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白”看福瑟戏剧与易卜生戏剧的内在关联——兼及欧洲现当代戏剧的一条发展轨迹

挪威现代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创作与当代戏剧大师约恩·福瑟的创作风格迥异,二者似乎不存在什么关联;但如果细心研读他们的作品会发现:易卜生在创作中局部用到的“留白”技巧,被福瑟发展到极致,已经成为福瑟剧作的一种显著特征。如果说易卜生戏剧中的“留白”幅度较小,主要停留在不交代某些重要信息、制造不确定性这一层面,那么福瑟戏剧的大部分情节都付与“留白”,其戏剧情境的若干要素也付与“留白”,且综合运用中断、停顿、静默等方式使得“留白”浸润了其剧作大部分场景。通过大幅度、多样化的留白,福瑟与易卜生拉开了距离,这本身是一种“影响带来的变异”;此外,在福瑟的留白戏剧中,仍可见出易卜生式深刻的怀疑主义、自审主义与悲观主义思绪,只是在福瑟这里,整个世界图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确定性”由相对变成了绝对,“自我矛盾”或“沉默”更是成了“新常态”。从易卜生到福瑟的这种变化,可以看出欧洲现当代戏剧的一条发展轨迹:由动趋静,由繁至简,从具体明确走向抽象模糊,从高度饱满的现实主义走向后现代的新古典主义。

易卜生的自由哲学及晚年创作新方向——以《海上夫人》为中心

易卜生对于人性的自由解放,特别是女性的自由解放是有长期思考的,从早期诗剧《凯蒂琳》开始到“戏剧收场白”《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总体而言,早期的表达更为绝对、直接与激情,后期的表达则更为曲折、潜隐与深沉。具体到易卜生晚年作品《海上夫人》,其最重要的主题是表现自由,女主角艾梨达的自由理想与“自愿”、“幸福”与“约束”有关,三者统一于一体。“自愿”是其核心精神,又以“约束”和“幸福”作为辅助元素:“自愿”是艾梨达一贯向往的生活态度与坚持的道德准则,可以说是她自由的思想与行动的指南、自由精神的主体内容;“约束”是对“自愿”的一种反向阐释,人一旦有了“约束”就会向往“自愿”的生活,心灵的完全自由就在于一种没有任何约束的生活;“幸福”作为一种内在情感的评价指标而存在,“自愿”与“约束”作为两个不同的元素自然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人只要有了“约束”就不会得到“幸福”,而只有拥有了“自愿”的生活态度,才能产生与得到内心的幸福感。由此可见,艾梨达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易卜生对自由的理解,深受同时代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亦与后世萨特自由行动论有着契合之处。正是如此,易卜生的戏剧开启了现代艺术的新境界,故而被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称之为“现代突破”。

绿阳篷街的克隆人家

五月三日"嗨,萨利!我很好,孩子们怎么样?好极了。对,我知道,在新闻里看到了。艾德也不愿相信,一户克隆人家庭搬进我们这条街了!倒不是说我仇视克隆人或别的什么,但什么样的人能住进绿阳篷街,我们心里的确也是有杆秤的。谁知道他们带了什么病呢?我肯定他们的孩子会夭折,那些克隆羊和克隆牛全都没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