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童话》:现代性观念的建构之物

《格林童话》只是格林兄弟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然而却完整地体现了两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观点及语文学学科意识,其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是与德国政治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他们挖掘“古代文献”旨在从人类远古和中世纪文化中找寻能回归统一、整体的元素,以克服现代人的危机意识——人的分裂、人类古老思想财富的遗失和民族身份的空缺。所以,《格林童话》体现了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同时代德国知识分子颇具现代性的思想和教育诉求以及科学意识和美学观点。

从“死亡”视域反思唯心主义历史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式人民本位思想考究

整体把握《战争与和平》,人本史观贯穿了全文始终,初步建构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持续探讨死亡话题的过程中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与颠覆。通过具体考究文本中的死亡主题,逐步挖掘死亡表征,可以梳理出人物暴露于死亡之下的泡影意志、作者在叙述死亡时采用的极简形式和群体面临死亡威胁时的自发导向三个关键维度。这些死亡元素分别揭示了托尔斯泰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意志第一性、主体英雄倾向和权力宰制的深切反思与彻底颠覆。于此之中,托尔斯泰式历史哲学内核——人民本位思想也可见一斑。

赫尔德及其同时代人:古典、浪漫、启蒙与反启蒙——乌尔里希·盖尔教授访谈

赫尔德是18世纪德意志重要的思想家,在德意志等西方文学、哲学与其他相关领域享有重要地位。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盖尔教授是德国著名日耳曼学者,著作等身,长期从事德意志近现代文学研究,尤以在赫尔德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本文从流派概念出发,围绕赫尔德以及他同时代人,对盖尔教授进行访谈。因为德意志近代文学独具特色,盖尔教授反对用流派概念对这些作家进行标签化的简单划分。而赫尔德在这一独具特色的德意志近代文学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后来德意志文学以及文史哲发展影响深远。

文学认知与国际地缘政治:欧美斯拉夫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学

英格兰、欧洲大陆、美国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需要,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等分别译介俄罗斯文学,为19世纪后期开启学院化斯拉夫学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政权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促成学院斯拉夫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伊始,苏联和西方进入冷战状态,孕育出直接服务于遏制敌人之战略的“苏联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斯拉夫学也受冷战格局影响,但鲜受政治正确左右,致使其未如“苏联学”那样显赫,也不随着苏联解体而萎缩,甚至反哺俄国学界,为后冷战时代世界读者深入理解俄罗斯问题和欧美-俄国之复杂关系提供了审美经验。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多元主题文学史论的集成--评《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

作为“剑桥指南丛书”俄罗斯专题的开山之作,《剑桥俄罗斯经典小说指南》是当代西方斯拉夫学界专论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代表作。这部由英美两位学者联袂主编、14位名家合作撰写的论文集,既是有关国别文学专题史的集体专著,又具有教材属性,展现出作者们在专业上厚积薄发的精湛功力。本书在结构上别具一格,本文将其概括为“多主题并举阐释俄罗斯经典小说传统的发展线索”,在材料选取上亦有颇可圈点之处。此书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对观的镜子、对话的伙伴,有助于我们在中、英、俄三方平等对话中照鉴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精巧的时间织体:论万比洛夫戏剧中的多元时间形态

万比洛夫在其戏剧文本中对时间进行的精巧建构突破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线性时间框架,表现为线性时间的暂断、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时间的重叠与交替三种基本形态。由偶然性事件和角色的叙述所造成的线性时间暂断展现了戏剧的复调型情节冲突,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则表征了角色的命运变奏,而时间的重叠与交替则揭示了角色主体的存在阈限,直指其精神世界。在万比洛夫戏剧中,这些多元时间形态不再是规定或限制戏剧进程的框架和背景,而是动态参与甚至决定了戏剧的情节再现和叙事进程。剧作家通过这些打破常规的时间形态,揭示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困境,表达了对一元化时间秩序的反叛与解构,并力图建构一个正在形成的、多元的、开放的时间体系。

瓦·拉斯普京作品中的生态美学观

传统美学以人类为中心,视自然为附庸,把“美”当成人类的主观感受。而生态美学则坚持认为,美不仅是人类的体验,更是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万物平等是生态美学的审美理想。俄罗斯著名乡土文学作家拉斯普京的作品书写大自然及传统乡村生活,渲染大自然及其中生命的自身之美,讴歌人类融入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他独特的生态美学观。

“我们曾经是机器”——《万能机器人》中机器人的身份含混

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人文学形象,肇始于《万能机器人》中的罗素姆机器人。作为对现代技术的文学幻想,罗素姆机器人具有明显的身份含混特征。罗素姆机器人的机器生命特点反映出人类生命观念的杂糅,其三重伦理吁求表现出人类伦理观念的杂糅,其善恶同体倾向呈现出人类价值观念的杂糅。这使罗素姆机器人的形象蕴蓄着多重而不确定的意味。机器人的身份含混和由此引发的困境,实质是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自我认同危机的折射。由此,罗素姆机器人“我们曾经是机器”的身份迷惘,可视为人类自身“何以为人”的存在叩问。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柏林浪漫派共同体书写初探

活跃于19世纪初德意志思想舞台的柏林浪漫派对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文学书写做出过重要贡献。政治哲学家亚当·米勒在1809年出版的《治国术》中提出了强调整体性、自然性和历史性的共同体理论主张,而柏林浪漫派作家既或隐或显地对民族共同体展开文学想象,又通过交谊结社为实现民族共同体开展政治实践。在他们的共同体书写中,除以往大多数研究所确认的民族主义内涵外,还存在重要的世界主义维度:相关作家并不囿于民族国家疆界,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思考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与文化他者的共生问题——民族独立、帝国殖民、和谐共存等多重欲望在此纠缠交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也因此并非变奏关系,而是呈现出了间性特征。

论《诚实的小偷》中穷人的堕落与自我救赎

文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诚实的小偷》为例,通过解析作品中一系列社会底层“穷人”形象的深层含义及悲剧的成因——社会环境与人自身“选择”的痛苦闭环,发现陀氏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揭示生存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及激发人性中善与恶的强大作用。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空间叙事研究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突破传统小说以时间为叙事序列的线性叙事模式,绘制出了从切尔诺贝利到明斯克、莫斯科的物理空间流变图,同时穿插抽象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书写,以空间的互动转换推进叙事的发展。作家关注空间意向既作为外部表征物又具有内隐暗示功能的特征,利用空间叙事深化对切尔诺贝利人苦难与伤痛的探究,深刻揭示出他们内心的迷失与彷徨,从而开拓了更新的表现视角和更广的表现场域。

未知与演化:莱姆科幻想象的推演与启示

莱姆承袭科学革命与启蒙传统,认可想象力与认知的紧密关系,将数学表达的先验性与应用性作为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回应。他对科幻本体的阐释亦受博尔赫斯虚构叙事“对立融通”的启发。科幻想象的超越性,暗示了科幻能以“可能世界”的形式,重构宇宙与生命的存在,并对传统文学叙事的“元问题”进行新探索。莱姆的演化论则重视“无机—有机”构成的“内稳态”配置。人与技术结合的“内稳态”可提供优化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关系,推进技术演化的发展。科幻创作由此成为对自组织、自构建系统的推演方法,通过“思想实验”辨析人与技术演化的偶然、概率与必然性问题。

走向陌异化的情感-记忆:塞巴尔德作品的相片物质性考论

在跨学科和跨媒介的思想语境下,摄影与文学、相片与文字间彼此互动的知觉关联域,正在成为愈加重要的研究领域,也引发了对意识、情感、记忆等问题的重新思考。然而,在围绕情感的有关文本与相片关系的探究中,传统的研究思路着重提炼出一种与文字形态不同的视觉叙事话语,从而展开两者间异同关系的考辨,忽视了相片本身作为媒介的“物质性”,在其中起到的激活情感的作用。也即相片如何凭借其陌异化的物质性,让情感不由自主运作起来的地形学过程。鉴于此,以塞巴尔德穿插相片的著名四部曲为例,通过分析相片以一种稀缺性的“有”,施演“过量”历史情感的三种物质性方式,本文将阐明叙事途中的物质性摄影知觉,如何在让观者遭遇溢出意识界限的陌异化情感的同时,也在不断触发其寻求历史真相的伦理意向。

面向物的哲学与文学——格拉姆·哈曼教授访谈录

2021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吴采奕老师召集了唐伟胜教授、陈红教授、韩启群教授以及迈卡·特尤斯与格拉姆·哈曼教授进行了对谈。哈曼教授为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的杰出哲学教授,因作为“思辨实在论”和“面向物的本体论”的发起人之一而享有盛誉。此次访谈主要集中在“面向物的本体论”以及当代学术领域的相关问题上,哈曼教授结合自身在哲学研究领域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对面向物的哲学与文学交叉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这对当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中国孝行故事在18世纪欧洲的传播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学西传的兴起,中国的孝道观念在18世纪借助《中国经典六种》等著作逐步传入欧洲,成为“道德伦理之乡”形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韩国英在1779年发表的《中国古今孝道》中将中国孝道系统地介绍到西方,引起德国教育家、诗人普费弗尔的关注。通过对孝行故事传播与改写的研究可以发现,普费弗尔从中国孝行故事中看到了“孝”的精神感召力,继而在四首叙事诗作品中塑造了作为孝道榜样的中国人群像。这反映了启蒙时代德国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反映了儒家孝道观念对欧洲的影响。

保罗·策兰《从门槛到门槛》中的沉默转向

《从门槛到门槛》是保罗·策兰的第二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保罗·策兰的诗歌创作从此开始转向“沉默”。在这部诗集中,策兰有意识地讨论诗歌语言在记录及展现真实历史时的有效性,怀疑诗歌写作的正义性。他的诗歌语言也逐渐趋向破碎,表现出间接、晦涩的特点。策兰诗中的“沉默”书写,通过否定性的表达方式,拓展了对历史真实与诗歌表现关系的思考,深化了德语诗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白流苏”的“高变”:香港地区的《倾城之恋》

以侨易学视野、侨易十六义方法论,细读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认为《倾城之恋》是以“易”而“侨”的处境与行为、“仿变”的“谈恋爱”、“高变”的“平凡人妻”书写小说女主角白流苏的故事内容。使用侨易学视野与方法论分析《倾城之恋》,在“易”而“侨”的视野研究部分,可以拓深文本里主角的位置性、变异性研究,解决傅雷类型读者的抱怨与困扰;在“仿变”“高变”方法论研究部分,可以深入证明胡兰成类型读者欣赏这部自私的男人与女人苍凉爱情悲剧小说的原因。

从多元化圣母形象透视俄罗斯民族的心灵意识

圣母是俄罗斯东正教最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自公元988年东正教传入罗斯以后,圣母崇敬不断与大地崇拜、多神教崇拜融合,逐渐衍化为今天圣母在俄罗斯精神文化世界中的多元化形象。一方面,社会及历史现实语境决定了圣母崇敬的具体内容,塑造了圣母的多元化形象,另一方面,圣母的多元化形象也反过来映射着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罗斯之母”“庇护母亲”“生命树”等形象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心灵的孤儿意识、弥赛亚意识、真理意识和神性意识。

罗兰·施梅芬尼《金龙》中的空间叙事研究

当代德语剧作家罗兰·施梅芬尼在作品《金龙》中运用了极具创新性与探索价值的叙事手法,其中的“空间叙事”是本剧的一个显著特征。作品中“蒙太奇”式的换景与频繁的空间转换相得益彰,使作品在叙事上更具灵活性,也推动了回环辐射式叙事结构的形成。演员交错反串的间离表演推进了空间的变换,丰富了叙事层次,展现了作品虚幻与现实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并且,作品在空间上的设置极具象征意味,如由下至上的位置排布象征了人物地位的高低不同,以及通过“牙洞”这一意象实现的由餐厅到中国的空间转换象征着中国男孩的思乡之痛以及对自身价值的怀疑。通过空间的象征性,作品进而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压迫以及难以磨灭的个体的焦虑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