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责任:论门罗小说中母亲的牺牲、挣扎与成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地区掀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旨在争取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丽丝·门罗的多篇小说描写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母亲的身份建构问题,因当时仍处于加拿大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成为母亲的女性既面对社会伦理的责任要求,又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思潮影响,在自我与责任之间徘徊、挣扎。其小说深刻地触及了关于母亲社会角色的定义,揭示了在家庭观、婚姻观变迁时期母亲意识的成长历程,探析了女性自我追寻的深层内涵,激发了女性改变现实的思考和行动。

批判的电子信息与重构的爱欲伦理——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叙事”中的数字人文精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以来被称为加拿大后现代作家,但在2010年之后,其作品发生了一定的风格转向,即从一般的后现代叙事转向了超越的后现代叙事。这表现在其反乌托邦小说《最后死亡的是心脏》对电子信息技术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伦理学的价值重构,前者暴露了电子信息社会模式背后隐藏的极权化、阶级化、制度化等潜在风险,后者呈现了爱欲与宽恕对数字时代日趋扁平化的人的救赎。考察小说中电子信息工程与人之道德伦理之间的反乌托邦关系,不仅是揭示作家“后叙事”特质与数字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也是电子信息等现代科技领域规避未来风险灾害的人文启示。

自由的两种面相——再论艾丽丝·门罗的《逃离》

艾丽丝·门罗的中篇小说《逃离》历来被置于女性主义理论的阐释窠臼,评论者通常赞许女主人公卡拉的逃离,而对她的回归却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对男权妥协的无奈之举。这种模式的解读忽视了小说更为丰富的细节和意象。要理解卡拉的逃离与回归,首先需要厘清自由不同层次的内涵。在西方文化中,自由除了指人身自由,还指在世的精神自由,卡拉的两次逃离是对无所束缚的人身自由的追寻,回归则意味着她将自由保留在精神的范畴,而担负起自己在世的责任。小说中小羊弗洛拉这一文化意象,一方面呼应着卡拉的命运,另一方面其拯救功能也昭示了卡拉回归的意义。

(非)共同体: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小镇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小镇具有“共同体/非共同体”的双重性质,“封闭”性、“接触”的无效性形成了小镇的“非共同体”特征和人物的孤独、沉默状态。各个故事印证了有机共同体难以建立的内在原因:主观层面上共同价值感的缺失、对差异性的忽视,客观上经济、社会阶层、文化等各层面的现实语境都会构成障碍。门罗的小镇(非)共同体书写体现出日常生活辩证法,“重大”的意义就在微小的“日常”之中;小说的叙述声音具有双重性,在共同体内部体现出心灵世界的奇异性,又在共同体之外保持着冷峻的反讽精神,以深刻的内省性激发读者的思考。

基于《绿山墙的安妮》和《小岛上的安妮》探析安妮的成长过程

目的:文章目的是发掘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所著的成长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和《小岛上的安妮》的文学价值,以安妮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和经历激励现代青少年成长。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归纳综合法研究两本小说。结果:《绿山墙的安妮》描写安妮的少年时期,而《小岛上的安妮》叙述安妮的青年时期。两本书所使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有利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和引起读者的共鸣。结论:研究发现《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少年安妮渴望亲情,珍惜友情,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小岛上的安妮》中的青年安妮渴望爱情,珍视友情,同时经历了身边朋友的死亡。她不断追寻自己的梦想,最终取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

《使女的故事》中的女性话语策略与话语权威

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呈现出时空错置、多层重叠的话语空间,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以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们,通过创造女性语言代码、捍卫姓名权、诉诸回忆和讲述、运用倒置话语和对抗话语等一系列话语策略,以隐蔽的方式对权力话语进行讽刺、反驳和控诉,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统治者宏大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威,巧妙地建构出女性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威。使女们的故事不是代表父权制的“他”历史,而是一部“她”历史。

浅析短篇小说《亚孟森》的空间叙事

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亚孟森》中,女主人公薇薇安·海德安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她前往小镇亚孟森的肺结核疗养院做老师期间的故事。本文对《亚孟森》的空间叙事进行分析,不仅能使读者更加理解人物的性格形象,同时也更了解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对两性关系的反思。

《绿山墙的安妮》中的道歉策略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中的一项核心理论,其中道歉言语行为是人们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或言辞可能给他人带来伤害、困扰或不适时,表达悔过和愿意弥补的方式。本文以《绿山墙的安妮》中的道歉言语行为为研究对象,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以揭示不同人物的道歉方式及性格特点。在小说中,人物们恰当地运用了上述要素,展现了亚邦里村居民淳朴和善良的形象。

《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与加拿大华裔文学新面向

在加拿大多元社会语境、作家“当地人”文学价值表达需求以及全球化大背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90年代之后的加拿大华裔文学呈现出世界性的批评视野和“去族裔化”的写作趋势。与其他华裔新生代作家在族裔人物框定下探讨多元主题不同,刘绮芬在短篇故事集《新女郎》中直接略去女性人物的族裔标志,借助第一人称模糊叙事导致的不确定性将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个体联合,为社会中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发声。《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呈现对人类生存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思考,并以女性视角彰显文学价值,让作品具有了更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但没有文化根基的过度去族裔化和普世性价值追求会让华裔文学陷入超族裔化和泛中心化的危险,刘绮芬借助副文本和故事中未言明的隐性内容显影族裔之影,试图在追求文学审美与坚守加拿大华裔文学民族特性之间找到平衡。

羞耻感与“第二性”——艾丽丝·门罗小说女性形象新论

长期以来,对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大多从身份与主体、精神创伤、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来阐明女性作为“第二性”所面临的困境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较少对文本当中屡见不鲜的非理性情感的参与进行阐释。这便会遮蔽情感,尤其是遮蔽羞耻感作为关键因素在塑造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助推情节方面所蕴含的巨大能动性。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办公室》、《洗礼》和《亚孟森》三篇小说,以门罗女性叙事的纵向发展为线,在总览“第二性”们寻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聚焦剖析门罗笔下女性人物的羞耻感。也就是说,性别化的羞耻感叙事不仅暴露出女性所受到的异化凝视,揭示了依附心理对女性造成的情感创伤,同时,女性对羞耻感的反抗还展露出她们追求自我的意识觉醒。

我的写作来时路

我是一位加拿大作家,从事写作十多年,发表作品逾一百万字。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青春作伴》(美国南方出版社),长篇历史非虚构作品《行医者》以及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重逢1900》(美国灵性文艺出版社)。《重逢1900》获得2020年美国杜克大学第一届雅歌文艺奖长篇小说奖。我是怎样从一个多年的阅读者,转变为一个长期写作者的?我是理工科出身,来到加拿大之后,在西蒙非莎大学(SimonFraserUniversity)获得应用科学硕士学位,目前的职业是电力项目工程师。写作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生长,确认的过程。

寻找生命的水源:《归海》创作谈

2017年发表的《劳燕》和新近发表的《归海》,是我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前两部。这两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以及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关注战争遗留给人类、尤其是女性的长久创伤。三言两语很难说清《归海》是部什么类型的小说。它可以被归入战争小说那一类,因为书中发生的一切,都源自战争。说它是历史小说也未尝不可,因为它涉及了一段前后七十年的历史。说它是成长小说也不算离谱——女儿袁凤带母亲骨灰回国的历程,是一段发现母亲也重新发现自我的经历。袁凤试图在母亲紧闭的身世蚌壳里寻找一颗秘藏的珍珠,于是,久远的记忆被改写,固定的印象被毁坏,生命经历了重塑和成长。但是,如果我只能有一个关键词,我可能会选择创伤。

论托马斯·金《龟背》中的动物书写

托马斯·金是当代加拿大印第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凭借《龟背》夺得2014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小说奖。小说借助加拿大本土动物形象的精心书写展现了生态污染背景下印第安保留地经历的物种灭绝与民族流散,探讨了当代印第安人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归属危机。金将神话、历史与现实完美贴合,改写基督教创世故事及西方文学经典,恶作剧式地颠覆以往被白人文学边缘化、消声的动物形象,在动物、环境与人的关系变化中重塑印第安人的族裔身份、重建自我的精神家园。

论作为调和体系的弗莱神话原型批评

20世纪80年代后,弗莱的身份定位从文学理论家日益扩展为文化批评家乃至思想家,弗莱理论作为神话、文学、文化互联体系的宏大性也日益得到认可。弗莱寻求建立批评的科学学科,其理论以类比途径同一化了诸多宏大知识视域,并在文学中想象结构的神话原型及其贯通为文学的整体性、批评的系统性与文化的延伸性中展现了其科学性。通过融合、调和的理论路径才能对弗莱宏大的综合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认知。

《盲刺客》的“南安大略哥特”风格探析

“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盲刺客》体现了典型的“南安大略哥特”风格。作品以单调怪诞、阴森幽暗、恐怖压抑的日常生活环境作为故事背景,充满了哥特气息;叙述了大量的死亡事件:非自然死亡和自然死亡;运用细腻的心理和情感描写,着重营造心理恐怖的氛围。阿特伍德继承和拓宽了传统哥特风格的写作空间,揭示了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压迫和女性内心的孤独无助、恐惧害怕,并探寻了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如何获得出路的问题。

小说《熊从山那边来》改编电影的成功要素探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熊从山那边来》是一部聚焦老年题材的现实主义佳作。年轻的加拿大编剧、导演萨拉·波莉将它搬上银幕,改编电影《柳暗花明》生动展现了老年人的人生困境和思想情感。影片获得了多个奖项提名,取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称得上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成功之作。原著的艺术魅力、影片鲜明的民族属性、兼具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改编策略、知名演员的号召力和出色表演是这一改编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分居》中的代际伦理:伦理变迁和文化矛盾

在短篇小说《分居》中,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梅普一家的分居风波,展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通过家庭这一微观社会,梅普家两代人的伦理困惑得以呈现:处在混乱婚姻中的中年一代陷入了家庭责任和个人自由的伦理困境,而面临社会伦理环境失序和家庭道德教诲缺位的青年一代则难以构建正确的伦理观念。以代际伦理为切入口,有助于对两代人的伦理困惑进行对比,从而管窥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透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带来的重重危机,即“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失衡所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失落和一系列社会矛盾。

从拓殖邀约到政治隐喻: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流变

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流变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动物殖民纪实书写,主要以动物素描与殖民叙事为特点,意在通过动物纪实描写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拓殖邀约。第二阶段为现代动物科学写实书写,主要以动物写实与科学叙事为特征,意在经由动物科考和动物狩猎描写对加拿大的地理空间进行殖民管理。第三阶段为晚近动物转化隐喻书写,主要以动物保护与叙事转化为特点,意在通过动物后殖民叙事对民族认同与身份认知进行泛政治化隐喻。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的一脉相承之处在于,各类动物是主要描写对象,包含人类与动物、动物与自然、人类生存等不同主题,蕴涵殖民意识和帝国叙事的痕迹;其前后变异之处在于,动物书写理念由人类中心主义转换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主体意识,动物书写模式由动物猎杀书写转变为动物死亡和动物保护书写。本质而言,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植根于西方主体性的自我审视和现代性价值的他者想象,既有现代性浪潮中非自然叙事对动物他者的艺术呈现,又有后现代浪潮中人文关怀对科学叙事的审美反拨。

新移民题材书写再出新篇章(中篇)——对陈河最新小说集《天空之镜》的访谈

陈河最新小说集《天空之镜》共收录了5篇短篇小说:《天空之镜》《丹河峡谷》《碉堡》《寒冬停电夜》《那灯塔的光芒》。受短篇小说体量的限制,除《天空之镜》《丹河峡谷》《碉堡》三篇小说,具有比较跌宕起伏的情节甚至是有些传奇色彩外,其他两篇并没有很跌宕起伏的情节,却能写得娓娓道来,别开生面。既然小说的大部分篇章并不是以情节曲折和险奇来取胜,这对于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就格外是一种考验。近些年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不像新世纪以前,较为集中地书写从祖国、从故土拔根而起,然后去往异域他国他乡再度艰难地落地生根这样的现实生存和文化心理转变的过程。多位海外华文文学代表性作家,都是在新世纪里,更加趋向于从中国故土故地取材,呈现出中国故事的一种写作潮流或倾向。且有著名的海外华文作家坦言,自己经历了最初的移居与移植后落地生根的苦楚,在以很多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写作了新移民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后,时过境迁,笔触便更多地向其他的方面伸展。而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陈河,仍能笔耕不辍地书写海外移民生活题材,是颇有意味的现象。为此,笔者跟陈河本人作了直接的交流与访谈,试图了解他创作当中一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方面。本访谈根据陈河本人录音整理完成。

新移民题材书写再出新篇章——对陈河最新小说集《天空之镜》的访谈(上篇)

陈河最新小说集《天空之镜》共收录了5篇短篇小说:《天空之镜》《丹河峡谷》《碉堡》《寒冬停电夜》《那灯塔的光芒》。受短篇小说体量的限制,除《天空之镜》《丹河峡谷》《碉堡》三篇小说,具有比较跌宕起伏的情节甚至是有些传奇色彩外,其他两篇并没有很跌宕起伏的情节,却能写得娓娓道来,别开生面。既然小说的大部分篇章并不是以情节的曲折和险奇来取胜,这对于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就格外是一种考验。近些年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不像新世纪以前,较为集中地书写从祖国、从故土拔根而起,然后去往异域他国他乡再度艰难地落地生根这样的现实生存和文化心理转变的过程。多位海外华文文学代表性作家,都是在新世纪里,更加趋向于从中国故土故地取材、呈现出中国故事的一种写作潮流或倾向。且有著名的海外华文作家坦言,自己经历了最初的移居与移植后落地生根的苦楚,在写了很多新移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之后,时过境迁,笔触便更多地向其他的方面伸展。而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陈河,仍能笔耕不辍地书写海外移民生活题材,是颇有意味的现象。为此,笔者跟陈河本人作了直接的交流与访谈,试图了解他创作当中一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方面。本访谈根据陈河本人录音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