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X一代”亚裔美国诗歌之创新性诗学实践

20世纪80年代至今,“X一代”亚裔美国诗人一直活跃在美国诗坛,积极进行诗歌形式与风格的创新,丰富了当代英语诗歌的语言表征和美学表达。本文聚焦于“X一代”亚裔美国诗歌中的创新性诗学实践,考察亚裔美国诗歌的语言创新、碎片化叙事,以及“空白”的视觉呈现。这些实践突破了既定的语言规范,革新了诗歌的视觉效果,既再现了亚裔美国人复杂的移民历史和族裔经验,又挑战了美国社会固有的权力关系,为亚裔美国诗歌发展赋予了新的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深化及其跨文化表征——从张翎的创作轨迹谈《余震》

在张翎小说的创作轨迹中,早期的《寻》为张翎“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开启,《余震》则意味着其叙事诗学的深化。这一深化具体呈示在小说人物沃尔佛的结构性存在以及王小灯与李元妮的母女共生关系的形塑之中。从《余震》开始,张翎将“时空交错”叙事诗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演绎出故土之源与新居反哺的双向性跨文化表征路径,使这种“双向交互”突破了情节性的束缚,且随着张翎“在故土之外”回归故土的情感和美学探索,逐渐形成一种隐性的、“在故事之外”的结构性叙事特征。

反向探寻的悖谬--黄锦树小说集《雨》的时空叙事研究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黄锦树的小说集《雨》,在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上均呈现出“逆向”与“多向”的特点。作者以“逆向”的方式进行时间回溯,找寻祖辈的记忆,却无意中将自己困囿在边缘的位置;以“多向”的方式使生命不断地轮回与循环,展现出一种狂欢化的生命力量,但这些生命的狂欢都被封闭在胶林里,看似轰轰烈烈,实则静谧无声。这种叙事策略使得他的写作目的与结果之间产生了背离。由此,黄锦树在面对身份认同、民族伤痛等问题时,最初展现出来的积极的寻找姿态,也逐渐变成了尴尬的自我封闭与僵化的自我定义。

“在地”与“他方”的陈词——论新生代马来西亚华人小说中的抗战书写

“日本侵华”“日据马来亚”是离散于母国外的马来(西)亚华人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之殇。战时,马来(西)亚华人“以笔应战”,形塑马华小说抗战传统。战后,不在场的新生代马来西亚华裔出于精神防御的自保需要与身份确认的强烈渴望,“小说”抗战。新生代马华小说、马英小说经由新历史主义的叙事、不可靠的叙述,为官方大历史陈列的“抗战”提供“在地”与“他方”的双重陈词。

盲者回忆录:《流俗地》建构历史记忆真实的物质性书写

从《告别的年代》揭示认识论困惑的后现代历史表征,到新作《流俗地》扎根晚近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地经验的记忆书写,黎紫书实现创作内容与风格的“变”与“不变”。为了在当前与过去之间形成更具身体性和物质性的直接关系,塑造记忆的具体性和真实感,从而颠覆主张过去不可进入的后现代历史观,《流俗地》以盲者感知世界的具身体验为叙事轴心,触发超出当前在场的多重时空景观和意蕴。在盲者与观者声音的对话中,黎紫书展示指向现实之视觉常态的盲目及其对应的认知局限,又通过盲者从视觉他者的困境走向爱的救赎过程,提供以接触和关怀的伦理互动为核心的相处模式,弥合由视觉认识论的距离化导致个体之间的隔阂与疏离,进而寻求历史记忆的情感性之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论黎紫书《流俗地》的叙事特征

作为马华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作家,黎紫书的小说向来不落窠臼,其新作《流俗地》以盲女银霞看不见的“视域”为辐辏点,折射出南洋华人底层众生相,娓娓道来小人物俗世中的沉浮悲欢。“大成若缺,其用不弊”,“盲”作为一种方法论,成为黎紫书践行其小说实践的有效途径。黎紫书运用在地化经验深情回望故乡,写出马来华人隐秘的爱与痛。与此同时,《流俗地》的“写实”倾向也标志着黎紫书的创作新变,显示出马华文学崭新的特质与可能性。

黎紫书小说的记忆书写与时间形状

黎紫书的小说以历史中的个体命运为切片,时常打乱线性的时间结构,于循环往复中打捞遗失的记忆,并且始终保持着悲悯的情怀。黎紫书避开宏大的历史叙事,用以小博大的手法,聚焦于时间与记忆的书写,编织着一张时间之网,再现历史的丰富细节,以铭刻时间的记忆之痕。她的小说关注的是被情欲、政治、历史暴力碾压过的独异的“个人”,她对历史绝境中个体命运的关注,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深刻的人性力量。

从马来西亚独中教材《华文》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是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来西亚独中初中教材《华文》大量选取了鲁迅、冰心、朱自清等"五四"作家以及秦牧、杨朔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这与马华社会的文学接受是同构的;同时,教材中的马华本土作品的美学风格也跟中国现当代文学呈现相似性,体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马华文学"再生产"的深远影响。通过对《华文》的考察,可以管窥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现状及其效果。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马华文学

马华文学的学科定位,采用王德威教授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纳入到比较文学学科视野,更具合理性。世界华文文学并存着三种文学形态:某国家或地区的完全主流文学;不完全主流文学;非主流的边缘性文学。相应地,华语文学在各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亦分三类:完全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不完全纳入教育体制;不具备纳入教育体制的条件。马华文学均属于第二类。应重视马华文学与在地国主流文学之间的交流融合,把马华文学放在国家文学的整体性结构中加以阐释和比较研究。

由岛至岛——论黄锦树的返乡书写

本文旨在透过黄锦树三篇自叙色彩非常浓厚的返乡模林之作《乌暗暝》、《旧家的火》及《火与土》,深入探勘及梳理作家因身份的转换即从旅台留学生到长居在台的学者,在身份转变、身份建构的漫长过程中,如何透过其返乡书写模式,呈现华裔族群在大马及跨国流动中所彰显的"他性"(otherness)和"边缘性"(marginality),从而寄寓其国族寓言、形构其离散话语及作家如何自我定位的认同焦虑。

吊诡中国性——以黄锦树个案为中心

中国性在马华文学(化)中展现出怎样的姿态?其中蕴涵了怎样的吊诡?文章以黄锦树个案为中心,归纳并剖析了错综复杂的中国性的表现层面和其中诸多吊诡之处,而且还就如何中国性、中国性与本土性的纠葛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儿童生存之痛:论黎紫书小说中性别意识的不彻底性

黎紫书小说从弑父厌母的“非常态”家庭处境刻画儿童情绪,再以儿童碎片化的感性经验及神秘臆想去解读生存世相。作者回避塑造常规化天真单纯的儿童形象,聚焦“问题儿童”,其皆因原生家庭问题而罹患精神创伤,继而以反叛或暴力的形式抵抗现实。同时,作品脱离纯粹的儿童视界及思域,消解儿童视角“纯诗”的原初体验,作者现实成人思维不断介入并操纵儿童心理,导致小说的儿童视角一直在儿童/成人之间游移,使得小说本应偏离父权文化的书写裂痕呈现弥合状态。借助儿童之眼,黎紫书不自觉地参与到男性认知流通,对父权男权的解构初衷滑向妥协性,暴露出黎紫书本人的“角色困惑”以及马华女性现实境遇的生存之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沉思

2020年1月23日,我们全家人从欧洲回家准备过农历新年。当我们抵达槟城机场的时候,马上就感觉到一种严阵以待的氛围。我走出机舱,发现乘客还没有走到海关就开始排队。卫生部官员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和座位,对照各人手上的护照。在我回家的路上,从手机上看到武汉“封城”的新闻。这一次到欧洲是荷兰邀请我过去办一个南洋风水墨画展,开幕过后,我到捷克布拉格去参加欧洲华文文学会议。

胶林深处的梦魇——论黄锦树《乌暗暝》的创伤书写

《乌暗暝》通过讲述一个发生在胶林暗夜的血腥故事展现了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以下简称马华作家)黄锦树的个体创伤、历史创伤与文化创伤。《乌暗暝》是黄锦树童年经验的恐怖再生产,并通过视角切换和南洋阴暗意象的暗示实现了伤痛的可视化。《乌暗暝》隐含丰富的政治意涵,黄锦树通过“雾”这一象征物表达了大马华人在长期的死亡阴影下的无名恐惧,通过两个真假难辨的悲剧结局隐喻了对国族文化的断裂与遗忘的担忧,也通过“归来—离散”的文本模式表达了作家由于历史原因在“移民、遗民、夷民”多重身份之间徘徊的焦虑。此外,《乌暗暝》也是黄锦树文化断奶理论的一次创作实践,然而,不管黄锦树在理论层面如何要求割断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的紧密关联,黄锦树依然在创作中隐伏着对“无父”状态的忧虑以及对危险的中国性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

论黎紫书长篇小说中父亲形象的边缘化书写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于1971年生于怡保,是马来西亚华人“七字辈”代表作家之一,也是获得马来西亚“文学奥斯卡奖”花踪文学奖最多的作家。黎紫书目前已出版《告别的年代》和《流俗地》两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包含三层叙事,以杜丽安的故事为全书主体,书写了杜丽安从底层戏院售票女郎成长为老字号茶室女掌柜的历程。《流俗地》以盲女古银霞为中心,塑造了一众个性鲜明的马来西亚华人女性群像,讲述她们的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

历史、乱离与复魅:黄锦树的“郁达夫”想象——以《M的失踪》《死在南方》《沉沦(补遗)》为例

作为一个兼具创作与批评才能的两栖学者,黄锦树从历史、语言等角度探索着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下简称马华文学)可能的方向。郁达夫在抗战时期南洋文艺界的活动,乃至最后失踪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都给马华文学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遗产。本文就黄锦树在小说中进行的“郁达夫”想象,从马华文学史与社会史、郁达夫传奇的祛魅与复魅等角度出发,说明黄锦树“郁达夫”想象并非将郁达夫剥离马华文学史,反而是重塑南洋郁达夫,使其重新进入马华文学史中。

异化的国族,错位的寓言——黎紫书《野菩萨》

黎紫书对中国大陆读者也许仍然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在海外她早已名满华语创作圈。黎紫书崛起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奖，过去十多年来也不断得到台湾、香港的各项文学奖项肯定。《野菩萨》是黎紫书近年的新作结集出版，因此特别值得有心读者的重视。

评王一桃的马来西亚诗抄与新加坡组诗

目前在香港十分活跃的诗人王一桃,1934年生于马来西亚。少年时代即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向报刊投稿并开办书店。1952年,他被马来西亚当局视为“危险分子”,被遣返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似出土文物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马来西亚诗抄》,正是他不久前赴马探亲后百感交集的产物。《出土文物》一诗最能说明他近五十年后重返故园时的心情:

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

黎紫书的小说实践已经颇有成效,她的小说尤其善于书写小历史,以小见大,寓意丰厚,令人称奇;同样她也常常借性书写反映并探勘人性的限度、丰富性,而黎紫书也工于小说技艺,对故事性实践娴熟繁复,令人对其创造性叹为观止。但同时她也有其局限,如书写大历史中的过于狡猾、逃避或碎片化、简单化处理,在书写人性时过于暴力和阴暗,在小说技艺操控时有时亦会用力过猛,而呈现出匠气的负面效果。

台湾经验与张贵兴的南洋再现--兼及陈河《沙捞越战事》

从台湾经验角度重读张贵兴的马华与南洋书写,无论是对于马共/砂共题材的情欲化、夸大化处理,还是对相关文化中国性的清算以及对雨林和土著事务的状摹,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诸多主要议题书写的洞见或盲点。同样,不同的台湾经验分层也影响到了张贵兴对南洋的更深邃理解,从而也让我们看到了张贵兴文化身份的游移、尴尬和可能的悖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