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忆”之后——“后记忆”概念之探微

随着以"后现代"为代表的多个"后"概念不断遭到质疑甚至颠覆,玛丽安·赫希提出的"后记忆"概念岌岌可危。"后记忆"描述了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隔代记忆,强调创伤影响跨越代际距离的持续存在。本文以大屠杀亲历者后代的纪实叙事以及小说《噩梦父亲》为例分析记忆与后记忆的关系,展现幸存者无论沉默还是健谈都会导致与子女之间话语交流不畅、情感交流失败的问题,从而质疑后记忆中创伤影响的跨代延续,进而推翻后记忆的存在。

荷兰花开一枝莲——记荷兰华文女作家池莲子

近些年来,池莲子在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不但利用自己刻苦学得的中医药和针灸技术在荷兰为当地人民治病保健,为传布和弘扬中华医学文化尽心竭力,而且还创办了"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以及中荷双语的电子版小报《南荷华雨》,将中西文化的交流活动从荷兰一地延伸开去,拓展到全世界更为广泛的五洲四海。

西方汉学家笔下的女皇形象——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武则天形象刍议

武则天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通过言语指涉的含蓄方式对这一特殊人物进行了富于负面色调的形象展示。这既与众多明清小说作品对于武则天的反面塑造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更是作者高罗佩欲借作品中以武则天为代表的皇帝形象来从侧面彰显主人公狄仁杰形象的特殊创作表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氏本人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某些认识和思考。

想象与传播:高罗佩对“道”思想的释解

贯穿汉学家高罗佩一生的主要事业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对中国的痴爱使得他的涉猎范围包括琴、砚、书、画、马、猿、春宫与悉昙等,而狄公案小说、琴道和性学这三方面的研究则是他关注的核心。这些研究都依赖于他个人对中国道家与道教思想的释解与想象。狄公案小说的铺陈凸显了他思想中道家与道教因素的叠加,琴道的梳理凸显了他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养心主旨的发掘,阴阳之道的考证则是他对中国古人养生思想的考量,但是这些释解都存在着诸多的细节失误。

《浮生外记》中的三个空间意象研究

荷兰籍华人作家林湄的长篇小说《浮生外记》中的三个重要空间:'江南饭店'、'奥德莱街别墅'和'华人老人院',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是人物的行为方式的规约,小说以空间为叙事框架呈现了几代中国移民在异域他邦——荷兰多样的生活图景。本文运用西方空间叙事学与跨文化交流的相关理论,解读作家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以及悲剧意识。

汉学家高罗佩的道教文化观——以《大唐狄公案》道教书写为中心

在《大唐狄公案》这部由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推理断案小说中,以《朝云观》为代表的道教故事篇章不仅多角度地呈现了丰富的道教文化,而且亦于其间隐伏了对于道教的反讽性表述。同时,《大唐狄公案》中的涉佛与涉道篇章既在佛、道形象反面化方面具有相似性,又在正邪人物设置及艺术形象人性化诠释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有关道教的文学表述不仅承载着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想象,也反映了其对待道教文化由感性认同到理性思辨的内在认知历程,并投射出他在对以道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中所秉持的辩证精神与科学审视态度。

解读狄公人物形象及《大唐狄公案》的价值观

《大唐狄公案》(Celebrated Casesof Judge Dee)出版于1986年。全书以中国唐代宰相狄仁杰为主人公,描述狄公在州、县及京都为官断案、与民除害的传奇经历。这是一部公案小说集,全书故事纷纭,案情凶险,情节扣人心弦,谜底逼人追索。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高罗佩先生。

印度洋作为反殖民场域:去地域化视角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从克里斯·亚历桑德森著《翻覆之海》谈起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外历史学家已经对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有过极为丰富的论述。在现有研究中,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互动无一例外地成为学者们重点探讨的话题,但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于发生在帝国或殖民地边界之内的政治与社会事件。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荷兰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面对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并以此为视角研究印尼反殖民运动与宗主国之间的相互影响。2此类研究大多会提到当时弥漫在荷兰社会当中的恐惧与不安。

多元文化融合下的人类命运书写:林湄的海外华文创作

中国旅荷作家林湄致力于通过文学创作探索中西方文化的融通之道。长篇小说《漂泊》初步体现了作家在叙事主题、文化思考方面的创作转型,《天望》积极吸纳并借鉴欧洲文学传统,探索海外华文书写的“在地化”路径。《天问》则通过对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处境及心灵跋涉的细腻描绘,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中西方文学资源的融通与转化、对人生与自然复杂关系的理解与思考。林湄的海外华文创作,极大丰富了对“人的困境”这一世界性命题的理解与探索,充分体现了海外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融合视角下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书写。

基于语料库的《大唐狄公案》狄仁杰形象建构研究

目的:汉学家是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传播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汉学家作品中的中国国家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中国公案类小说《大唐狄公案》是20世纪中期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可靠来源之一,主人公狄仁杰也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方法:文章结合文本分析法和语料库研究法,自建《大唐狄公案》语料库,并对主人公狄仁杰相关的显著搭配词和索引行内容进行分析,探究《大唐狄公案》中狄仁杰的人物形象建构。结果:研究发现,主人公狄仁杰总体上是为民请命、清廉正直的正面形象,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儒学、尊重女性、知人善任,二是讲求实证、细致刚正、智慧勇武,三是情绪丰富、性格立体。结论:文章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加入语料库研究方法,以语料库的客观数据辅助文本分析,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以更客观、更科学地呈现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人物形象,助力高罗佩作品中的中国人物形象建构研究。

论林湄小说《天望》的复调叙事

《天望》是本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作之一。其别具特色的复调叙事使得作品思想内涵层层深化,以此展现当代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作品在双重时空比较和对人物性格深层结构分析中导向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主人公的诗意人生隐喻着作家希冀的人类命运之拯救方式。

汉语新文学的欧洲运作与国际体验——从梦娜长篇小说“飞燕三部曲”说起

汉语新文学的海外起点是在欧洲,而欧洲的汉语新文学传统乃是以中国的和世界的双重视角发现并表现中国人的世界经验与国际体验,这实际上是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延伸与拓展。梦娜的“飞燕三部曲”则以空间体验的广漠感和“相对底层”叙事丰富了汉语新文学世界经验的表达,而其主导的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因为汉语新文学的欧洲运作可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文文学团体。

在欲望中挣扎的追求者——论《天外》中的郝忻形象

荷兰华文女作家林湄的长篇新作《天外》以华人移民欧洲的生存处境为背景,塑造了主人公郝忻这一在世俗欲望中挣扎的追求者形象。此形象集情欲中沉浮的追求者、红尘中逃离的觉醒者、人性矛盾中挣扎的思想者三个特征于一体。郝忻形象体现了林湄对人性困惑的审视和思考,传达了作家积极救世的人文关怀精神。郝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缩影,在华文世界中是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其典型性、真实性和动人性具有相当的社会和现实意义,引起读者对现实生活和人生追求的警醒与反思,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形象审美价值。

《天外》:一种实现灵魂超越的尝试

荷兰华文女作家林湄的小说《天外》,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精神和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本传统融汇一体并在一群欧华新移民的普通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整部作品贯穿着主人公郝忻与歌德笔下人物浮士德的精神对话,展示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同时,作品的核心在于探讨人类的共同性人文追求。作品设定精神探索的目标,从灵魂对肉体、灵魂对主观情怀和倾向性、灵魂对女性主体三个方面的超越书写实现精神探索,尝试给予读者以人生启迪。

西方汉学家中国戏曲观的文学化投射——论高罗佩小说《朝云观》中的“神庙剧场”书写

>高罗佩(1910—1967),荷兰著名汉学家。他一生痴爱中国文化,在从事外交官工作之余,一直坚持汉学研究,著述颇多。以西方侦探小说手法创作的系列公案小说《大唐狄公案》,是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该书主要表现了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的传奇性故事,在展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风貌的过程中.

《天外》的文化模拟策略研究

荷兰华裔女作家林湄的小说《天外》细腻描写了中年知识分子郝忻移居欧洲后,面对生活中的物欲、情欲以及文化困惑,模拟浮士德直面现实的勇气,不断反思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最终在中外混杂场域获得精神救赎的故事。郝忻一系列的反思与行动对于华裔离散群体颇具启发性。将《天外》看作离散空间中华裔移民寻求身份定位的文化切片,引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混杂”概念,可以探讨郝忻如何通过文化模拟策略并最终在中西文化杂糅的“第三空间”实现了身份改写。

试论中国鬼神文化与高罗佩的《狄公案》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作的《狄公案》集中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阐释,同时,其西方文化背景也不时出现在他对中国文化的表述之中,从而表现出杂糅的文化观。正是这种中西合璧的文化观使得《狄公案》英文本获得西方读者的欢迎,而其中译本也受到中国读者的推崇。本文分析了中国鬼神文化传统在公案小说中的表现,并从高罗佩创作的《狄公案》出发,总结了高罗佩在文学创作中对于中国鬼神文化的表现和变形以及这种处理的成败得失,以期为当前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短讯摘编

十月 ◎2010年10月30日，“荷兰文学的元帅”哈里·穆里施去世，享年83岁。穆里施是二战后荷兰知名作家。其代表作是《暗杀》，小说描写了纳粹占领下的荷兰，同名电影曾获得1986年奥斯卡奖。2010年，花城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小说《石头婚床》（1959）。

繁华世景,奈何人性——论林湄长篇小说《天外》的现实意义

小说《天外》通过叙事角度的巧妙转换,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中国人文传统中的奴性与西方人文精神里的傻性之差异,描述人类生存的无奈与焦虑。小说通过对普通人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的刻画,体现大环境对个体灵魂与肉体的影响与制约,反映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生活指数好转但物质与精神没有协调发展与社会弊端逐步暴露加剧,揭露现代人在拜金主义社会中遭遇的情爱苦痛、家庭危机、死亡恐惧和信仰缺失等困境。林湄在批判人性扭曲和乱象的同时,反思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强调信仰是应对人性缺陷的基本方法与态度,展现其悲天悯人的情怀、探讨共同人文追求的同时,表达了建立健全社会机制、普世价值与道德意识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