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与中国美术史书写的“破”与“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美术史书写维度,应该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语境下,通过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在原有学科体系基础上不断升华与拓展,从学科交叉的边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知识领域,以包容的姿态和学科新理念,进一步激活中国美术历史写作范式的多种可能和可行性,构筑更加完备的美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如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同时,强化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新文科教育以文化人等方面的新动能,进而对塑造新时代人的精神品格、美育素养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在实然与应然的张力关系中揭示河北艺术的复杂面向

一般说来,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是构成地方艺术特色的主要因素。河北地处游牧与农耕的交汇地带,农牧之争形成的冲突与融合铸就了河北艺术的第一重底色,草原文明的自由奔放与农耕文明的质朴典雅冲撞融汇之后形成了慷慨激昂的燕赵悲歌:酣畅淋漓的游侠精神、视死如归的悲壮体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质朴刚健的生命力成为早期河北艺术精神的主调。与此同时,由于南部(古邺城)地区处于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来自农耕文明核心区域的审美情调与艺术追求也深刻影响了河北地方艺术。随着地方行政区域的变化及统治中心的转移,河北艺术不断更迭、变迁,显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质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谐和的状态。比较而言,早期地理环境因素对河北艺术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而后期行政区划的影响则逐渐占据中心。无论如何发展,古代河北艺术都体现出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内涵与特点。

胡风汉韵的激荡与融合——论魏晋北朝时期的河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剧烈动荡带来了河北地区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以汉族艺术为主导,其他民族艺术为辅助的创作新局面。首先,游侠文化在胡、汉之间盛行,该文化所具有的强健之风给当时的艺术创作带来影响。其次,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的异族文艺,以西域乐舞为代表的胡乐与中原雅乐开始激荡融合。而佛教的流行则使人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佛教的慈悲情怀慰藉着乱世中的心灵。总体而言,“力”与“悲”的张力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构成这个时代艺术最鲜明的审美风格。

“出了象牙之塔”:《申报·艺术界》与《艺术界周刊》的互文性传播研究

《申报》著名副刊《艺术界》与《艺术界周刊》存在明确的互文现象,这种互文现象对民国时期的艺术界传播产生积极影响,推动艺术文化研究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形成提倡艺术、走向民众、趋向普及的传播语境,同时也成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生发地。

巫鸿“空间”方法论的生成及在艺术史中的运用

美国著名艺术史学者巫鸿提出美术史的“空间”转向命题,使得“空间”首次在方法论层面得以阐发。探究“空间”这一方法论的确立及合法性,将其置于中西文化的语境中进行检讨,并结合巫鸿对空间理论的阐释,以作品为例探究这一方法论的生成及在艺术史研究中有效阐释。

自然材料在现代艺术中的精神性探究

目的:把握自然材料的艺术语言,挖掘自然材料的精神性内涵,满足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丰富现代艺术的发展形式。方法:以自然材料为切入点,对其艺术语言的嬗变、自然材料的精神性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国内外不同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探究自然材料在现代艺术中的精神表达。结果:查阅文献发现,无论是在各个社会领域,还是对艺术创作而言,自然材料都是地球给予人类的最纯粹的馈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大量不加工或少量加工的自然材料被广泛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在艺术领域,丰富多样的自然材料也给艺术家带来了创作灵感,拓展了艺术家的创作实践空间。然而,人类仍未善用自然界蕴含的生物密码。着眼当下,不断涌现的数字艺术品将人类牵引到喜忧参半、进退维谷的境地。放眼世界,近三年来爆发的世界性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生活方式、生产关系以及生命意义。结论:对自然材料的精神性研究不仅能为我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而且对于以艺术抚慰人心、以艺术之力承担生态责任,践行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伟大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艺术”的提出与探讨——汉斯·贝尔廷在现代主义艺术史之后的视域延伸

随着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的到来,在当代艺术中出现一种“全球转向”的趋势。“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以及“世界艺术”概念范畴现存的局限性,使其无法解决当下某些区域新出现的艺术与历史断裂的问题。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汉斯·贝尔廷提出“全球艺术”概念,这是他在全球语境下以多种视角重塑艺术史书写的新尝试。

上古楚地乐舞探赜

上古时期,楚地先民已经创造了乐舞文化,出土音乐文物以及文献记载中的乐舞传说,都体现了当时楚地乐舞的活跃。这一时期楚地的乐器主要有摇响器、陶哨、陶埙和陶铃等,显得原始粗朴;而相关的乐舞传说则记载了部族的乐舞活动、上古乐舞事件和原始的楚声歌谣等。这都表明楚地在中国传统乐舞发展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古楚地乐舞都是在群体活动中产生的,是人类劳动中的精神产物,同时具有鲜明的巫祭功能。与中原地区相比较,上古楚地乐舞文化的发展相对落后,但楚乐舞的浪漫特性已经初步呈现。

早期宗族图像的视像结构的建构与转向研究

早期宗族图像不是一种审美形式,也缺少装饰功用与意味,其始终与巫术、祭祀活动等密切相关,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增加以及亲族群的政治性的需要越来越强调礼仪规范在视觉形式化时的秩序。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事件描述倾向的图像模式更强化了图像描述对象的神圣感——是否能够引发敬意成为制像者首先考虑的效果——也成为后世祖宗像的范型宗旨。视觉层位的累进,包含的也许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或者制像模式,尤其对人神秩序、宗族的社会秩序的视觉表达在以后岩画、器物画、墓葬壁画的营构中达到极致,按照一套经过规划的秩序——在社会层次结构中所对应的位置——被加以安排,无关乎某个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的瞬间情景或是特指物象的有序演变过程。

专题:艺术史纵横

本专题是艺术史纵横,横的方面是同时期不同地域或文化层的交流互动,纵的方面是跨越时光的历史回应与对话。无论横纵都需要参照系,由此产生互动与改变,发展出新的面貌,或可称之为“创新”。这横纵两个力量成为推动艺术发展的动能,我们的大部分话语都可以纳入这个框架中。

学科优势与学术分工: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视域

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图像内容的释读、艺术创造的形式与风格、图式的传承与演变、多层次与多角度的文化研究等,都属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范畴。学术分工既要求各学科发挥各自的优势,又需要加强合作。中国美术史的本体研究是读图,一即以读图为主体和根本目的,其他一切学科的研究成果都作为读图的参考内容;二即熟悉中国的艺术语言、理解古人艺术语言背后的形式逻辑,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之于其他学科的价值所在。“图”绝非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是历史的直观记录。当下大众视野的中国美术史写作,尤其需要串联经典作品的艺术特质,使大众在感性审美享受的基础上理性地认知古代美术的逻辑表现方式。

遗落的青春记忆——关于武昌艺专“豹子澥旅行写生”照片的史实与教员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自1924年开始组织旅行写生之后,一直重视旅行写生课程在教学中的作用。一张1933年“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豹子澥旅行写生摄影”历史照片为武昌艺专校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图像史料,也带出了武昌艺专关于旅行写生课程的一段历史往事。本文通过对此照片的分析,不仅梳理考察了本次旅行写生课程的组织过程和参与人员,研究了旅行写生的始末,并关注到与此次旅行写生课程有密切关系的两位教员孙昌煌、陈影梅在相关研究中的不足,通过爬梳二人的相关历史资料,矫正、完善学界对于二人的认识。

有法还是无法:谢赫“六法”内涵与体系辨析

谢赫“六法”被视为“千载画宗”。但自唐张彦远以来,关于“六法”的释读不乏争议。主要集中于:一是“六法”具体所指,尤其是第一法“气韵生动”所指;二是“六法”的关系,这又着重表现在“气韵生动”与其他五者的关系上。解读庞杂,疑惑重重。近年更有学者提出,“六法”并非谨严之体系,其思考、表述颇具随意性。通过综合考察谢赫有关“六法”的表述及对27位画家的具体品评,可以认为,谢赫“六法”概括了绘画创作和品评的六大方面,诸法之间自有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谢赫对于绘画的品评,正是以“六法”为依据,“六法”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2021年度山东省美术学研究述要

2021年度山东省的美术学学科研究,可谓学术成果丰富多样。本文主要按照研究“问题”的相关性归类,对2021年度山东省美术学研究成果进行择要综述,涉及的成果主要集中于美术评论(综合性评论)、美术史、美术理论、民间美术、美术教育领域。

《艺术列传》的“原型”:《方术列传》

在“二十六史”《艺术列传》中,《后汉书》的《方术列传》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它集前史《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内容,将其概念演变为“方术”,是为《后汉书·方术列传》。其内容在“日者”“龟策”基础之上有较大的增加,扩充了《汉书·艺文志》里的《数术略》《方技略》的内容,奠定了后史《艺术列传》的基本路径与脉络。《魏书》在此基础上演变为“术艺”是为《术艺列传》,此后《晋书》《周书》《隋书》和《北史》再次演变为《艺术列传》,尽管新旧《唐书》以后又变迁为《方技(伎)列传》,但依然是这个路径,故才有《清史稿·艺术列传》的复出。追溯《艺术列传》的“原型”实为《方术列传》。

明清江南地域伪书及托伪作品研究

目前为止,未厘清文献源头或疏于考证便直接引用的情况大量存在。就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而言,学界多会关注各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录,而实际上已被诸多学者认定的托伪之作及伪作的研究至今鲜见,像《宝绘录》等伪书如果被引用或成为判断依据,就会造就“以讹传讹”的现象,最终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相信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会为艺术史的深入挖掘提供新的研究门径,也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中的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提供线索与可靠证据。

唐代艺术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文化特征体现

动画角色是民族文化形象的一种展现方式。研究挖掘与利用唐代艺术元素使动画角色更具内在文化意蕴,以增强国产动画形象的审美性与可观赏性。

图像与视觉文化

亚里士多德以视觉为人类最重要的感官,是因其最便于认知。这也是柏拉图以肉眼所见图像为幻相,唯心中图像即理式才是真实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波德里亚鼓吹拟像理论,认为图像作为符号,是从掩饰某物过渡到今日掩饰一切原为虚空。W.J.T.米歇尔20世纪90年代提出“图像转向”的命题,称它不是更新上述图像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反之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的一种后语言学的互动。因其无边泛滥,所以要展开批判。米歇尔还在与迪科维茨卡娅的访谈中,推广一种从艺术史教学出发的更为广泛的“视觉文化转向”,在视觉领域中展现种族、性别差异和一应后现代的自我身份。但视觉的权利过度伸张下来,应警惕视觉自身的退化。

《东北日报》的工人创作与“人民性”文艺观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废待兴之际,在工人阶级地位确立、新中国工业建设肇始之时,以工人主体的创作实践应运而生,为新中国文学刻下了无可取代的“工人”印记。这一时期工人创作景观的繁盛,是文艺界贯彻新中国“人民文艺”思想的成功实践和打造“文艺新军”的有效范本。广大工人群体在“普及与提高”的培育路径下实现了作为人民主体的“身份询唤”。而工人真实朴素的创作经验也作为新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在文学传播中,促成了对“人民”的塑造和对“人民文艺”的反哺。

艺术史视角下的藏族美术嬗变脉络探索--评《20世纪西藏美术史》

藏族美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研究艺术史和了解藏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藏族美术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多样性以及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艺术交流。因此,对于藏族美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由次旺扎西编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藏美术史》一书介绍了西藏美术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