歌艺术历史分期“背离”模式说

侗族歌谣艺术源远流长。在分期断代问题上,《侗族文学史》的划分方法顾及了文明进程的时间性则疏离或简略了空间性,即仅倚重历时性(时间性)意义上的"蒙昧→文明"认识套路与思维定势,在编写体例、书写模式、价值理性的把握上,强调民族艺术与主流艺术的对接与保持一致,留下了民族性诉求及"原生性"地缘体认特征得不到凸显甚或缺失的遗憾。这篇文章则以具有民间"诗史"和"诗论"品格特征的"养心"论的形成轨迹为依据,即依据"工具性功能→伦理性功能→审美性功能"的形成过程,把侗族歌谣艺术的历史源流与演进轨迹分为"原始文化时期、古代文化时期和泛历史文化时期"三个阶段,并作了相应的描述与梳理。依据的立足点在于认为一个民族的原生性文化存在,有如人类学家怀特所说的乃是一种"空间—时间实在过程","受着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制约。"由于持论的逻辑基点不同,结论自然"背离"了《侗族文学史》的分期断代说。

侗族河歌与京族情歌生态美蕴比较

优美的自然生态、和谐的人际生态和精神生态共同织就了侗族河歌、京族情歌的生态意蕴和意趣。侗族河歌低徊柔婉,其意象选取与山水景色及农耕文化有关,是一种内倾型生态美蕴;京族情歌以大海为主要观照对象,具有明朗开阔、刚健雄浑的艺术特征,是一种外显型生态美蕴。京侗两族民歌都受到了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艺术上力求突破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限,达到物我和谐、自我和谐的境界。

科尔沁情歌与民俗风情

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蒙古族是一个喜歌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作了大量异彩纷呈的民间歌谣,蒙古族情歌堪称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蒙古族情歌丰富多彩,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信仰习俗、审美观念等在情歌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歌圩:一种美生方式——兼论民俗文化的审美价值

广泛存在于壮侗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歌圩是一种典型的美生方式:生活与审美、艺术实现了很好的融合;其神圣性带来了灵魂的安妥;人们的情感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释放。

汉民族古典作品的影响与南方少数民族歌谣的生成

在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有大量根据汉族古典作品编成的歌谣。这类歌谣的生成,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表层次是外来文化之价值与接受主体的文化需求相契合,深层次则体现了少数民族口头艺术自我更新的必然。

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存在方式

蒙古族地区民间文学体裁齐全,质量优异且风格多样。丰富多彩的说唱文学是蒙古人社会生活的再现。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发达,又与蒙古族的民俗、艺人的传播和民众的喜爱密不可分。文章从民俗、艺人、受众这几个角度分析说唱文学的存在方式。

节日狂欢氛围与歌谣的共时性呈现——论吴越婚礼歌谣的“狂欢化”特征

婚礼仪式对人进入新的角色有一定的文化塑造作用。在婚礼歌谣中,作为相互邀约手段的歌谣,因为仪式的狂欢化而体现着狂欢的主题。吴越婚礼歌谣中表达的这种狂欢种类繁多,有的表达了身体的解放,有的表达了以"性"的狂欢,有的表达则以语言为主的狂欢。在吴越婚礼歌谣中,狂欢化主要体现在以"性"为描写对象的狂欢化主题;以夸张为重要特征的狂欢化的体语言;以"歌""谣"结合的狂欢化体裁。通过婚礼歌谣的念诵,可以缓解新娘的不适、思念或欢悦之情,宣泄内心的不安,达到身心的平衡,因此,具有一种"狂欢化"的"叙事治疗"效果。

地方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旅游文化产业化创新——以桂林古东瀑布景区为例

通过对文化内涵的深度发掘、景观环境的创造设计、家园梦幻的情境设置、娱乐项目的产品研发、动漫影视的创新创意、旅游商品的基地建设、网络宣传的策划推动,可快速形成集聚化、规模化、衍生发展和扩散力强大的民族旅游文化创意经济产业体系,推动产生千亿元的社会、文化、经济综合产业效应,最终实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和创新保护目标,并获得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提升转换和民族文化旅游创新繁荣的永续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