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女性对楚辞的接受研究

朝鲜时代的女性是接受楚辞的典型群体。经考,朝鲜时代接受楚辞且有作品存世的女性有闺秀9人、妓生5人。其作品内容涉及拟骚作品的承袭、楚辞作家的评价、香草美人意象的运用、楚辞作品的解读、楚辞文献的编撰五方面。其接受的特点有:对楚辞的情感,褒贬皆有;中韩两国古代女性文人的楚辞接受表达出相似的情感倾向;与朝鲜时代男性楚辞接受作品相比,朝鲜时代女性文人在接受楚辞时仍独具女性自身的特点。

尊唐抑宋:韩国汉文小说《云英传》中的诗学观

《云英传》创作于朝鲜半岛“唐宋诗之争”愈演愈烈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时期,带有尊唐抑宋特点的诗歌理论体系在李睟光、许筠等众多文人大力推动下业已形成。受此影响,《云英传》自然也以盛唐诗为诗歌的最高审美典范。在诗学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的互动中,作者通过精心设计,有意识地介入叙述,将所塑造的人物都变成学唐者,对学宋则鲜有提及,使得作品内容显现出有悖于李瑢及其所处时代真实的诗学倾向,刻意夸大了唐诗在朝鲜朝初期的影响力,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助推朝鲜朝中期诗坛学唐之风的蔓延。这是我们以往研究韩国古代小说与诗论常常忽视的地方。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从《仙女红袋》看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可谓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与朝鲜半岛先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颇多,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罗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罗与中国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晚华本春香歌》的叙事探究

《晚华本春香歌》是朝鲜时期文人晚华柳振汉于1754年创作的汉文叙事诗,收录在他的文集《晚华集》中,是现存最早记述春香故事的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本文考察了《晚华本春香歌》的创作背景和叙事结构,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探讨了作品所折射出的作者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论朝鲜诗话的中国情结与民族立场

朝鲜文人借鉴中国诗话传统,将其化为己用。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冲破中国诗话“习得者”与“传播者”的固有界限,回应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创作者”与“竞争者”,以“自我”为根,以“他者”为镜,在兼容中国情结与民族立场的张力关系里,实现了本国诗话从荒芜向繁茂、从拿来主义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蜕变。

燕行使者视域下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认知变迁

清代燕行使者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重要内容。燕行使者在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活动集中于政治制度、市肆商业经济、文学艺术及医药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全方位再现了清代东北地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样态。从“小中华”意识到北学思想的影响,中朝两国之间交往活动的主客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文化交流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偏差。结合域外的全新视角审视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可以揭示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心态及社会变迁,呈现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下清代东北社会文化从单一封闭到多元互动、从排斥反抗到融合共生的发展过程。

道家思想对金时习及其词作的影响

金时习是朝鲜朝时期的著名文人,也是丹学道的重要人物,道家思想对金时习影响很深,特别是在他的词作中,道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一点无论在其词的内容方面还在艺术方面都能够清楚地看到。具体说来,其表现主要为清幽孤寂的景物描写、孤标傲世的形象塑造、淡彩的运用和静美的意境四个方面。

“燕行录学”刍议

“燕行录学”即研究“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学问。“燕行录”是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来中国的闻见录。“燕行录”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共名与单名之别。在对“燕行录”称名与概念,创作与编纂的历史分期,整理、辑佚、翻译与数据库建设,文献重复与抄袭,史料价值与真伪以及“燕行录”研究中应持有的态度与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考辨与论述之后,可以发现,国内建构“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应设立相应的研究学会,以指导与协调“燕行录”的研究。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燕行录”视域下的关公戏搬演考述

朝鲜半岛古代的“燕行录”反映了与关公戏搬演有关的若干问题。戏台方面,建筑规模皆比较宏大;剧目与剧情方面,或体现了康熙后期东北地区关公戏的流播情况,或与寺庙艺术内容相呼应;对清代关帝雕塑与关王名讳的记录,涉及到关公戏舞台造型与禁忌的现实来源问题。燕行使臣对关公形象比较熟悉,易于对与关公有关的事物产生关注;其关公崇拜也并不强烈,使相关叙事更趋于历史真实,但客途的局限与语言的障碍,也影响了他们对关公戏搬演情况的反映。

朝鲜李朝文人李建昌散文中的阳明心学思想探析

朝鲜李朝末期文人李建昌早年在祖父李是远的影响下,继承江华学派的阳明家学。面对“阳朱阴王”的社会风潮,他遵从祖训便将阳明心学思想内化成为官处世、研磨学问之道。而在散文创作之中,他有时也会不经意地在散文写作中渗透着阳明心学思想。李建昌不仅利用“心即理”说、“良知”说来纠正谬误,阐述问题,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实心实学”说,以实现富国安邦之效。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凌厉”与“幽眇”:金时习晚年长篇汉诗风格探究

金时习晚年汉诗创作在思想与艺术方面都步入了纯熟的阶段,主要体现为“凌厉”与“幽眇”的艺术风格。“凌厉”之风是动态的,诗人通过遣词、用韵、意象的使用等得以使之呈现。诗人注重外部险恶环境的描摹,通过视角的移动,奇险意象的植入,打造龙潭虎穴中英雄独斗的画面,达到令人震悚的艺术效果。“幽眇”的风格则通过抒发忧伤情感的音韵、多样的手法以及幽深昏暗的诗相表现出来。情感基调常是低落的,色彩往往黯淡,时间多在黄昏或夜晚,视觉与听觉的共存,都使得诗句流淌着沉静的忧愁。二者一道构成金时习晚年汉诗的独特风格。

由宋时烈传记文学看朝鲜朝士大夫的生死观

宋时烈是朝鲜朝政治派别“老论”的首领,北伐论的领军人物。明清交替时期,宋时烈撰写了《三学士传》《闵龙岩垶传》。这两部传记主要对丙子战争结束后的重要事件及人物事迹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三学士传》中除了斥和派的代表,还描写了舍生取义的金尚容、尹宣举和洪翼汉家人的悲壮死亡。而《闵龙岩垶传》则高度集中地叙述了闵垶一家集体自杀的情况,称此为大义之举,并高度赞誉他们的生死观。

汉诗传统在域外文学中的现代转型——以韩国现代诗人李陆史为例

韩国诗人李陆史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抵抗诗人,更是一位艺术成就斐然的现代主义诗人。李陆史与同时期的韩国诗人一样,作品普遍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现象。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的创作发散出浓郁的汉文化传统和古典诗学气息,并且成为其独特诗艺的自觉流露。李陆史在文学观念上体现了现代人文主义倾向,艺术上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其对汉诗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来自域外的参照和启示。

交流与回响:论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

徐居正一生创作了与《赤壁赋》相关的诗文作品多达百余篇。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抚今怀古之追思”“道仙佛禅之认同”“徜徉山水之风流”等共同主题。《赤壁赋》的东传引发了朝鲜古代文人遍学苏诗、吟咏赤壁的文学效应。其宁静隽永、淡泊超然的艺术风格契合了朝鲜朝文人以“深远闲淡”作为诗文品评的标准。《赤壁赋》在朝鲜所引发的文学效应和美学效应是“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产物,朝鲜古代文人创作的一系列《赤壁赋》题诗则是文本生产性活动的回响。

古代朝鲜汉文小说《三韩拾遗》用典艺术探析

《三韩拾遗》是一部以发生于朝鲜朝肃宗时期的义烈女香娘故事为素材创作的长篇汉文小说,作者金绍行在叙事中引用了大量中华历史文化典故。其用典方式灵活多样,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对社会的批判融入其中,或正反结合,舒吭一鸣;或明暗相兼,亦真亦幻;或单连并举,意蕴深远。但此书之用典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诸如片面用典、错用典故、无效用典等不当之处。通过对其用典艺术进行剖析,既可以窥得作者金绍行的创作理念,又可以探究到朝鲜朝后期小说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以及中朝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朝鲜朝初期文人群体的唐宋诗观研究

唐诗与宋诗的分别传入,使朝鲜诗坛掀起了对唐宋诗审美特征、取法侧重的讨论。总体而言,朝鲜文人群体对唐宋诗的认识与取舍并非绝对地“宗唐”或“崇宋”,往往具有唐宋兼学和交融的特质。即,唐宋诗同为最高典范,文人学诗需在唐宋之域内。但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们对唐风宋韵的理解不断深化,遂提出以“气”来分唐界宋,且其诗文作品亦呈现出不同的创作倾向。之后,随着海东江西诗派等学宋派以及南孝温、金时习、金净、李胄等学唐先驱的出现,朝鲜朝文人对唐宋诗态度的转变在15世纪末逐渐凸显出来,其围绕应当“学唐”还是“学宋”见解各异,争执不休,为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的正式形成奠定基础。

陶渊明笔下桃源意象对朝鲜汉文小说叙事空间的影响——以金时习《金鳌新话》为例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创造的“桃源”意象,是一个具有隔绝意义的隐逸空间,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宦海沉浮时的精神寄托。自新罗末期陶渊明进入朝鲜文士的视野后,“桃源”意象频繁出现在朝鲜汉文学的创作中,成为了朝鲜汉文传奇小说中的一个意蕴丰富的叙事空间。在朝鲜传奇小说家金时习笔下,桃源世界原始的空间意义发生了流变,它既是避世隐居的仙境乐园、政治清明的理想社会,也是抨击现实的异域空间。桃源意象的空间意蕴发生了变异,究其原因,是金时习与陶渊明有着不一样的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