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拒绝”与“多余人”断想

普希金是俄罗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他的一首小诗颇受读者喜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生活中难免会有欺骗,青年人成长过程中需要恰当地处理来自无论何种原因的欺骗与伤害,它们可能来自朋友甚至恋人。

论周扬与俄苏文学(下)

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和规约模式的建构。周扬是中俄文学之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崇拜苏联和苏联文学,认同和接受苏联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根据丰富而可靠的材料,分析周扬对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全面接受和绝对认同的随顺态度,分析他在理解和阐释“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概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他的尼采主义气质、两种声音及教条主义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形成自觉而成熟的文学意识,从而更加理性地处理与世界别国的文学关系。

论周扬与俄苏文学(上)

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和规约模式的建构。周扬是中俄文学之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崇拜苏联和苏联文学,认同和接受苏联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根据丰富而可靠的材料,分析周扬对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全面接受和绝对认同的随顺态度,分析他在理解和阐释“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概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他的尼采主义气质、两种声音及教条主义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形成自觉而成熟的文学意识,从而更加理性地处理与世界别国的文学关系。

俄罗斯古代文人文学的抗暴叙事

在俄罗斯古代文人文学中即形成了反抗暴政的叙事基调,这种基调主要受到东正教文化中圣愚文化和民间文学狂欢化精神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一是对世俗权力的反抗,二是对教会威权的否定。前者的代表性文本是库尔勃斯基给伊凡四世的书信,后者的代表性文本是阿瓦库姆的《行传》。这些文本从价值立场和诗学形态上都为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叙事资源。

从“死亡”视域反思唯心主义历史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式人民本位思想考究

整体把握《战争与和平》,人本史观贯穿了全文始终,初步建构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持续探讨死亡话题的过程中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与颠覆。通过具体考究文本中的死亡主题,逐步挖掘死亡表征,可以梳理出人物暴露于死亡之下的泡影意志、作者在叙述死亡时采用的极简形式和群体面临死亡威胁时的自发导向三个关键维度。这些死亡元素分别揭示了托尔斯泰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意志第一性、主体英雄倾向和权力宰制的深切反思与彻底颠覆。于此之中,托尔斯泰式历史哲学内核——人民本位思想也可见一斑。

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文学认知与国际地缘政治:欧美斯拉夫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文学

英格兰、欧洲大陆、美国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需要,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等分别译介俄罗斯文学,为19世纪后期开启学院化斯拉夫学奠定基础;布尔什维克政权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促成学院斯拉夫学在欧美迅速发展;二战结束伊始,苏联和西方进入冷战状态,孕育出直接服务于遏制敌人之战略的“苏联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斯拉夫学也受冷战格局影响,但鲜受政治正确左右,致使其未如“苏联学”那样显赫,也不随着苏联解体而萎缩,甚至反哺俄国学界,为后冷战时代世界读者深入理解俄罗斯问题和欧美-俄国之复杂关系提供了审美经验。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精巧的时间织体:论万比洛夫戏剧中的多元时间形态

万比洛夫在其戏剧文本中对时间进行的精巧建构突破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线性时间框架,表现为线性时间的暂断、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时间的重叠与交替三种基本形态。由偶然性事件和角色的叙述所造成的线性时间暂断展现了戏剧的复调型情节冲突,时间的循环与反循环则表征了角色的命运变奏,而时间的重叠与交替则揭示了角色主体的存在阈限,直指其精神世界。在万比洛夫戏剧中,这些多元时间形态不再是规定或限制戏剧进程的框架和背景,而是动态参与甚至决定了戏剧的情节再现和叙事进程。剧作家通过这些打破常规的时间形态,揭示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困境,表达了对一元化时间秩序的反叛与解构,并力图建构一个正在形成的、多元的、开放的时间体系。

瓦·拉斯普京作品中的生态美学观

传统美学以人类为中心,视自然为附庸,把“美”当成人类的主观感受。而生态美学则坚持认为,美不仅是人类的体验,更是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万物平等是生态美学的审美理想。俄罗斯著名乡土文学作家拉斯普京的作品书写大自然及传统乡村生活,渲染大自然及其中生命的自身之美,讴歌人类融入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他独特的生态美学观。

《告别马焦拉》中的代际伦理书写

拉斯普京是俄罗斯“农村散文”作家的代表,作品中充斥着乡土情结与家园意识。《告别马焦拉》是拉斯普京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面对马焦拉岛即将被水淹的难题,不同人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拟用代际伦理从空间、时间及人性三个角度阐述三代人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如何做出抉择,以及抉择背后折射出的不同伦理特征,由此透视拉斯普京借代际伦理差异对现代化发展与农村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反思。

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俄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产生了超出文学范畴的深远影响,对中俄两国跨文化交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学和影视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俄国文学经典以多种媒介形式被搬上荧屏,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系统梳理了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接受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入探析两者之间的融合现象,进而论证了具有中华优秀文化内核的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俄两国文化的共同繁荣、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性,以期为深化中俄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论《诚实的小偷》中穷人的堕落与自我救赎

文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诚实的小偷》为例,通过解析作品中一系列社会底层“穷人”形象的深层含义及悲剧的成因——社会环境与人自身“选择”的痛苦闭环,发现陀氏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揭示生存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及激发人性中善与恶的强大作用。

作为一种奇迹的“人”——读高尔基《在人间》有感

《在人间》是高尔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阿廖沙的视角描写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下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塑造和刻画了许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尽管时代变迁,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当年俄罗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面貌。

从多元化圣母形象透视俄罗斯民族的心灵意识

圣母是俄罗斯东正教最重要的信仰对象之一。自公元988年东正教传入罗斯以后,圣母崇敬不断与大地崇拜、多神教崇拜融合,逐渐衍化为今天圣母在俄罗斯精神文化世界中的多元化形象。一方面,社会及历史现实语境决定了圣母崇敬的具体内容,塑造了圣母的多元化形象,另一方面,圣母的多元化形象也反过来映射着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罗斯之母”“庇护母亲”“生命树”等形象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心灵的孤儿意识、弥赛亚意识、真理意识和神性意识。

俄国外省文化述评——以高尔基戏剧为例

俄语中的“外省”是一个文化地理学概念,通常表示除首都之外的俄国地域。在俄国,与“首都—外省”空间结构对应的是“中心—边缘”的神话诗学模式,因此外省还具有落后和不文明的指称意义。在俄国的文学传统中,外省叙事一直被表述为他者叙事,并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和崇高田园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这两种话语并行存在,且批判长期占据文学的主流。高尔基有关外省的作品延续了批判的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教化思维。外省县城是高尔基观测国民性的历史场域。高尔基戏剧着重表现了外省文化的断层与下沉,揭露了外省县城荒漠化和隔绝化的文化生态,进而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以及国民的道德乱象,引导人们同残酷和丑恶作斗争,激发民众对革命和文化的强烈诉求,从而开始健康诚实的生活。

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创作中的生态思想解读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渔猎散文和家庭纪事创作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受卢梭自然观的影响,阿克萨科夫具有强烈的动物保护意识和原始生态美情结,通过对生态失衡现状、征服自然观以及人类欲望的批判,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他对于“自然与人的精神生态关系”的思索折射出卢梭“回归自然”的生态观。整体上,阿克萨科夫的生态思想虽未能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但它对于研究俄罗斯文学中的“人与自然”主题和当下严峻的生态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社会批判主题

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段光辉岁月,一批伟大的作家相继出现,他们的创作成绩斐然,在文学领域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折射出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其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社会批判”这一题材,作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与揭示。本文阐述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背景,探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社会批判主题,分析了19世纪俄罗斯伟大作家的相关作品。

浅谈《小径分岔的花园》与《罪与罚》的犯罪母题

“母题”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核心研究范畴之一,母题研究对分析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有重要作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代表作《罪与罚》在表现犯罪母题时出现了很多共同特点,主要表现在犯罪动机、情节偶合性和犯罪者特殊的罪罚观等方面。这些特点将它们与其它表现犯罪母题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丰富了文学的犯罪母题。

跨越时空的对话:契诃夫作品在中国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化性诠释

自1907年《黑衣教士》首次从日文转译到中国以来,契诃夫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一百余年,这期间经历了中国学者对其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解读与诠释。本文希望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爬梳,从思想性、艺术性和文化性三个维度探讨契诃夫作品在中国诠释的演变历程。从思想性来看,契诃夫的作品最初被解读为具有悲观主义色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其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和对人性的深刻关怀。艺术性维度上,对契诃夫作品的阐述经历了由写实主义到抒情主义,最终向现代主义演变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借鉴,激发了中国文学观念与艺术表现手法的革新。文化性方面,契诃夫的创作在中国经历了从异质他者到文化桥梁的转变,继而成为中国文学精神家园的一部分,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