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格雷琴剧的修辞与程式——兼论剧中的寓意与救赎

考察戏剧的修辞与程式,是理解歌德时代戏剧语言的前提。《浮士德》第一部的格雷琴剧中,男女主人公分别被赋予贵族风雅风格和市民善感风格,前者使用普泛的社交辞令,后者涉及私人事务和情感。浮士德有意识针对格雷琴教育修养的缺失启动修辞和诡辩策略,故意造成意向模糊或引发误解,以达到诱惑和规避责任的目的。修辞差异从戏剧开场便预示了悲剧结局。格雷琴剧中运用的修辞和书写程式表明,该剧并非建立在个体心理真实上的爱情悲剧。它同时超越了以捍卫市民道德为宗旨的市民悲剧,在寓意层面上展演了属于魔鬼界域的人的原罪和欲望,人无法启动自由意志对之进行克服,故而《浮士德》两部结尾均以人的救赎作结。

“非理性”的理性——重读表现主义戏剧《从清晨到午夜》

出纳员盗取银行金钱邀一阔太太与其私奔被拒,《从清晨到午夜》的故事自此开始。然而剧作家凯泽并未按照传统的人物命运安排,围绕主人公如何陷入困境并解决困境的情境模式进行创作,而是另辟蹊径,构建出一个个互不相关的场面,以此来塑造和表现出纳员“新人”的形象以及成为“新人”路径的破灭。该剧作无论是在创作方式还是剧作内容上都是非理性的,剧作家通过创作一个“非理性人”的非理性行为和心理,传递清醒的理性意识和思想,非理性与理性形成巨大张力,更凸显“非理性”背后的理性存在。

浮士德与《西方的没落》:论歌德对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影响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以形态学的方法结合了对文化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在历史哲学领域独树一帜。纵观《西方的没落》,“歌德作为一个显形的在场统摄着一切”。歌德对斯宾格勒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方法论上,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以及其代表作《浮士德》当中的精神内涵,都深深内化在了《西方的没落》中。首先在方法论层面,歌德的“形态学”思想对斯宾格勒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宾格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历史形态学”以及文化有机论、原初现象等观点,并提出了类比法、直观法、俯瞰法等研究方法,打破了西方历史哲学一直以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线性进化研究模式。其次在思想层面,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不仅成为斯宾格勒在分析西方文化时采用的主要文本,同时也成为《西方的没落》中分析近代西方思想的精神内核。在此基础上,斯宾格勒创造了“浮士德心灵”和“浮士德文化”等概念,为后来的历史文化研究一直沿用。在歌德的影响下,斯宾格勒强调对历史文化形态进行直观的研究,注重以象征和类比的方法对历史形态做形而上的整体把握,这使得他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哲学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宾格勒所提出的“世界历史形态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启了西方历史哲学以文化为历史的基本单位来研究的传统。而《西方的没落》中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和警示,同样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也有着借鉴和启示。

永恒不变的人性——浅析《浮士德》中人性的复苏

“善与恶”是歌德诗剧《浮士德》中所有具体哲学概念中最为基本的一条,同时也代表着歌德哲学众多深刻内涵中最为重要的内涵。对至善的追求是所有智慧生物的终极目标,同时也从未停止过追求的脚步,而在追寻的道路上,恶始终如影随形,并且最终促成善的实现。

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的悖论

悖论paradox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多想一想”。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的悖论,它们震撼了逻辑和数学的基础,激发了人们求知和精密的思考。布莱希特善于从五花八门的知识领域中获得启示,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使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打破各种学科领域的界限,分析《四川好人》中的悖论,并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布莱希特青少年时期对悖论就比较熟悉,中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对布莱希特的影响以及他独特的戏剧美学思想。

理性悲剧《浮士德》: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诗剧《浮士德》以百科全书式的多样性 ,向世人展现了它所张扬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生命应在追求、超越中获得升华的理念。同时 ,它以巨大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和人性发展的悖论 ,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一种普遍的“悲剧性”宿命。《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 ,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 ;既是对人的自信 ,也是对人的怀疑 ;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 ,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辩证戏剧——为布莱希特戏剧正名

布莱希特戏剧的命名由于作者主观因素和我国接受语境的原因造成不统一的局面，给研究和学习带来诸多不便。本文希冀以学理来规范布莱希特的戏剧为“辩证戏剧”：其一体现作者的真实意蕴，其二基于专有名词的命名法则；最终结合这两条原则，以作家的特质来检验这一命名是否真正涵盖布莱希特戏剧精神，是否真正体现他的戏剧观和思想观。

解析浮士德的现代人困境

歌德在《浮士德》中塑造了数以百计的各色人物,其中的浮士德和糜非斯托贯穿全剧始终,而浮士德的形象内涵最为丰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体现了人类在不断发展和探索中的迷茫与困惑,这一形象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性。浮士德对无限的追求和对理想的渴望及其对欲望的释放都呈现出现代人的特征。本文通过分析浮士德面临的有限与无限、理想与现实、欲望与道德三重困境,及其面对困境时的抉择与感悟,揭示了现代人无法摆脱三重困境的现实,从而引发如何朝向"真、善、美"而生的哲学思索。

《麦克白》主人公的悲剧心理

《麦克白》在现代莎评中自身几乎转换成了充满原型的心理悲剧,它在女巫、鬼魂、超自然因素及阴暗的色彩等笼罩下充分展示悲剧主人公的潜意识心理及其极力保持心灵内外对统一的平衡的努力;主人公本我狂野的欲望及其在事后的病态心理表现正是他们意识内外失控的心态,犹如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中国戏曲元素的创造性接受——论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的“间离效果”

20世纪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出发点是建立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叙事剧,"间离效果"是其叙事剧理论的重要构成,而中国戏曲在"间离效果"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之一《四川好人》为例,分析了其中的中国戏曲元素以及间离效果的形成。并指出:布莱希特正是在创造性地接受中国戏曲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戏剧体系。

论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理论及其反叛性——以《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为例

布莱希特的戏剧及其间离效果理论体现了先锋文化的反叛性。布莱希特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运用了其制造间离效果的主要手段,这部戏剧的内容也与布莱希特理论主旨的反叛性相契合。从中可以看出,布莱希特的理论取向更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而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差异较大。

“时代悲剧”与“初思自由”——《强盗》中反映出的个体与国家

本文对席勒的名剧《强盗》进行文本解读,注重考察其由于故事情节设置所体现出的作者背后思想,即如何调节与处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青年席勒因反抗封建奴役、追求个人自由而作《强盗》,但他并未因了强调个体而过度夸张了对自由的追求,在这个剧本中已经初现端倪。而这体现出了古典时期德国作家比较普遍的特点,如何在个体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可能调试的张力,是他们未曾解开而探索不已的命题。

时间/事件:对本雅明的一种总体化释读

“时间/事件”视角是一个打破既定本雅明研究分析框架的理论契机。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本雅明讨论了作为悲苦剧题材的历史事件、象征和寄喻所内置的时间维度以及悲苦剧情节、舞台、人物设计中体现出的时间与因果性问题;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讨论了小说与故事中的时间/事件、死亡与时间/事件的关系;在《历史的概念》中,本雅明分析了Erkennbarkeit(可被辨识)与Augenbilck(片刻)、Jetztziet(此时此刻)与线性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时间/事件关系的理解。总之,“时间/事件”视角有助于清晰描绘出本雅明作为革命理论家的核心理念与思想谱系。

莎士比亚的印刷术与怀疑主义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印刷术、火药、航海术等领域的发展为英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印刷术,莎士比亚戏剧中几乎每部作品都含有与印刷术相关的指涉,本文拟分析其戏剧中的角色对于印刷术的态度,指出莎士比亚对这一新技术的适度的怀疑主义。

启蒙精神与市民道德下的无所适从——莱辛戏剧中的女性

启蒙时期是德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德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时期。启蒙精神要求人独立、理性、思考、行动。然而,这是对抽象的、普遍的人的要求。市民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却是依附、柔弱、顺从、感性、被动、接受、贞洁。从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启蒙时期莱辛的戏剧作品,可以看出人在各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中作用的改变,也能折射出女性在双重要求下的两难境地。

误读视阈下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的接受

布莱希特的叙述剧"间离效果"理论作为对欧洲传统亚氏戏剧之革新,在"演员与角色的辩证关系"、"演员与观众的辩证关系"两个层面受到中国戏曲的启发影响。布氏对中国戏曲的认知与解读既敏锐捕捉了其中的某些美学特质,同时也存在误读。在艺术展示的动机上,布氏戏剧陌生化手法的核心是对传统戏剧写实幻觉的消解,而中国戏曲的艺术展示其核心则是一种写意审美表现;在观众的欣赏态度上,布莱希特防止观众沉溺于虚拟情境是为了让其保持清醒和冷静,中国观众与虚拟情境保持距离则是出于艺术鉴赏的目的;在演员的情感体验上,中国戏曲演员的表演并非是为了使观众完全不动感情,相反是力求通过出神入化的表演感染观众。

德国启蒙悲剧的文化追问

透过德国戏剧的发展,在现代性视域的关切中,可以发现18世纪50年代——19世纪30年代以莱辛、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悲剧创作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是一种独立的启蒙文化现象,深刻体现了德国启蒙运动的特质并为德国民族文化注入了现代性,完全可称之为德国启蒙悲剧。借助戏剧的审美性,德国启蒙悲剧充分表达了德国启蒙文化的现代性精神历程,其表达的现代性极为生动而真切地体现在五个方面。

试析叙事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悲剧性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布莱希特运用他的叙事戏剧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悲剧中的净化与共鸣思想,但并不反对戏剧的悲剧性。本文从主题、情节和人物三个方面分析了该剧的悲剧性效果。该剧的独特之处还在于通过陌生化手段阻止了观众与剧情的共鸣,从而使观众更清晰地认识现实,进一步思考现实生活中的悲剧。

论席勒戏剧“古为今用”的美育实践

席勒的美育思想,既是对"艺术创造"与人的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也是从政治和哲学上对传统与现代社会进行的一番重新认知。他有意从人类历史的广博资源中寻找艺术再加工的素材,挖掘可能激活今人改造社会之热情的人类普遍天性。席勒的一系列杰出历史剧有意在"古希腊人"的典范指引下塑造人性自然完整的"常人",而且在不同的"失败英雄"之悲剧中深描社会力量的常态分布和政治势力的日常运作。当他用激情引发的智慧之光照进挤满观众的剧院时,他也通过剧院这个"公共渠道",让"美育"高尚人格的柔和光线照彻了整个国家。从经历时间之严苛考验的角度看,席勒"古为今用"的众多戏剧如同莎士比亚的诸多杰作,实现了通古博今、跨越时空的艺术理想之境。

《亨利五世》的宗教预表论和政治地图学推演

《亨利五世》蕴藏的宗教预表论和政治地图学看似毫不相干,实则共同建构了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权力想象这一至关重要的时代主题。据此,莎士比亚以《圣经·民数记》的君权神授观念、阿金库尔之战中英王的激情演讲及神勇表现为理据,结合西方悠久的政治地图学传统,演绎出圣权、圣言和圣战等寓意深刻的宗教空间政治隐喻。其结果在于,《亨利五世》不仅创建了英国中世纪晚期庄严的君主圣像学和帝王预表论,而且与文艺复兴欧洲的人文主义一起生产出伊丽莎白一世晚期颇具文化协商意义的悖论性法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