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肖普诗歌中异化的日常生活及其救赎

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歌多以日常生活为主题。诗人通过对生活空间和生活实践的细致描写,揭示现代化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异化。以毕肖普诗歌中呈现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结合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助于探究诗歌中异化的日常生活及其救赎方式。毕肖普在诗歌中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种种虚伪与不公,并将艺术化的生活风格以及来自生活的梦境、想象与记忆作为可能救赎异化生活的途径。毕肖普在诗歌中塑造了一种崭新的理想生活秩序,试图重建现代人得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卡明斯诗歌的“表演性”研究

卡明斯诗歌具有三个核心要素——诗画乐三位一体的跨艺术特点、源艺术内容的跨媒介演绎与文学事件性。前两个要素涉及了诗歌内部的表演性,文学事件性则是从文学事件的角度探究诗歌模式所具有的表演性及其对现实的作用力。文章借助跨艺术、跨媒介诗学理论,通过前两个要素论证卡明斯诗歌内在的“表演性”,并从文学事件的角度指出卡明斯独特诗歌模式表演性的现实意义。

玛丽安·摩尔诗中的赫拉克勒斯式黑人形象

通过斯图亚特·霍尔和霍米·巴巴的文化身份理论,深入分析了玛丽安·摩尔在爵士年代创作的诗歌《赫拉克勒斯的劳作》。文章发现摩尔通过将黑人身份与古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联系起来,构建了一种“新黑人”文化身份。这种身份解构了黑人个体的物化表征,颠覆了以白人视角为中心的话语框架,构建了文明的赫拉克勒斯式黑人形象。这首诗表明了摩尔反对种族刻板印象、建立文明共同体的理想。摩尔的诗歌超越了传统界限,倡导种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激发了对克服种族主义、解决文化冲突、实现多元文化融合和建设文明共同体的深刻思考。

空间理论与国家认同视角下美国非裔诗歌研究的新开拓——评《空间叙事与国家认同: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诗歌研究》

格温朵琳·布鲁克斯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非裔诗人之一,其艺术成就不仅代表着两百多年非裔诗歌的高峰之一,并且对非裔诗歌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史丽玲的专著《空间叙事与国家认同》以空间书写和国家认同动态关系贯穿,对诗人的诗歌美学和社会思想进行系统阐释;空间理论将空间维度与国家政治学结合,对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做出深刻剖析。全书结构严谨,学理基础合理,在该领域提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立见解和学术表达。

美国非裔诗歌文化批评的新路径:论《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

《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是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学者王卓教授对黑人桂冠诗人丽塔·达夫的诗歌的文化批评视阈下的研究阐释。该书系统性地研究了这位重要的非裔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在国内学术研究界首次提出了具有高度典型性的丽塔·达夫创作范式,突破了非裔文学研究的性别批评与族裔批评维度,并由此回溯美国诗歌发展史及其对达夫创作的多源影响,在丽塔·达夫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书的出版在美国非裔诗歌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将引发学术界在美国非裔文学研究路径上更深入的探索。

家园记忆与期待:毕肖普旅行诗歌的景观书写

景观作为一种文化意象,蕴涵着政治、历史、文化、记忆和家园情感,成为身份建构的重要动态媒介。伊丽莎白·毕肖普的旅行诗歌饱含丰富的地理人文景观,不仅承载着个人的家园记忆,更是诗人构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透射出现代人共通的家园期待。毕肖普对沿途景观带来的家园失落感予以深刻反思,试图缓解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并藉由诗画景观绘制理想中的家园,彰显诗歌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使命。同时,以敏锐观察和理性沉思体认着旅行途中的自然景观,探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毕肖普把自己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来确认地方身份,其旅行诗歌既有地域性又有世界性,景观书写中想象与现实的交融、理性与情感的平衡对于重构现代诗歌的人文精神、强化诗人的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语料库的哈代诗歌《生死迎日出》的文学文体学分析

国内学者对哈代小说的研究硕果累累,对哈代诗歌的研究比较少,这与哈代自己对诗歌的执着不相匹配。而从文体学角度分析哈代诗歌的研究鲜有。文章从语音、词汇、句子、意义四个层面对哈代诗歌《生死迎日出》进行文体学分析,同时借助语料库BNC网页版获得一些基础数据,帮助阐释此诗的文体特征和意义,以期使传统的文学文体学分析更加客观、准确和有说服力。

回归秘索思:E.E.卡明斯诗学嬗变之迹

卡明斯作为一位现代派诗人,深受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新诗运动中,卡明斯诗歌融合了现代主义实验性语言和绘画技巧,形成其独有的视觉化具象诗风格。卡明斯后期诗学呈现出对早期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文艺的反思与回归,以秘索思为创作的根基和主线,从诗歌语言到艺术风格循着古希腊秘索思的踪迹,从而在现代派与古希腊传统之间建立关联,以回归秘索思对抗理性与逻格斯。在以秘索思为内核的诗学体系中,卡明斯积极吸收欧洲文艺精髓与东方哲思,形成内外一体的对话关系,建构出一套不同于现代派旗手的诗学话语体系,在20世纪现代派诗歌与古典传统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论W.H.奥登诗歌实践中的非人称代词

在现代主义语言审美框架下,W.H.奥登诗歌实践中非人称代词的理论和实际应用,特别是在其《美术馆》一诗中对人称代词与其所指代之词汇的距离处理,显示了如何巧妙地在语言结构上构建断裂感,从而影响和塑造整个诗歌的语境连续性。从形式主义视角出发,代词在奥登的诗歌创作中不仅是语言的工具,更是与其主题、形式之间复杂互动的载体。进一步的对比分析显示,奥登的非人称代词概念在诗歌实践中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它对现代主义语言审美思想的有意识追求和深化表达。此研究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和欣赏奥登的诗歌文学,更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语言审美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

认知视阈下狄金森诗歌的隐喻研究——以《蜘蛛捧着银色的小球》为例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承载的是人们的认知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并由此发展了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两个被学界所熟知的理论以解释隐喻中的认知机制。借助这两个理论,本文详细研究了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概念隐喻的含义及其认知构建过程,建立了隐喻内容与含义间的映射关系解读了诗歌中深层次的认知运作机制。

露易丝·格丽克图形-背景置换的神话改写策略

神话创造性现代改写是露易丝·格丽克诗歌创作的显著特点。格丽克在诗歌中巧妙利用图形-背景置换的改写策略,从生存阈限、女性意识和神话日常化三个维度将远古神话与现代生活镶嵌。诗集《阿弗尔诺》里的冥后珀尔塞福涅在冥界与大地间漂泊的生存阈限被凸显,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人之漂泊感;诗集《草场》则前景化奥德修斯之妻珀涅罗珀的女性独立意识,构建了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而日常生活图形化和元神话背景化的改写则赋予神话和日常生活陌生化的熟悉感。图形-背景的置换有助于经典再生成,呼应了经典创新的时代召唤。

中国新时代的美国诗歌史研究与中国知识创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诗歌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与编撰实践相互激发,推动了新时代美国诗歌史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从学术史和中美学术互鉴的视角总结新时代中国的美国诗歌史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编纂观。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学者基于学术与政治互渗、中西互鉴与中国自主相结合的历史编纂观,在美国文学史框架下的诗歌史、诗歌专题史和诗歌专门史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国诗歌史知识和话语,为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创建提供了注脚和范式。

诗乐离合的历史追溯和现代反思——以鲍勃·迪伦的诗乐表达为例

诗乐一体曾经是人类艺术起源时一种普遍的表现形式,但随着人类文字书写系统的成熟、诗人个体意识的增强、诗歌表现艺术的完善,诗乐逐渐分离。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歌谣”依然保留着古老诗乐合流的形式,但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冲击作用下,“歌谣”走下“神坛”,被日渐贴上低俗的标签。鲍勃·迪伦的“诺奖现象”让学界重新开始关注诗与音乐的关系,鲍勃的“歌”更像是个例外,他的作品既有极强的民谣特点,但又有独树一帜的“诗”的特质,他的作品为我们在重新审视诗乐合流的可能性时,提供了参考性的样本。

《蒙福天使团》中的瘟疫书写

英国17世纪诗人海伍德在长诗《蒙福天使团》中透过天使的视角书写了其时代的瘟疫。诗中的瘟疫书写表明,瘟疫不止因个体信仰之不虔诚而侵蚀其身体,亦侵袭城市和国家层面等“社会身体”,由此成为恶的象征;同时,瘟疫不仅腐蚀人的思想,使个体逐渐失去能动性而沦为“他者”,更是加剧社会分裂之隐喻,喻指“道德瘟疫等各种形式的精神疾病”。诗歌对瘟疫及其潜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繁殖性强等特点的艺术呈现,体现了诗人对瘟疫现象的深刻反思,即表层的“和谐”无法阻挡瘟疫的爆发和再爆发,而唯有日常审视自我与生活,坚守集体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方能铸就真正的和谐。

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

莎拉·蒂斯黛尔是20世纪初美国诗坛独具风格的女诗人。她的诗歌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的“夜莺传统”,兼具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之特点。她所开创的“恋歌体”别具一格,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由于20世纪前期现代主义诗歌在美国兴起,蒂斯黛尔的声望很快被以庞德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遮蔽,她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位“被忽略的”诗人。蒂斯黛尔的诗歌在全世界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她对中国新诗发轫时期的诗人,特别是对胡适、闻一多等,都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对蒂斯黛尔诗歌的翻译很不系统,对其诗歌的研究更是近乎空白。本文试图以传记批评的视角全面探索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生涯,兼论她对发轫期中国新诗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论庞德的诗乐同构观及其诗学实践

无论在早期抑或晚期、理论主张抑或创作实践中,庞德皆视诗乐亲缘性为诗歌发展与革新的内生动力,使音乐思维渗透至其诗歌创作与翻译的肌理之中。庞德一方面强调寓乐于诗,主张使用绝对节奏,以“自由与节制并存”为支点统摄音韵与诗体,为语言充注听觉势能;另一方面注重谱诗入乐,借助时空漩涡中记忆的流动机制与想象的意指功能,将诗歌转化为音乐模态,以语言去追寻并抵达音乐的至臻境界。庞德的诗乐同构观既承袭了儒家诗乐功用观与普罗旺斯游吟诗音乐性传统,又吸纳了20世纪前沿音乐实验的声音加工与表现形式,以维护语言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变革和重塑现代诗歌为起点和归宿,从中可窥见庞德对乐诗社会功用的重视、对诗歌时代性与现实感的追求及对建立文化复合体的思考。

论查尔斯·赖特“重彼岸、善超验”的诗歌艺术

美国桂冠诗人查尔斯·赖特的诗歌存在大量以基督教教义为主题、以基督元素为铺垫的作品,其诗歌的灵性与神性受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但赖特一方面承认“神性及神性之冥思”是其诗歌重要的主题,另一方面又否认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并撇清其诗歌创作具有传教目的。本文围绕赖特在诗歌创作中展现的对基督教教义的核心问题“受难复活”“罪与原罪”“死亡意义”的探寻,从“徘徊的信仰”“怀疑的忏悔”“死亡的超验”三个维度来勾勒他“重彼岸、善超验”的诗歌图景,从而印证他将诗歌艺术化身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灵魂建构的工具的诗学理念。

黑人民族意识的觉醒——阿米里·巴拉卡诗歌《痛苦,此刻》的主题探析

《痛苦,此刻》(1964)是阿米里·巴拉卡在从“垮掉的一代”时期向民权运动时期的过渡阶段创作的一首最具代表性的诗歌,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个过渡阶段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该诗歌中,巴拉卡通过沿用碎片化的语言、非常规的标点符号、抽象的意象等先锋派文学创作技巧来呈现黑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并且通过批判融合主义诗学来激发黑人的民族意识。巴拉卡在该诗歌中呈现出来的民族意识觉醒为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确立黑人美学奠定了基础,他对先锋派文学创作技巧的倚重预示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他对文学内部表述形式的再度关注,而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也预示了他后期的大众文化诗学转向。

论斯奈德诗歌《荒野的呼唤》与杰克·伦敦同名小说的互文性

当代美国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的诗歌《荒野的呼唤》挪用、影射着出现于杰克·伦敦同名小说中的诸多要素,二者构成了互文关系。两个文本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它们都以狼的“转手”为经线,以文明和荒野间的穿行为纬线,并产生了覆写羊皮纸的效果:尽管“底”的痕迹被擦除,但“底”仍若隐若现地存在,且与覆写的新文本即“图”叠合,使之具有双重性。在保持“图—底”关系的基础上,斯奈德通过改写同名小说的结构、故事时间及文明的内涵,诗歌的重心从野性赞歌向生态忧思偏移,回应着当代议题。印第安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古老的同心”以及野性始终存在于内里是两个文本思想的相通之处,而在呼唤读者关于“底”的记忆的同时,诗人也在呼唤读者无意识荒野中的野性,期盼着人与自然之间更为亲近的关系。

“混沌鉴赏家”——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混沌诗学与隐喻观

史蒂文斯对秩序的追求是学界的热议话题,但他对混沌的求索却鲜有研究。史蒂文斯赞同勃拉克与毕加索的美学观,强调艺术诞生于混沌,建立在毁灭的痕迹之上。这是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僭越。他诗中体现的混沌与秩序的辩证与其“现实与想象情结”异曲同工,是一种不断毁灭又重生的诗学体验。死隐喻构成了我们的语言与观看世界的基本方式,它们曾经是鲜活的、诗性的、有洞见的,但在僵化后却又暴力地遮蔽了世界,切断了人与世界亲密的连结。诗人通过“去创造”,不断消解僵化的秩序,回到混沌,以创造活隐喻的诗性体验,增强我们对现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