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文学价值

莎士比亚有众多的身份,比如剧作家、诗人、演员等,但作为文学家的身份是他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一面。就他的戏剧而言,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学价值,一直是学界不曾系统探讨的一个话题。莎士比亚作为文学家的价值是文学在历史的积淀中体现出来的,因为除他的诗歌以外,他的戏剧作品也具有文学性。这些主要体现在:(1)多姿多彩的文体;(2)丰富无比的主题;(3)超级大的词汇量和语言表现力;(4)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5)高山仰止的思想深度和智慧高度。这些因素构成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文学艺术大厦及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麦克白》的心理时间与悲剧性分析

在《麦克白》这部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深度挖掘了人性与权力的纠葛,展示了英国中世纪人物的悲剧潜意识心理,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女巫、鬼魂等离奇因素。为了凸显作品的戏剧性,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巧妙运用了心理时间手法,以此解读麦克白在心理时间旅程中的心理幻想表现和人性悲剧特征。本文就从麦克白的心理时间表现和悲剧心理特征两个层面深入挖掘麦克白的人性本质,共同感受这部伟大戏剧作品中的人性黑暗与莎翁作品的文学艺术魅力。

玛丽·雪莱《洛德尔》的国家叙事建构研究

在小说《洛德尔》中,玛丽·雪莱对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美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家进行建构。其中的英国以伦敦为主体空间,包含了中心场域和私人化的边缘场域;意大利是作为以英国为主体的西方父权社会的辅助性空间;而美国则被叙述成英国男性主体实践的殖民空间。《洛德尔》的国家形象建构侧面勾勒出了19世纪英国人视野里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分裂的西方。

“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阿瑟·克拉克作品中“沉默巨物”意象的美学思考

作为一种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背景的类型文艺,科幻小说中长期充斥着以“西方中心论”为特质的话语。而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则在其科幻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呈现了对“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于他围绕“沉默巨物”意象展开的三种美学演绎:通过重新塑造飞船悬停于城市上空的场景,克拉克将欧洲文学中的神学哲思传统与科幻题材相融合;他对外星文明遗迹的描绘,在宏大尺度上消解了西方文明的例外论;他对“太空电梯”的格外推崇,则进一步反映了他在技术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以阿瑟·克拉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科幻创作,需要在解构“科幻西方”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鸟鸣》的空间叙事与伦理选择

小说《鸟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历史背景,跨越60多年的时间维度,以其独特的文本空间设置重构了一战战时历史,再现了一战战场的残酷和战时人们艰难的生存状态,主人公伊丽莎白对自己伦理身份的探寻也映射出战争的记忆在军人后代中的代际传递。在左伦的空间叙事理论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视域下,小说呈现的空间模式与人物的伦理选择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地形空间”以隐喻形式呈现了主要人物对自身伦理身份的困惑与矛盾;“时空体空间”通过主要人物对伦理身份的探寻,剖析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战争和历史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文本空间”则探讨了不同的空间叙事策略对人物伦理身份构建起到的作用。

论弥尔顿对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的改写——以《伊利亚特》和《失乐园》为例

荷马在其被视为“西方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里将女性人物定位为“他者”,由此开启西方史诗对女性的“自我”之探索。在西方史诗史上,随着史诗从“原始史诗”向“文学史诗”发展,史诗里的女性形象慢慢脱离“他者”而向“自我”演进。本文在分析“原始史诗”之代表《伊利亚特》中女性人物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弥尔顿在“文学史诗之冠”《失乐园》中改写了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首先,《失乐园》的史诗英雄虽名为亚当夏娃之整体,但很大程度上乃史诗中唯一的女性夏娃之个体,弥尔顿在塑造史诗英雄的过程中将其主要关注锁定在夏娃身上。其次,诗人始终突显夏娃的“自我”,不仅展示了夏娃因“原初自我”中的“自恋”“自傲”而堕落的经过,而且呈现了夏娃通过“自省”“自知”“自赎”而将“自我”重构为“生态自我”并获得精神再生的过程。女性人物在史诗中的重新定位是弥尔顿对史诗传统的重要贡献之一。

再造英格兰神话:托尔金《魔戒》的家园、英雄与文学传统

论文从历史文化视角出发,解读了J.R.R.托尔金的奇幻小说《魔戒》的中洲世界建构(包括夏尔的地理设定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弗罗多作为持戒人的价值重构,以及托尔金对莎士比亚《麦克白》和英雄传奇的仿拟。《魔戒》不仅源自托尔金对古代传说和语言的个人兴趣,也源自他对英格兰民族性的理解,是托尔金有意识地打造英格兰神话的写作实践,重建了缺失的英格兰民族文化记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深受喜爱,诸如屠岸、梁宗岱等诗人译者,甚至终其一生,致力于十四行诗的翻译。十四行诗的翻译涉及跨文化理解。在诗歌形式上,莎氏十四行诗有两种汉译形式,即古体诗和白话诗。虽然两种形式各有优劣,但整体而言,白话诗形式已成主要翻译趋势。在过去一世纪的时间里,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已经成功中国化,中国十四行诗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十四行诗作品的阅读与翻译,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其中,莎士比亚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本文梳理莎氏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史,包括阅读、翻译和改写等方面,并辅以具体例证,说明莎士比亚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成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典型案例。

《坎特伯雷故事·总引》骑士叙事的文学地理考论

早在中世纪,希格登和博韦等史学家就明确指出历史和地理是“人类事务”的时空两面,二者集合为一体,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现代中外学者建立的文学地理研究框架和范式似乎即承袭于前人的这一社会认识论,具体包括文本在历史、现实层面展现的空间语境和其所再生出的地理图像及意指。研究聚焦《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骑士形象,一方面以中世纪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托,考察了“总引”骑士叙事所折射出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学创作性;另一方面又以中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图册”为背景,复原骑士挺近圣地的“向心”继而远赴东北欧的“离心”两段征战轨迹。研究表明,骑士作战轨迹可以复原为一个四方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十字架光环”,似乎意指骑士追随基督以期获取救赎的精神世界,这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乔叟文学创作之严谨匠心。

论《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的经典化建构

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的《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自1966年首演以来,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上演,不仅令观众与评论界交口称赞,创下了不俗的票房佳绩,而且还获得了不少权威性的奖项,业已成为当代经典。烛照历史、关注现实的独特视角和深邃眼光,丰富深刻的思想与社会生活蕴涵,成为其经典化的起点;戏仿、语言游戏、互文、元戏剧等富有时代性的新颖手法和“搞笑”的时尚元素的融入是该剧成为经典的重要内生力量;而适宜的文化传播语境、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多重传播主体的积极推动,尤其是身份显赫的批评者和阐释者所形成的权力话语则是将该剧建构为经典的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的经典化为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快餐文化大潮中如何打造“永流传”的当代经典提供了经验和启迪,也为我们观察、评价西方以解构为标识的后现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历经磨难 奋发向上——大卫·科波菲尔的形象

大卫·科波菲尔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狄更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小说描写了大卫苦难的童年生活,刻画了他善良正直乐于助人的性格特征,突显了他刻苦努力、拼搏进取、奋斗成才的可贵品质,描绘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现状,批判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大卫的形象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蕴含着深刻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揭示了有奋斗才会获得成功的人生哲理。

论《从此以后》中的创伤、幽灵叙事和主体性重构

创伤与幽灵叙事存在密切联系,因为以幽灵的形式对现在造成侵扰的多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创伤,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书写即是对创伤的挖掘和治疗。文章通过对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从此以后》的文本细读,探讨小说所再现的个人和家族历史记忆中的创伤,以及它所采用的幽灵叙事模式;借鉴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分析在追寻的叙事框架下,当代主人公比尔·昂文艰难的自我主体性重构;进而论述以《从此以后》为代表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在创伤表征和创伤见证方面的伦理意义。

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电影中的悬疑构造与开放文本

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作品在故事层面通过精心设计的悬念构造吸引读者沉浸其中,在更为形而上的文本层面上则借助多重符号构筑了故事之外的文本游戏,保持其文本对观众的开放性和“可写性”,在神秘氛围中引导观众参与侦探游戏,成为其电影改编作品仍能保持魅力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思路,可从侦探小说改编电影的悬念构造问题、文本层面的符号游戏、“可写性”的电影构造分别阐述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电影的特征。

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

朱利安·巴恩斯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2011年荣获布克奖,历史记忆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巴恩斯通过多样的艺术形式深刻展现了历史记忆对型塑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在其小说中,个体的记忆困惑与遗忘导致了身份认同危机,而记忆重拾则参与了身份认同的建构,此外国家也运用历史记忆型塑国民的国家认同,而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则同样借用历史记忆维护其成员的认同感,巩固其政治地位。

回到巴尔登斯伯格——《雪莱在中国(1905—1966)》中的跨国文献学考据

张静新著《雪莱在中国(1905—1966)》是一部“巴尔登斯伯格”式的著作。其通过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跨语言、跨国族和跨文化研究,对1905年至1966年间雪莱在中国被接受和译介的事实与材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跨国文献学考据”。在艺术性地安排与调配这些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该书不但对雪莱及其文学在中国曲折延伸的多维面向予以澄明,更是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化与世界文学化。

乌托邦补偿:脱欧小说“季节四部曲”中的莎士比亚传奇剧

英国当代重要小说家阿莉·史密斯的“季节四部曲”是脱欧文学的代表作。在“四部曲”中,史密斯构建了一种与莎士比亚四部传奇剧的对位叙事关系,并将其寓于“合—分—合”“破裂—重聚”“分离—重逢”“分散—集聚”的四种叙事结构中,以此指向空想、矛盾、希望、总体四种类型的乌托邦。通过这种互文叙事,史密斯既批判了因脱欧而来的分裂的“坏”英国,又用包含全球本地化向度的乌托邦想象去补偿实现统一的“好”英国。

麦克尤恩小说《无辜者》中的暴力叙事

伊恩•麦克尤恩的历史小说《无辜者》是当代英国暴力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中极具画面感和视觉化的强奸和肢解描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麦克尤恩将主人公伦纳德的强奸和肢解行为置于其个人成长和欧洲冷战的双重坐标,将个体的身体戕害和国家之间的政治暴力并置,使二者之间既相互投射又构成因果联系。身体暴力和政治暴力的缠绕,暗示了政治对个人空间的侵蚀——小说以强奸和肢解这两个意象,隐喻了政治的暴力性对个体身份、社会文化的撕裂和重塑。

重审身体仪式:恩瓦帕《伊芙茹》中的女性割礼书写

《伊芙茹》是“非洲女性小说之母”恩瓦帕的长篇处女作,也是首部再现女性割礼的尼日利亚英语小说。从互文性的角度阅读该作品,可以看出恩瓦帕的女性割礼书写与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人类学家肯雅塔、作家恩古吉等男性知识分子的女性割礼书写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该小说不仅驳斥了非洲传统社会中的“有牙阴道迷思”,拆解了女性割礼是女性婚姻生活幸福之保障的前殖民神话,而且也颠覆了非洲男性知识分子女性割礼书写的文化民族主义意旨,表达了作家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另外,恩瓦帕较为含蓄的女性割礼书写也有别于美国非裔女作家沃克自然主义式的、暗含西方文化“凝视”非洲文化的女性割礼书写,是一种在非洲男权社会的“黑暗”中寻求光明的非洲女性主义文本试验。

“人心”存在之疑:《克拉拉与太阳》的现实主义解读

文章从技法与主题两方面,解读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在技法层面,主要体现为用丰满的人物塑造体现人性的复杂、非人的第一人称叙事引发思考两个方面;在主题层面,主要体现为将小说的内涵从批判社会现实深入到揭露人心、从关注当下社会现实拓展到警示未来生存危机两个方面。在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中,作者发出了尖锐而又现实的“人心”存在之疑,警示读者在人机共存的必然历史发展趋势下,如何重拾“人心”的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尔纳《来世》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共同体追寻

古尔纳的小说《来世》借助普通人的人生际遇来审视坦桑尼亚曾沦为德国殖民地的一段悲惨历史,展现了创伤记忆、身份建构与宏大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以人物的身心创伤为身份认同的载体,以多种形式呈现创伤记忆,治愈战争留下的伤痛,鼓励人们勇敢面对过往经历,不再规避自我身份,重拾伦理责任,并同非洲土著社群重建联系。古尔纳还原了历史记忆的真实面目,颠覆了官方书面历史的宏大话语,从而在历史的碎片中实现了伦理身份的建构和情感共同体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