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女性对楚辞的接受研究

朝鲜时代的女性是接受楚辞的典型群体。经考,朝鲜时代接受楚辞且有作品存世的女性有闺秀9人、妓生5人。其作品内容涉及拟骚作品的承袭、楚辞作家的评价、香草美人意象的运用、楚辞作品的解读、楚辞文献的编撰五方面。其接受的特点有:对楚辞的情感,褒贬皆有;中韩两国古代女性文人的楚辞接受表达出相似的情感倾向;与朝鲜时代男性楚辞接受作品相比,朝鲜时代女性文人在接受楚辞时仍独具女性自身的特点。

韩国15世纪首部官撰《唐柳先生文集》考释

《唐柳先生文集》是朝鲜朝世宗命集贤殿群臣崔万里等人编纂的古代韩国首部柳宗元个人诗文集,以初铸甲寅字金属活字本刊行。作为世宗为振兴诗学所刻的必读书目,它自产生之后就广为流传,成为了朝鲜朝士大夫们研习汉学的重要文本和资料,是柳宗元诗文集的域外珍贵版本。其古今诗部分(第四十二、四十三卷)现藏于韩国国会图书馆,通过考察《唐柳先生文集》的编次及讹误字、注解等探究其具体底本,还原其编纂过程,可以有效探索其在古代韩国的影响和独特的价值,进而对海外柳学研究有所助益。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背后的文化影照——评《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是孙惠欣教授历经数年研究推出的又一部关于中朝比较文学的学术专著。著作兼具深度和广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巧妙地揭示了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在内容、形式与风格等方面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印记,并进一步探讨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对儒释道等深层次文化元素的吸纳与融合。孙教授的新作为学界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新视角,不仅对理解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还能更全面地了解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学传统和美学追求。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朝鲜朝汉文小说道德教诲意图叙事的伦理内涵

朝鲜朝时期的汉文小说创作基于伦理及道德情感表述的需要,是作家伦理意图的文学表现。其作品中示教诲、阐幽隐,以有裨益于道德宣教为指向,如正统僭位、忠奸之别、义利取舍、善恶因果等话语,皆富有道德教诲的意图。结合朝鲜朝汉文小说的伦理叙事特点,从社会历史环境的伦理失序以及“情—理”冲突下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入手,可以解读隐藏在作品背后深层的教诲意图以及人物塑造中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过程,并揭示出作品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典型的教诲价值。这不仅对理解朝鲜朝社会的伦理道德风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朝鲜朝的小说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朝鲜朝文人申叔舟的尚“奇”观——兼论与中国诗学之关联

“奇”是朝鲜朝文人申叔舟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观念。申叔舟推崇的“奇”在遵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与审美风格、诗艺技巧、人格修养等相关联,在内容上多指清奇的诗风、奇特的辞语以及豁达傲岸的诗人气质等。申叔舟欣赏梅尧臣“平淡自然而奇”的创作风格,赞扬安平大君李瑢“除弊见奇”的选诗撰集方法,推崇王安石以“夺胎换骨”创变出奇的诗艺技法,并以“奇”为审美效果,在其作品中表达了“疏荡奇气”的人生态度,营造了清新奇特的诗境,强调比兴、用事有奇变,格律、辞文有奇巧,体现出“不求奇而自奇”“奇变百出而然”的特点。

李奎报汉诗中的儒家思想研究

李奎报可谓古代朝鲜文学史上的泰斗,其诗作是朝鲜古典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与之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诗学主张、诗文创作艺术、文学影响与比较等方面,亦有从“文学与宗教”关系层面探讨其诗文思想内涵的研究,但与佛道两教相比,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李奎报始终以儒者自居,后人亦尊其为一代儒宗,本文将以李奎报的政治经历及心境变化为依据,探讨不同时期其汉诗所反映的儒家思想,以期更为全面地把握李奎报文学的审美取向和哲学意蕴。

论朝鲜李朝前期的“宗汉”赋学观及汉赋体创作

朝鲜半岛早在高丽末期,就仿效我国元朝科举的“变律为古”,也以古赋取士,从而接受了我国元朝“祖骚宗汉”的赋学观,开启了汉赋体的创作。进入李朝以后,在科举仍考古赋的制度规范下,汉赋体创作渐趋兴盛。明、宣以后,又大力阐扬我国明朝前七子“唐无赋”的赋学追求,以汉为宗的复古观念得以加强。《昭明文选》成为士人宗汉的重要范本和依据。此期的汉赋体创作包括大赋和小赋,对汉大赋的宗尚,体现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空间方位的叙述模式、平面化描写手段以及以颂扬为宗的创作精神等方面,在因袭的同时,也努力创新,如应用范围有所扩展,方式比较灵活,铺叙更为简洁,不同时期对汉赋讽、颂传统的取法各有侧重。连同此期产生的大量六言小赋,充分反映出李朝赋家“宗汉”而“变汉”的努力。

陌生亦熟悉:古代朝鲜潇湘八景诗中的“潇湘”空间

潇湘作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文化意象,其钟灵毓秀自古为人称道,在文人墨客心中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潇湘八景诗画东传至朝鲜半岛所引发的文化共鸣使潇湘的文化元素成为了众多海东诗者藉以寄情的文学意象。然而,该意象东传之后,因时间空间之阻隔,于海东诗者笔下逐渐呈现出“陌生亦熟悉”的独特文学气质。古代中朝诗者对潇湘之诠释同曲却异工。在古代朝鲜文人笔下,潇湘乃卧游之山水空间、避世之脱俗空间、悲伤之忧怨空间。其中有山遥水远无以为见所致之谬误,亦有倾心桃源浅恨轻传所寓之独见,潇湘成为其寄托哀思、存放理想的自由处所。古代朝鲜文人借中国的时空意象营造出朝鲜半岛风格的悠然意境,以潇湘气韵为底色,描摹出了古代朝鲜潇湘八景诗独具魅力的文化意蕴。

古代朝鲜对苏轼“诗画同源”理论的接受

极具东亚文化特色的“诗画同源”理论在宋代不断成熟发展,至苏轼开始明确。随着宋诗画在古代朝鲜受到追慕,“诗画同源”理论在朝鲜半岛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内涵,并不断丰富延伸诗学与画论内容,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古代朝鲜对此理论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创作、风格、形神论三方面,整体来看,内容丰富、观点明确、代际脉络清晰,但同时也存在体系分散、阐释重复且不够深入等问题。这种接受状况的原因,主要源于古代朝鲜对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对汉诗的学诗者视角以及对汉文化的仰慕心态。

尊唐抑宋:韩国汉文小说《云英传》中的诗学观

《云英传》创作于朝鲜半岛“唐宋诗之争”愈演愈烈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时期,带有尊唐抑宋特点的诗歌理论体系在李睟光、许筠等众多文人大力推动下业已形成。受此影响,《云英传》自然也以盛唐诗为诗歌的最高审美典范。在诗学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的互动中,作者通过精心设计,有意识地介入叙述,将所塑造的人物都变成学唐者,对学宋则鲜有提及,使得作品内容显现出有悖于李瑢及其所处时代真实的诗学倾向,刻意夸大了唐诗在朝鲜朝初期的影响力,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助推朝鲜朝中期诗坛学唐之风的蔓延。这是我们以往研究韩国古代小说与诗论常常忽视的地方。

人生之解与诗艺之源:金时习汉诗的佛禅意蕴

金时习半生为僧,切身的佛教实践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以佛学义理自觉消解心中苦闷,直面现实的兴衰荣辱,因而成就了诗作中开阔洒脱的生命境界。禅的思想、文化更直接成为金时习诗歌创作的养料来源,使其在诗歌的题材、语言和审美趣味上别具一格,充分展现了古代朝鲜汉诗与佛教的激荡互动。

林悌《愁城志》用典探析

假传是借鉴史书人物传记的手法为器、物等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理念、人生理想和对社会的看法,韩愈的《毛颖传》被视为中国假传体的滥觞之作。高丽朝时期中国的假传体作品传入朝鲜,此时恰逢朝鲜汉文学繁荣的发展期,假传体作品的假托性、寓言性与当时朝鲜武臣政变、武臣专政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大量的以动物、植物、事物拟人化的假传之作。这些假传之作,往往附会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来虚构主人公的一生或家世,以此来影射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到了朝鲜朝时期,林悌的《愁城志》首次将心性拟人化,具有开创意义。这部作品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又带有一定程度方志体的特征,上承器物假传,下启心性拟人系列小说。与之前的假传之作不同,《愁城志》中的典故不仅仅是针砭讽刺,抨击历史和现实,作者还借引典故委婉、隐晦地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抒发自身的愁苦心绪。《愁城志》中所引的中国文化典故类型丰富多元,主要可以分为涉“心”之典、涉“城”之典和涉“酒”之典;其用典方式新颖别致,既有化用其意、隐括重绎的,又有集句为文的,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从林悌对假传体的发展以及其超拔的使事用典的创作能力来看,既反映了中朝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反映了林悌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以及在吸收中国文学影响时所发挥的创作精神。

朝鲜王朝诗人朴永辅对苏轼诗学的接受——以《绿帆诗话》为中心

苏轼旷达乐观的人格品质和卓尔不群的诗歌才华不仅影响宋以及宋之后的中国诗人,也影响到了朝鲜王朝的诗人们。针对朝鲜王朝推崇苏轼的情况,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朴永辅的《绿帆诗话》中涉及苏轼诗学的内容进行研究,其中共有55条提及苏轼,包含着朴永辅对苏轼文学观点的接受与评价。另外朴永辅也对其他汉诗阐发了独特而可取的见解,进而阐述了朴永辅个人的诗学观念,展现出朴永辅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崇苏”的整体倾向,这也为中国苏轼诗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异域视角。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朝鲜土地改革小说革命叙事下的人物建构——以李箕永的《土地》为中心

在朝鲜的近现代文学作品中,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是反映朝鲜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经典之作,刻画了具有革命范式的典型人物郭巴威的形象。本文聚焦革命叙事理论下的人物建构模式,从叙事逻辑、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叙事张力领域,探究李箕永的叙事艺术塑造和人物形象意义,分析朝鲜土地改革小说中对于乡村权力重建、政治文化进程和个人命运转变的历史书写,进一步呈现作家的主题精神和文学自律,有助于丰富朝鲜土地改革历史和文学书写的研究内涵。

从《仙女红袋》看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可谓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与朝鲜半岛先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颇多,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罗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罗与中国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朝鲜人对韩雍及其平定侯大狗等粤西瑶民起义事件的认识与接受

明洪武初年,粤西大藤峡地区瑶民发生起义,持续至成化年间,明廷前后多次派颜彪、叶盛等领兵镇压,终未能根除。成化元年御史韩雍奉命再次平定起义,生擒侯大狗等瑶民,起义至此遂熄。《明史》《续文献通考》《登坛必究》及王世贞《名卿绩纪》等文献中多有记载。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朝鲜,朝鲜人得以知悉此事,朝鲜时期正祖、文臣及一般文人对韩雍及其平定粤西瑶民起义一事多有引述、评论。此外,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朝鲜时期人所编骈文选本《俪汇》最后,抄录了一篇佚名朝鲜人所作《皇明佥御史韩雍等平两广蛮擒侯大狗等露布》。经研究,此文并非历史上张永锡奉韩雍之命所作露布,当为朝鲜人拟言之作,其取材来源可能是明人王鸣鹤辑的《登坛必究》。

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书画美学思想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见闻行纪,而且是一部反映其本人深具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书画美学著作。作为古代朝鲜实学派的代表人物,朴趾源在“东学西渐”之时,对东西方绘画美学的差异,示以坚定的东方美学自信。同时,朴趾源集哲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文人书画审美取向也在中朝文人书画交流中展露无遗,对书画创作的认识同样植根于中国美学精神,又独具创造性见解。

《晚华本春香歌》的叙事探究

《晚华本春香歌》是朝鲜时期文人晚华柳振汉于1754年创作的汉文叙事诗,收录在他的文集《晚华集》中,是现存最早记述春香故事的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本文考察了《晚华本春香歌》的创作背景和叙事结构,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探讨了作品所折射出的作者对理想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