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书写与文学中城市形象生成再探析——以巴尔扎克小说《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为例

《不自知的喜剧演员》是巴尔扎克晚年对巴黎城市景观描绘最丰富的一部作品。该小说叙事的突出特征是在核心情节线发展中出现大量叙述时刻的分岔点,即文本内的叙述者随着“漫游者”人物角色在城市中行进,不断插入对各种城市景观的描绘。这些景观描绘涉及巴黎城市空间各个角落和场所,从现代商店、议会大厦、戏院、报社等商业、政治和文化景观再到妓女私密空间和吉普赛人算命屋等异质空间。国内外学界对该文本中的城市书写均有过研究,但是对都市景观书写与城市形象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尚缺乏深入阐释。本文力图从法国经典叙述学及空间理论等批评视角,依据作家在文本中所绘制的分层明确的都市景观地图,对这些景观符号和城市形象建构之间关系及意义进行再探析。

无法终结的20世纪——重估米兰·昆德拉的历史遗产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冷战的阴影再度降临,但也使世界重新获得了一个观察20世纪整体性的方式,进而感受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世纪带给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而米兰·昆德拉的去世,则构成了20世纪还远未终结的诸多象征性事件之一。而昆德拉对冷战时代的独特思考,对媚俗文化的持久批判,对历史“恐怖”的深刻揭示,对小说精神的执著探索,依然有现实的警醒意义。昆德拉的文学书写,因此既构成了人类思想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回望20世纪进而瞩望人类远景的无法忽视的历史遗产。

女性·社会性·互文性——安妮·埃尔诺的自我书写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近半个世纪的写作始终围绕“自我”展开,但她根植于个体经验的集体记忆书写有别于传统的自传和自我虚构,带有鲜明的女性、社会性和互文性特征。她的“自我民族志”“社会自传”用敏锐精准的观察和简洁平白的文风,揭露并反思了性别等级、社会差异和阶级“区隔”导致的“象征性暴力”。通过这种历时与共时、自生与外生、反复与差异的叙事手法和互文本游戏,安妮·埃尔诺将自身的创作汇入文学和历史的记忆之场中。

论莫里哀《伪君子》中辛辣的讽刺意味

《伪君子》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最优秀的一部喜剧。戏剧情节起伏,一波三折,充满对当时法国上层社会、封建教会及封建家长制的辛辣讽刺意味。剧中主人公答尔丢夫已经成为社会上“伪君子”的代名词。莫里哀针砭时弊,无情地揭穿了上层社会的虚伪和愚昧、封建教会的反动和腐朽以及封建家长制的危害性,通过戏剧情节告诫人们不要轻信盲从,要用理性来明辨是非。

《悠悠岁月》中意识流艺术探究

安妮·埃尔诺在所著的《悠悠岁月》中从多种维度多样地运用了不同的意识流手法,并且每个维度不同手法的运用皆出于属于不同的目的,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同样意识流每个维度的运用皆对主题层面、故事叙述层面、作品整体层面带来不同的美学价值。本文旨在从不同维度以及手法:主题意识流手法、人称变换、时空变换、自由联想、语言特色探究,分析并探究意识流手法在本书中的美学价值和意义。

“看不见”的真相——论《法西诺·卡讷》中“失明”的隐喻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法西诺·卡讷》中,失明作为疾病的一种,不仅是指医学意义上的视觉认知能力的丧失,同时具有深层的隐喻意义和象征色彩。首先,失明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身罪恶和欲望时的困境和探索;其次,失明象征着深刻而敏锐的内在洞察力,通过其他感官和直觉来认识事物、表达情感,抵达更真实的世界;再次,失明是作家理性认识与情感表达的工具,从“失明者”的独特视角来观察世界,作者揭示了个人欲望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传达深刻的情感与思考。

时尚噪音、物质冲突与精神依归——论《母猫》中的听觉叙事

《母猫》是法国国宝级女作家科莱特的经典作品,讲述了一只猫与一对新婚夫妇微妙的三角关系。小说主要以现代生活中的“噪音”推动叙事,这种听觉叙事根植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时尚文化语境,突破了单一视觉叙事的局限性。它不仅反映出时代的革新和现代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并深刻揭示出男主人公选择母猫抛弃妻子的荒唐抉择背后所隐含的新旧资产阶级矛盾,更加辩证地引出物质冲突与精神依归的宏大主题。

《悠悠岁月》:女性视角下释己写他的群体共鸣

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历经二十余年完成力作《悠悠岁月》,该书在2008年出版后即荣膺杜拉斯文学大奖。作品展现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无人称自传的方式呈现一切事件、歌曲、物品、社会的标语口号、集体的恐惧和希望的记忆。作者本人历经难以想象的阶层跨越之后,对人性的洞悉和观察也更为透彻,对底层群体的处境也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关怀。本文从聚焦和发散的视角出发,关注作品对细微的人、事、物的描写,展现作品能够带给人精神共鸣和回忆共鸣的原因所在,以认识到作品的时代价值,从而重新思考人类悲欢命运的走向。

分裂主体间的范式连接:拉康镜像、话语理论视角下的《长夜行》

在国内阐释拉康的众多专著中,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将镜像理论与话语理论割裂开来单独理解、应用。但事实上,镜像理论中的光学模式第三图,与话语理论中的第四种话语——癔症话语,两者间存在隐秘联系。通过对塞利纳代表作《长夜行》这一突显主体分裂的文学化癔症话语的拉康式解读,尤其是借助学界较少关注的光学模式第三图为分析工具,本文尝试将镜像、话语两大理论范式进行连接和贯通,最终阐明二者之间的转化机制:在特定层面上,四种话语的转换矩阵实际即为光学模式翻转图的高度抽象、进化版。

从“根本恶”到无法言说的“恶”——二战后法国情境下的概念考古

恶是现代以来德国哲学传统的关键概念。康德提出的“根本恶”为人性奠定了抽象普遍的基调,涉及先验哲学框架内人性的可能性与限度,恶的神学意涵被淡化。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的摧毁,集中营等极端事件引发了对人性的重新思考。法国哲学以自由与介入的独特思想特质,回应并发展了德国哲学传统中恶的概念,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赋予了恶的概念无法言说、无法理解的特质。恶的概念在法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与地理空间中,在与德国哲学的互动中,不断流变甚至被彻底打破。恶的历史语义在理论与实践中发生了根本改变,却在美学领域与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以悖论方式得以重新言说和表述。因此法国语境下恶的概念的特质,还在于其中蕴含的救赎的可能性。

“去相合”的美学间距——朱利安论中国绘画

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朱利安新近提出“去-相合”的概念,称之为艺术得以畅活的动力源泉。他将“去-相合”视为一个概念性的思考工具,以此打破人和事物因逐渐陷入“相符”而导致的贫瘠状态,开启新的可能性。就艺术创作而言,“去-相合”意味着去除同质性因素,拆解使艺术趋于贫瘠的“相合”:一方面在欧洲内部反思以“相符”为核心的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条路径,是打开“间距”去外部追寻“未思”与“未闻”。为此,朱利安一以贯之地秉持“经由中国,反思欧洲”的外部观照路径,来到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寻找文化资源,去践行“去-相合”的逻辑。他高度赞赏中国绘画所体现出的“道”,即由两极互动的“之间”而产生持续动力流转与勃勃生气,道家思想对二元统一的追求成为他反思欧洲美学传统的动力。朱利安的研究有别于此前西方文论中从“异域情调”或“东方主义”出发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而是开拓了一种对话主义的汉学研究路径。

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从谢阁兰、朱利安看法国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范式及其发展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不仅以跨文化反思的方式呈现出中国形象,还促进了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谢阁兰建构的“多异美学”与朱利安主张的“多元共生”文化观均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重要范式:谢阁兰修正了此前欧洲文学/文论中异域猎奇式的方法论,重新阐释了“异域情调”一词的内涵并发展出一种大写的“多异美学”,赞扬多元文化的“差异”之美,超越并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而朱利安则是在强调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对话主义方法论,不是立足于发现“差异”,而是借助中西文化“间距”进行“外部解构”“迂回-进入”,推动了寻求“多元共生”的范式成为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这一发展反映出法国文论对中国问题的阐释与研究所经历的范式发展,也推动着中国问题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动力。

平等对视东方帝国:17世纪《夏尔丹游记》对萨法维伊朗的记载及其价值

作为17世纪游历萨法维伊朗的西方旅行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法国珠宝商夏尔丹以胡格诺派教徒特有的好奇和敏锐,细致而全面地记录了萨法维时期的方方面面。百科全书式的《夏尔丹游记》在欧洲的出版和流传,为渴望了解和认识东方世界的欧洲提供了权威的文本,改变了欧洲对萨法维伊朗的刻板印象,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同时代关于萨法维伊朗的其他游记相比,《夏尔丹游记》以更加理性、详实、全面和准确的内容被学界誉为“六大游记”之首。《夏尔丹游记》为西方知识界的东方知识构建了最初的认知框架,更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东方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勒克莱齐奥《暴雨》中的创伤书写及精神分析解读

《暴雨》着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个体生存困境,通过反复使用关于大海和暴雨的意象,在日本海之上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神秘的自然空间。文章借助精神分析理论,从战争与和平、爱欲与痛苦、死亡与生命三个主题入手,对小说中的记忆复现与创伤书写展开深入探析。小说中,战地记者克约承担着道德罪行、情人去世的双重记忆创伤,他始终摇摆于爱欲与痛苦之间,感受着自己断断续续、不堪一击的生命能量。最后,借助俊娜这一具有神秘性、超越性的客体,他打破了诅咒一般的命运循环,实现了对自我的确认和解放。

自由的重负:《你好,忧愁》中的“忧愁”新解

弗朗索瓦丝·萨冈在其首部作品《你好,忧愁》中以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叩响了文学世界的大门,俘获了无数读者,成为一代“出版现象”。萨冈的文学创作中充斥着孤独、空虚、自由等主题,与萨特的哲学思想遥相呼应。本文旨在借助萨特的自由观解读《你好,忧愁》中的“忧愁”,阐释这种“忧愁”是存在的自由在遭遇他人阻碍的境况中,人进行自由选择和行动后所必须担负的沉重的责任意识。

毁灭抑或重生?——评维勒贝克小说《毁灭》

《毁灭》是米歇尔·维勒贝克2022年发表的最新力作。本文首先从“毁灭”这一题眼切入,分析小说及其折射出的法国社会、家庭层面乃至当代西方个体身心世界的瓦解与衰败,并在此基础上反向探索作家找寻“重生”之路的隐性叙事进程,揭示其在宗教、阅读、爱欲向度的拯救尝试。“毁灭”与“重生”的交织,贯穿成小说首尾衔接的循环叙事,隐匿着现代性危机与困境,展现的是维勒贝克的“赌注”及其“信仰的姿态性”。

要《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是要《母与子》?——以罗大冈《论罗曼·罗兰》的修订为例

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抬高《母与子》,贬低《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仅因为罗大冈是《母与子》的译者,还涉及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巴黎路线与莫斯科路线。本文以《论罗曼·罗兰》的修订为切入点,聚焦巴黎路线与莫斯科路线背后的难题:个人英雄主义是否可取。《约翰·克利斯朵夫》推崇个人英雄主义,张扬个人主义精神,这种巴黎路线不可取;而《母与子》推崇个人主义要融入集体主义的洪流,崇尚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一起奋力改变社会,谋求总体幸福的莫斯科路线,所以《母与子》高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单从思想性政治性的维度来评价文学作品,难免以偏概全,委屈了文学,结果就是《论罗曼·罗兰》一出版就成了“死婴”。

安妮·埃尔诺自传体小说的空间叙事艺术——以《一个女人》为中心的考察

《一个女人》是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充分展现其自传体小说的空间叙事艺术。埃尔诺通过分析“我”与母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埃尔诺的空间诗学为其创作注入了别样的气质,小说借助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多维构筑,解码主人公“我”的边缘处境与身份危机,探讨其作为一个阶层“背叛者”在地位跃升后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揭示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与阶层隔阂,并从文学层面反思身份认同的重新建构。

等级森严的巴黎动物园:《高老头》中的动物性比喻体系研究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动物比喻,即通过对小说中各种人物按照社会等级进行分类,并将不同的社会阶层表征为特定的动物类型。比喻方法可以分为临时性比喻和类型化比喻两种:前者是暂时性的,描绘小说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临时情态;后者则以标签的形式将社会各层级人物类型化,以自上而下的食物链模式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内部,塔尖的社会阶层奴役着塔底的人,塔底的人挣扎着向塔尖攀爬,呈现出真实而生动的社会面貌。这种动物性比喻体系的运用,正是巴尔扎克在创作《人间喜剧》时的匠心独运之处。

法国浪漫主义与雨果的《欧那尼》

一、法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新古典主义已统治了法国文坛200余年。到了19世纪初,已然陈腐僵化的新古典主义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新古典主义沦为了“伪古典主义”,成为发展新文艺、新思潮道路上的绊脚石。此时,浪漫主义运动爆发,仿佛流星一般,浪漫主义思潮势如破竹地砸向了濒临僵死的欧洲文艺界,给了新古典主义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