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回归混杂性:重审柄谷行人风景论中言文一致问题

柄谷行人以言文一致问题为枢纽展开有关“风景的发现”的论说,为风景批评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可以在以下几个层面接着柄谷行人讲:首先,借助柄谷行人有关透明性的论说,打开风景批评的语言论向度,同时评估这一论说所承载的现代性叙事的多重困境;其次,依循柄谷行人对“外部性”的建构,探讨从内部语言学向“他者语言学”转换的可能性及其对于风景批评的价值;最后,以语言之偶然性和混杂性为立足点,审视柄谷行人风景论的伦理诉求,重新描述风景书写的文体特征和风景美学的话语逻辑。

大江健三郎:从人道主义到后人道主义

作为日本反战文学的杰出代表和“九条会”的重要发起人,大江健三郎的战斗精神令人感佩。基于他对日本国民的明敲与暗忧,我曾多次动容地称他为爱国者,却并未使他领情。有一次,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那是2006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一边盯着《别了,我的书》,一边当着慕名而来的众多读者大声嗔怪我说:“难道你是怕我被日本特务暗杀吗?难道这里有日本特务吗?”我一时无言以对,却服膺于他的睿智。他早就看透了我的忧心。

跨媒介视域下都市文学改编电影的叙事研究——以村上春树作品为中心

村上春树的都市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和丰富的象征意蕴而著称,深入挖掘了都市人的心理状态、社会问题等主题。电影《东尼泷谷》《燃烧》和《挪威的森林》等,通过影像和音效,展现了如何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将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和情感氛围转换成视觉与听觉语言。这种跨媒介的创作呈现了电影与文学之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为观众开辟了对原著的理解和感受的崭新途径。

从侵略到保全:佐藤信渊思想转变及其实质——以《存华挫狄论》为中心

江户中期,日本通过与荷兰等欧洲国家的接触,视野渐趋朝向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崇拜感有所减弱。江户后期,日本人开始贬低清朝,抛弃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甚至提出了“侵略清朝论”。然而,从佐藤信渊的《存华挫狄论》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后他对中国的态度由征服清朝转向了保全清朝。佐藤信渊在《存华挫狄论》中所指出的清朝应对鸦片侵略中的十六次“失策”存在误解,“保全清朝论”的实质是借助清朝遏制西方列强的侵略态势,进而维护日本自身利益。

论《孤独行路》的记忆书写兼及华人文学的遗孤叙事研究

孟庆华的长篇小说《孤独行路》聚焦二战后日本遗孤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变迁,小说以个人亲历者视角来呈现战后遗孤的人生经验图像,从个人记忆视角鲜活生动地形塑一段被大历史所遮蔽的时代声音。小说关注到遗孤群体的现实和生命状态,既充满了对遗孤的人道主义伦理关怀,也充满了对中国和日本现实与文化的自我审查和质询,通过一种文化间性的方法处理了民族间异域想象的问题,进而为思考中日战争与历史、记忆的遮蔽和连续、遗孤叙事的方法等诸多命题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晚清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发现——以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为中心

晚清士人对“文学”启蒙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且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名人为先驱。然而,作为晚清首批赴日游历使的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却很少被提及。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专设“日本文学”一门,上卷以江户儒学为中心,兼论诗学、书学、医学、兵学,下卷专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傅云龙的文学观虽然未脱士大夫风的广义“文学论”,但他通过对明治二十年日本的踏查,既感知到了西学与汉学地位之升降,亦捕捉到了西洋教育对文学“启蒙”“开化”之重视。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在晚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中日期刊关于石黑一雄的研究与对比分析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学者对他的研究骤增。而在他的母国日本,对他的研究状况还不被我们所了解。在中国与日本两国最大的检索系统分别收集石黑一雄所有相关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本文从总体研究到各部作品分别研究,从共同研究主题到分别的研究特色出发,对比分析两国研究者对石黑一雄的研究现状,以期为我国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金子美铃童谣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金子美铃童谣通过翻译和出版、评介和研究、入选小学教材的方式,突破了中国21世纪初儿童诗出版冷遇的重围,在中国各界广泛传播。金子美铃童谣的主题意蕴、语言形式也帮助当代中国儿童诗人深化了自身对儿童主体性内涵的认知和理解,丰富了他们对童年精神的表达,成为当代中国儿童诗创作的重要养分和有效参照。

福永武彦《死亡之岛》中的时间倒错

《死亡之岛》是日本战后派作家福永武彦的长篇代表作,1972年获得了第4回日本文学大奖,被评论家们评为日本战后文学金字塔之一的作品。时间倒错是小说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五条不同的时间线交错在一起,故事在重叠的时间线上不断前进。福永武彦运用了大量的外倒叙、内倒叙、补充倒序等手法,使故事时序与叙事时序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人物的情绪和矛盾冲突也在独特的节奏中逐步展开。这种在叙事上对于时间的把握,赋予了小说节奏上的美感。同时,作为以核爆为背景的小说,复杂的时间线也表现出了角色对于核爆的记忆所留下的创伤。

战后日本文学的三重向度:民族主义、国家记忆与文化心理

战后日本文学中民族主义、国家记忆与文化心理这三个重要向度成为反映社会变迁、文化冲突与心理困境的重要载体。文章分析了战后日本文学如何体现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反思,以及民族主义情感在文学叙事中的复杂表现,并探讨了国家记忆在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重构,探讨了文学作品如何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塑造和影响了国家的集体记忆。文章聚焦于文化心理层面,揭示了战后日本文学在描绘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如何深刻反映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状态及其变迁。

新见资料考论:《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

《大鲁迅全集月报》第二号系《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的出版通讯,其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有三点值得瞩目:武田泰淳所撰《出卖影子的男人》借用鲁迅《野草》“影”的修辞和意象,提出鲁迅的政治性在于以彻底的怀疑和斗争精神与自我、社会以及时代对峙,进行不屈不挠的批判和搏斗;新居格的鲁迅回忆体现了日本鲁迅追随者的理性和热烈。他认为鲁迅的卓越在于拥有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关心,却毅然选择了艰辛寂寥的文学和思想路径,显示出其鲁迅认知的深度和格局;流亡中国的左翼文人鹿地亘在《大鲁迅全集》编译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坂口安吾的“堕落观”解读

坂口安吾是二战后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无赖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提出的“堕落观”对战后的日本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堕落观”的形成与日本当时的社会特征关系密切,如天皇信仰的倒塌和传统道德观念的破灭等。《堕落论》和《续堕落论》所阐释的“堕落观”是一个以“人性”为核心的线性观点,其本质是人性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即“旧体制旧道德崩坏——堕落——新体制新道德诞生”的无限循环和螺旋式上升。

空间视域下浅析《绝叫》中阳子的形象塑造

日本新锐“社会派”推理作家叶真中显的小说《绝叫》描绘了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女主人公阳子在经历了弟弟小纯自杀、父亲借贷投资失败后抛弃家庭、与母亲分道扬镳、离婚、遭遇职场霸凌等一系列不幸并一步步堕入杀人犯罪深渊的人生轨迹。本文从作者对空间的设计和转换的描写角度出发,分别从自我欺骗的妥协者、绝望无助的挣扎者、自我认知的迷失者三个方面探讨了作者是如何通过塑造不同空间来完成对阳子的身份建构。文章运用空间理论,能更直观地展现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社会性”中的深刻内涵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

利己的超越,人性的救赎——芥川龙之介的童心探索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主题丰富,绝大多数作品都涉及对人性的考察,尤其是对利己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大正时期,日本儿童文学迅速发展,在童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旨在创作具有艺术价值的美丽童话与童谣的文学运动。芥川接受了儿童文学杂志《赤鸟》创始人铃木三重吉的邀请,正式参与了儿童文学创作。他在继承明治以前儿童文学特色的基础上,在语言表达、题材选择乃至寓意寄托中融入了自身的特色。通过对芥川龙之介儿童文学代表作的研究,可以考察芥川龙之介面对儿童读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与技巧,以及以何种方式对利己主义进行揭露与超越,并进一步挖掘芥川龙之介救赎人性与探索童心的过程。

浅论夏目漱石的思想——以“余裕”“自己本位”“则天去私”为例

“余裕”“自己本位”“则天去私”是夏目漱石的三个重要思想,分别影响了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一方面,这三种思想一脉相承,即都建立在对于“自我”的确证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夏目漱石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体现,代表着其思想不断成熟,最终达到了一种“东方式”哲学的高度。

试论《山姥的微笑》中的疾病表征及其叙事作用

大庭美奈子于197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山姥的微笑》,改写了日本的山姥传说,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平凡女性的一生。主人公与山姥同名,也拥有“读心术”,但在现代社会里,她的话语权被男权压抑。性别压迫与山姥追求自由之间产生的撕裂,使她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出现问题;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又让山姥的身体患上疾病。山姥住院后,最终选择自杀来摆脱社会加诸她的疾病,终于重返山林,获得了自由。本文试从文学与疾病的角度,分析《山姥的微笑》中的疾病表征及其叙事作用。

《银河铁道之夜》:从宫泽贤治对待杀生的态度再考“捕鸟人”

捕鸟人是《银河铁道之夜》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是银河中的原住民,是一个以捕捉大雁、白鹭等鸟类为生的小商贩。关于捕鸟人的形象的研究,一直以来褒贬不一,但是都必须从其职业——捕鸟说起。作者宫泽贤治一生信仰佛教日莲宗,而佛教严禁杀生,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捕鸟人的杀生行为触犯了“杀生戒”,难以得到救赎,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但本文沿袭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捕鸟人的杀生是宫泽贤治所认可的为了生存而适当地杀生,与权贵阶层贪图享乐的无节制杀生有本质不同。捕鸟人这一角色的存在,不仅蕴含着宫泽贤治的生态观,也展现出他对身处底层的以生产食粮为业的劳动者们深切的情感。

浅析夏目漱石后期三部作品中的中国元素

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本文聚焦于其1910年修善寺大患后的第三创作时期的作品,即被称为“后期三部曲”的《春分之后》《行人》《心》。前期三部作品聚焦于人性和现实的矛盾,而后期三部作品则转向了对“自我”的探讨,强调世间的不幸皆来源于自我意识过剩。本文将从原文出发,以发表时间为顺序依次探究三部作品中出现的中国元素,结合夏目漱石的汉学经历以及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对夏目漱石的影响,探究转变产生的原因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