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对视东方帝国:17世纪《夏尔丹游记》对萨法维伊朗的记载及其价值

作为17世纪游历萨法维伊朗的西方旅行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法国珠宝商夏尔丹以胡格诺派教徒特有的好奇和敏锐,细致而全面地记录了萨法维时期的方方面面。百科全书式的《夏尔丹游记》在欧洲的出版和流传,为渴望了解和认识东方世界的欧洲提供了权威的文本,改变了欧洲对萨法维伊朗的刻板印象,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同时代关于萨法维伊朗的其他游记相比,《夏尔丹游记》以更加理性、详实、全面和准确的内容被学界誉为“六大游记”之首。《夏尔丹游记》为西方知识界的东方知识构建了最初的认知框架,更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东方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伏尔泰《中国、印度及鞑靼通信》中的中国书写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传教士到达北京,由此拉开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他们学习汉语,研习中国文化,通过书信、著作将中国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传递到法国,这些作品成为从未涉足中国的法国人乃至欧洲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知识源头,并推动了“东风西渐”,掀起了18世纪法国的“中国文化热”。这在法思想领域尤为明显:启蒙思想家们亟须这股“东风”为己所用,他们以“中国文化”为镜鉴,照射出所处时代“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希冀引领民族进行自我审视,于黑暗蒙昧趋向理性之光。法国文学巨擘伏尔泰无疑是个中翘楚,他在研究和推崇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无人能出其右。“论中国”几乎贯穿他的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之中。

与《画》的对话:谢阁兰“中国幻象”的中国式解读

在谢阁兰（VictorSegalen，1878～1919）的作品中，“中国”是最为重要而独特的主题之一。其散文集《画））（Peintures，1916），以真实或虚构的中国画和中国文献为素材，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幻象”（visiondelaChine）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特理解，是实践其“异域情调论”（exotisme）的代表作，也是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同时，这种来自法国作家的“异域情调”的冲击，促使中国读者从“他者”的角度，用陌生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就此而言，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谢阁兰的“中国的幻象”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无人”的旅途——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西域之行

20世纪初从中国西部等地获取、偷运大量中国古物文献的外国团体或个人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斯坦因和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民国文化界受到的大量指责和批评不同,伯希和因为杰出的汉学功底和对国内学人分享文献材料的慷慨行为,在罗振玉、王国维和傅斯年等学者口中博得了很高的赞誉。但事实上,通过对二者在探险考古“笔记”或“日记”中所记载的西域之行历史内容的分析,发现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出一种关于中国西域或古物文献的“无人”景观,而这种“无人”景观的背后则或隐或现地再现出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的背景和视角。

《鞑靼西藏旅行记》中的西藏形象谫论

在《鞑靼西藏游记》中,作者从多个方面记录了他眼中的西藏形象,包括西藏的生态环境、藏族人、西藏的社会风俗、宗教、城市建筑等。通过对这些西藏形象的梳理,发现作者对西藏的认知是多元的,有着客观的态度,但更多的是站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立场上,将西藏塑造成符合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他者形象。《鞑靼西藏游记》构建的西藏形象深刻地影响了此后西方世界对西藏的认知,在古伯察之后西方人所著的旅藏游记中大多带有这种东方主义的印记。从资料上着眼,该游记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平常处见独特 自然中显真情——《冬天之美》审美鉴赏

法国著名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的《冬天之美》是一篇清新优美、平和亲切的抒情散文。作者笔下的乡村冬季,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活力,有着缤纷迷人的色彩,极富诗情画意。从审美的角度再来欣赏这篇短文,确实可以给人带来独特的感受。

内在精神的书写——图森自传性散文研究

图森在2000后,先后出版三部作品,分别是《急迫与忍耐》《齐达内的忧郁》和《足球》,这三部作品与图森以往的小说区别明显。图森的小说一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叙述过程中,叙事者一向表现得冷漠和洒脱,他们习惯于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图森终于按捺不住表达内心想法的冲动,写下了这三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作者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自己对文学、电影和足球的热爱和感悟,这些随笔书写了图森的内在精神世界,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心理的描写和记录,解读出图森的文学创作的历程。

风月无边

《诱惑——爱如何降临人类》（帕特里克·勒莫瓦纳著，黄荭、孔潜译，上海书店2006年8月版）首先是一本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科普作品，但它同时也是一本轻松调侃、引人入胜的文学散记，一部源于动物、高于动物的“人”的妙趣横生的“爱”的自然史。

论克洛岱尔的东方再认识——以《朝日中的黑鸟》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保尔·克洛岱尔作为法国驻日大使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六年,撰写了不少日本题材的文章,特别是对日本戏剧、诗歌、绘画等做出了独到的解读,体现了他对东方认识的深入。这些文章大多收于散文集《朝日中的黑鸟》。这次日本之行再度唤起了克洛岱尔的东方热情,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东方再次作为创作背景、题材、灵感来源以及文学观念的来源在克洛岱尔的文学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以《朝日中的黑鸟》为主要研究对象,勾勒出克洛岱尔再度"认识东方"的文学历程。

从空无的符号到新的书写--论罗兰·巴特的日本书写

罗兰·巴特作为学者一生有很多面孔,中前期的巴特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上用力颇深,而中后期的巴特更多地关注书写、身体与欲望等问题。《符号帝国》作为巴特中期的重要文本,承载着巴特由日本文化符号而来的思考,在巴特看来,日本的符号中心空无、意义缺失,每一个符号都有待于被书写,在书写中身体与欲望的维度涌现出来。从符号学的反思到对书写的讨论,《符号帝国》可视为巴特前后期思想转折的过渡与中介。

巴尔扎克著作中的中国意象

巴尔扎克著作中的中国意象刘阳Ｒｅｓｕｍｅ：ｅ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ｎｔｌ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ｄｅｌａＣｈｉｎｅｄａｎｓｉｅｓ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Ｂａｌｚａｃ，ｌ＇ａｕｔｅｕｒｄｅｃ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ｄｍｉｒｅｌ＇ｅｆｆｏｒｔｄｅｃｅｇｒａｎｄｅｃｒｉｖａｉｎｑ...

《中国书简》:谢阁兰“异域情调”理论实践的文本

《中国书简》是谢阁兰初次旅行中国时创作的文本。无论是对中国进行审美观照的强调,还是保持自我个性的追求,谢阁兰都在中国的行旅中,在热爱、清醒的克制中获得了对中国的独特观感,从而在“沉进去”与“走出来”的转换中,在“真正的中国”的基础上塑造了“想象的中国”。同时谢阁兰也获得了思想和创作上的创新。《中国书简》开启了谢阁兰创作中国题材和探索自我精神的大门,作为其“异域情调”理论实践的典型文本,《中国书简》的初创意义不容忽视。

论《认识东方》中的中国形象之呈现

保尔·克洛岱尔在他第一次远东之行中创作了以中国为题材的散文诗集《认识东方》。随着作者足迹的延伸、对东方认识的深入,创作意图的逐渐明晰,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写实所呈现的老旧中国让位于抒情、象征带来的诗意东方。但从中仍然可以把握到《认识东方》意象选择的共性,通过看他凝视的东方、所热爱的东方,我们反向看到一个与中国社会现实保持了审美距离的、恋慕往昔和自然的诗人形象。

谁动了谁的琴弦——看《雏菊》

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充满宿命的意味，就像那失而复得的东西，那修好的木桥，那些准时出现的雏菊。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那是一场爱情？原谅我重复这样一个故事，重复大雨中低矮房檐下的一瞥惊鸿，重复那个男子有些木讷的言语……

大师的眼睛——[法]雨果《雏菊》赏析

或许是风儿刮来的,或许是鸟儿衔来的,或许是那泥土里固有的;或许滑稽歌剧院的场地原来是一片田野,雏菊的种子埋在泥土里,三十年后得雨水的滋润而发芽,而后破土而出。我们不必理会这些。我们应该吃惊的是大师的眼睛! 谁会留意那一片废墟呢?谁会留意废墟里那些石头呢?谁会留意那巨石后面的阴暗处长出了一些小草呢?谁会留意那小草里一株小小的雏菊呢?

中国妇女的“马赛克图画”——论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想象中国妇女的方法

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中运用倾向鲜明的演绎式想象、多管齐下的类比式想象和求真重质的归纳式想象,建构了一个复合型的中国妇女的形象。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的形塑是由她的主观想象和客观实证整合的产物。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或显或隐的主体性以及当代中国女性具有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性的诠释和书写具有创造性和积极性,且对我们重新检视中国妇女的历史地位和反思当代中国妇女形象的输出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