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补偿:脱欧小说“季节四部曲”中的莎士比亚传奇剧

英国当代重要小说家阿莉·史密斯的“季节四部曲”是脱欧文学的代表作。在“四部曲”中,史密斯构建了一种与莎士比亚四部传奇剧的对位叙事关系,并将其寓于“合—分—合”“破裂—重聚”“分离—重逢”“分散—集聚”的四种叙事结构中,以此指向空想、矛盾、希望、总体四种类型的乌托邦。通过这种互文叙事,史密斯既批判了因脱欧而来的分裂的“坏”英国,又用包含全球本地化向度的乌托邦想象去补偿实现统一的“好”英国。

地理场景与空间建构——地理与麦克白的命运

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设置许多地理场景,构建出神秘空间和权力空间,命运随着地理场景的不同而变迁,悲剧随着空间的转换而发展,剧中的地理差异反映出麦克白悲惨命运的必然性,呈现地理即命运的观点。研究《麦克白》中的地理场景与空间建构,既提供了一种解读作品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又可以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如何通过地理空间表达时空体验,展现人物命运。

为莎士比亚跨文化研究开辟新路--评黄诗芸《莎士比亚与东亚》

黄诗芸的专著《莎士比亚与东亚》从形式、政治、接受和离散四个角度探讨了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四国的莎士比亚舞台和电影改编。该书是国际上为数不多的研究莎士比亚与东亚的专论,为日益丰富的东亚色彩的莎士比亚剧场和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案例和指导,拓宽了莎士比亚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戏剧人莎士比亚--罗伯特·科恩《莎士比亚论戏剧》评述

在其专著《莎士比亚论戏剧:对其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考察》中,罗伯特·科恩另辟蹊径,通过莎士比亚的生平突出了其除剧作家之外的演员、导演、剧场经营者身份,指出莎士比亚从小就由于家庭原因和个人爱好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兴起的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先成为一名演员,随后写戏、导戏、经营剧团和剧场。实际上,他在作品中不断提及演员、舞台和观众。联系莎士比亚的剧本表述进行深入分析,科恩认为,莎士比亚不单是剧作家,更是罕见、杰出的“戏剧人”。

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价值焦虑——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货币、商品与国家安全

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货币与商品价值摇摆于内外价值之间,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价值日益呈现出外在转向之态势。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海伦和克瑞西达正如商品化了的金银货币,剧中人物对她们的价值辩论与早期现代英国的货币价值论争基本呼应,其价值在自身内在价值和王室主观判断之间摆动,显现出一种基于商品稀缺性抑或供求关系的市场价值转向。然而,特洛伊人罔顾人的内在价值,始终依靠市场逻辑定义人际价值,夸大海伦价值让两国陷入消耗巨大的战争之中,对国家安全与政治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这映射出莎士比亚时代的市场价值焦虑。

创造何以战胜死亡:莎翁十四行诗中的死亡观

“以创造战胜死亡”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组诗中,创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人类自身的繁衍;二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诗人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提取“真善美”,建立秩序,从而创造了诗人的小宇宙。《旧约》也同样反复强调以“生儿育女”和“建立秩序”两种方式战胜死亡。莎士比亚诗中这种“以创造战胜死亡”的主题与《旧约》中源自希伯来文化的死亡观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影响下产生了变化。通过分析莎翁十四行诗中的死亡观,可以看到两希文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冲突与交融。

“有”与“没有”之间——解读《李尔王》的存在哲学

“Nothing can come of nothing”作为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深刻地绘就了早期李尔的精神底色。“无中不能生有”这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自从被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后,便为后世的西方哲学家所普遍讨论。在《李尔王》的英文原著中,“nothing”具有多元的内在含义。“有”与“没有”的讨论涉及了亲情、爱情多个方面,主人公观念中两者二元关系的转变也演绎着关于“真人”的成长故事。不论是对个体存在状态的呈现还是对人与自然动态关系的思考,《李尔王》都极具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哲学价值。《李尔王》在双线索的交织中塑造出一众个性迥异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有”与“没有”之间,暗含着“爱”的形式与本质之争,藏匿着“真人”成长蜕变的隐性轨迹。透过失势、战争、死亡、赎罪,我们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审视社会关系的复杂,收获深沉的人性力量。

约翰·盖伊《乞丐歌剧》中的经济书写解读

《乞丐歌剧》是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最负盛名的戏剧作品,本文以经济书写为切入点,结合时代背景,围绕作品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现象与经济观念展开研究,挖掘作品反映的经济运行模式及问题,探寻作者的经济观念与社会思考。

死亡、道德与正义——《西班牙悲剧》中的复仇意蕴探析

托马斯·基德的《西班牙悲剧》开创了一个新的戏剧类型,是英国复仇悲剧的先驱,影响了后继者的戏剧创作。复仇具有丰富的意蕴,基德通过安德里安、英匹丽亚和西埃洛尼莫的复仇,探讨了死亡、道德和正义问题。安德里安的复仇揭示出死亡所具有的娱乐价值,不仅弱化了死亡恐惧,还表明死亡意味着肉体消亡,灵魂不朽的二元论立场;英匹丽亚的复仇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道德困境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西埃洛尼莫的私人复仇是对国家法律失败的控诉以及对正义的呼求。最终,复仇者作为社会改革者成为时代的悲剧英雄。

《维罗纳二绅士》:“原型故事”与“意大利式喜剧”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维罗纳二绅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约创作于1589-1593年间,描述意大利维罗纳城两位绅士求爱的故事,洋溢着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对背叛友谊的批判,充满幽默、欢乐的谐趣。该剧主要情节参考借鉴了葡萄牙作家豪尔赫·德·蒙特马约尔、英国学者托马斯·埃利奥特、剧作家约翰·利利、剧作家罗伯特·格林等人的作品。另外,曾被视为莎翁原创的角色朗斯和他的狗克莱伯,灵感亦归功于他人。作为最早的莎剧之一,该剧结构薄弱,主题单一,手笔略显稚嫩,但仍为莎士比亚喜剧艺术奠定了基础。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海上私掠:《西部美少女》中的海盗、英西海战与贸易帝国构建

16世纪是英国海盗盛行和海上贸易迅猛发展的时期,国家海外扩张的远大抱负促成海盗形象的转变。海盗成为构建英国海上贸易帝国的中坚力量,曾受谴责的海上私掠得到正义化书写,转变为获取国家财富和权力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海上贸易引发海盗形象转变的语境出发,发现托马斯·海伍德的戏剧《西部美少女》中海盗和海上私掠的含混性质:海上私掠之合法性备受质疑,同时海盗被视为海上探险和贸易的民族英雄。该剧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特定语境互动,将海盗形象与贸易帝国构建相联系,呈现海盗有助于英国民族身份构建与海洋帝国扩张的历史逻辑。

认知视野下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

认知科学提供了揭示文学作品新信息的有效研究方法,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得到了新的阐释和解读,使得重写文学史在学理上成为可能。本文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数部戏剧为研究案例,从具身认知、认知投射、认知修辞三个方面探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人物塑造、主题表现、语言修辞等方面所体现的认知属性,从而证实撰写英国戏剧认知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浅析奥菲莉亚之死的美学色彩

奥菲莉亚作为莎士比亚经典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中的女性配角,却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奥菲莉亚之死这主题更是成为了后世许多艺术家的灵感来源,可谓莎士比亚作品中最具视觉艺术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奥菲莉亚从文本走向舞台呈现,进而走向绘画符号,甚至走入当代艺术中的视觉艺术的过程十分复杂,本文将主要从奥菲莉亚之死在艺术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浅析奥菲莉亚之死的美学色彩。

莎士比亚戏剧“女扮男装”现象的叙事策略

女扮男装作为莎士比亚很多戏剧的重要情节之一,增添了莎剧的复杂性和颠覆性,在设置戏剧悬念、形成反讽以及增强喜剧性效果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女扮男装这一行为作为剧中其他戏剧动作开展的基础,就不会出现《第十二夜》和《皆大欢喜》这两部喜剧,也不会让《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解决“法庭斗争”这一幕对读者和观众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更不会让读者和观众在薇奥拉和西巴斯辛的“双胞胎误会”中忍俊不禁。

台湾地区首部中文莎剧演出与光复初期文化重建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台湾地区首部中文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在1949年2月28日,由福建漳州赴台的芗剧团编导陈大禹组建的“实验小剧团”在台北第一女中上演,剧目是由莎剧《奥赛罗》改编的《疑云》。然而,《疑云》是否真正演出过,却成为笼罩在台湾地区戏剧界的一团疑云。通过梳理台湾地区戏剧界就《疑云》1949年演出与否所做的论述,可以厘清这部莎剧的演出真相,并以此论证内地莎剧对台湾地区莎剧演出的早期影响和海峡两岸莎剧表演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探究光复初期台湾地区文化重建的措施及意义。

哈罗德·品特戏剧《归家》中的审丑艺术研究

在当代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的戏剧《归家》中,剧中人广泛使用暴力、粗鄙的语言并采取颠覆传统道德观念的行为,与文明社会的正常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文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姻的情感生活中上下求索而不知何处是归宿,最终沦陷在社会所编织的堕落的罗网里。对于该部作品,大多数学者关注到的是其荒诞性和女性主义主题,但却鲜有学者注意到剧作的表现方式,也就是剧中广泛运用的负面审美艺术——审丑的艺术。文学是隐喻的世界,作者试图用荒诞的手法撕开现实的丑陋,以审丑的方式展示了社会生活的荒诞性,以此来隐喻西方男权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关系,折射出他的两性观及其对当代社会生活中女性境遇的关注与同情。

从悲剧的他者到独立的勇士——论《卖花女》中伊莉莎的蜕变

乔治·伯纳德·萧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负盛名的英国剧作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亨利克·易卜生开创的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痼疾的优良传统,创作了大量批判现实的社会问题剧,《卖花女》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之一。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视角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底层女性被边缘化、他者化、异化。《卖花女》中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经历了权力压迫下的身体和话语的双重规训,被消解了行动和话语的自主支配权。然而,反抗与规训是共生的,伊莉莎最终顿悟觉醒,勇敢地反抗资产阶级的权力控制和压迫,实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哈罗德·品特《申请者》中的荒诞性:认知文体学视角

“威胁”“荒诞”“神秘”等主题是哈罗德·品特剧作的主旋律。其前期剧作更以“威胁戏剧”著称,属荒诞派戏剧的范畴。本文以会话结构、图式理论及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对其广播剧《申请者》中的荒诞性从互动偏离、图式偏离、概念整合构建、隐喻性分析四方面进行认知文体解读。文章首先从言语行为方面进行互动偏离分析,通过荒诞的对白方式揭示了人的侵略性、逃避性、不安全感及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其次,从剧情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图式偏离及冲突分析,凸显了该剧的荒诞性;再则,对剧中图式进行概念整合构建,将工作面试是折磨人的心理测试和漫无目的的盘问这样荒谬的情景凸显在整合空间中;最后对题目、代词等的隐喻性进行探索,隐喻了现代人的共同经历和处境。在揭示该剧荒诞性的同时,点明剧中荒诞性反映的是现代人在语言暴力突袭下无处可逃、无力反抗的共同处境,而非剧中人物的独有经历。

德里达论文学语言——以《罗米欧与朱丽叶》为范例

语言的实质是什么?文学语言是怎么样的?这是德里达前期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1971年,他发表了名作《签名事件背景》,对英美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解构主义改造,提出了解构式的语言理论,明确指出,语言不是记录事物的工具,而是以言做事的行为,是述行性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发表了两篇文学理论专论《格言错乱》和《“这种被称作文学的奇怪机制”:与德里达的访谈》,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独特的以言做事的行为方式。它的独特性在于:不是整体有序化的,而是分离零乱化的;不是统一一体化的,而是矛盾双重化的。德里达给这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形式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格言”。他借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对之作了极充分的论证说明。德里达的这种文学语言理论观念一举突破了千年传统,旷古烁今,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开发。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伦理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伦理悲剧。李尔一家四人错误的伦理选择导致了国破、家毁和人亡。这是李尔王室家族成员伦理失范导致的结果。李尔无论作为父亲身份还是国王身份都未能正确行使,其错误的伦理选择是该剧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长女和次女在畸形爱情中的伦理选择既违背女儿身份的天良,也破坏了夫妻纲常,更破坏了国家治理的政治规矩。三女儿值得同情,也值得憎恨,其女人身份使其选择爱丈夫也爱父亲,其女儿身份又让她替父报仇,然而她忽略了国家伦理身份,带领法国军队到英国作战,犯下了入侵的错误。莎士比亚这部悲剧令人深思,对后世产生不绝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