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以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史论

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随着文坛对封建主义文学敦厚礼义色彩的摒弃，市井人物开始走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人物形象描写的主体，个性与人性得以充分张扬。由此，明代早期和中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缘情特征，进入晚期，文论家们则相对更成熟地进行着文艺生态规律的某些探讨。

元代艺术观念述论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于礼乐制度的整体性和集体性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发生裂变,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萌生,元人的艺术观念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内蕴。元代艺术家在继承了儒家传统"抒情言志"艺术观念的同时,更赋予"情"在艺术活动中更加广泛的内蕴,表现出对于情感的本体确认、对于个性情感的张扬和对于世俗情感的肯定等鲜明的时代特征,推动了中国艺术和艺术观念向近代的演进。

赵孟頫画学思想中的矛盾性内涵

赵孟是中国美术史上争议颇多的一位大书画家 ,他在思想行动上呈现多重的矛盾性特征。

论五代宋初山水画的写实精神

五代宋初北派山水画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其中的自然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山水画后世的发展,其图式与风格成为后世的典范,表现出的理性的光辉照亮了整个山水画发展的历程,表达出的意境成为文人向往的理想境界。五代宋初山水画风偏于写实,这种风格的形成经过了各种因素的积累和沉淀,最终达到了一个高峰。

米法源流新论

史论米点山水,多言米法源于董源、巨然。如诸论家从米芾在《画史》上对董巨的评价满是赞誉：＂余家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董源山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溪桥浬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格高无与比＂、＂巨然明润,郁葱,最有爽气……＂等,而对关仝、范宽、李成三大家虽也认同,却颇有微词：＂关仝粗山,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范宽势虽雄杰,然深暗如暮夜晦冥,土石不分……＂、＂李成淡墨如梦雾中,

吴门班头 一代宗师——南京博物院藏沈周绘画刍议(下)

题识：陶庵世父命周写溪山秋色,赠汝高先生。笔拙墨涩,不足入目,则夫所赠之意,为可重耳,故汝高装潢之,索题其所自云。成化甲辰岁,沈周。

沈周盛名背后之地缘因素

沈周和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为“明四家”。沈周在明代就有着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国朝第一”和“吴门画派”的开创者，这种盛名自明清以来一直未有变化，散发着近乎永恒的魅力。

扬州盐商与板桥风格

郑板桥杰出的艺术成就与清代扬州文化和商业相关。清代扬州盐业和漕运的繁荣 ,为“扬州八怪”的出现提供了社会舞台 ,同时也使郑板桥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商业化、市俗化的审美特征。首先 ,“板桥风格”反映了一种平民思想 ,具有自我表现、自我娱乐的色彩。其次 ,“板桥风格”中具有一种化雅为俗 ,以俗为奇 ,雅俗共赏的艺术风貌。第三 ,“板桥风格”体现出一种美丑互见、立异标新、取悦商贾的价值取向。

明代“江岸送别”图式的演变——以沈周《虎丘送客》为例

明代表达"送别"情景的山水画题材较之前有很大的改变,既继承了"江岸送别"的传统模式,又出现了大量革新画作。沈周诗、书、画兼擅的优势,一改"送别图"的传统模式,通过画面题诗,来表达离别时的情绪,比一般的"送别"画作更注重情感表达,其对吴地画家"送别图"的创作具有深刻意义。

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下)

“西天梵相”对西藏本土和明清宫廷藏传艺术的影响 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艺术从西藏本土和西夏故地传入元朝宫廷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汉族风格特征的“西天梵相”或“西番佛像”艺术,这种艺术反过来对同一时期西藏本土的艺术创作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藏本土和以元宫廷为首的藏传佛教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和吸收不仅繁荣了西藏本土的艺术创作,同时也使内地的艺术创作得到了繁荣。这一趋势同时发展成为明、清两朝西藏和内地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主流。

音乐的连续之美和中断之美--白居易《琵琶行》解读

在唐诗中，以诗表现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表现绘画的有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苏轼的艺术观念及其文化意义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山水画风格纷呈的北宋画坛

北宋的统一及长期积累的人文条件，使五代形成的山水画兴盛势头得以大规模的继续殿开。从山水艺术审美精神的理论总结到风格纷呈而又多资多彩的绘画技巧，从流派的发展到自成一家的大家数量，都是前所未有而后亦不逮的。本成、范宽、郭熙、米蒂、王希孟等堪称脱颖而出的北宋山水画坛的巨擘。

“画骨说”辨诬与杜甫的审美倾向

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中，针对韩干画马与唐朝当时虚浮的画风提出了“画骨”之说。此后遭到画史画论家张彦远的曲解与讥评，鉴于张的权威地位，后人多踵其说，认定杜甫不懂绘画艺术。因此从杜甫“画骨说”提出的背景、内涵及意义影响兼与诗歌、书法方面的观点加以比较研究，并由此探索杜甫的审美倾向，以期澄清艺术史上这宗错案，是非常必要的。

取精用弘 破格创新——扬州八家艺术风格论

清代中叶聚集在扬州被视为“八怪”的一些画家,生活中无视权贵、张扬个性,艺术上承传前人又敢于突破陈套、标新立异,给当时沉闷的画坛局面吹进了清新之风,为后世的绘画艺术拓开了崭新的创新领域。

从沈周《自画像》看其晚年心境与作品的情感表达

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存在成为教化民众、弃恶扬善的工具。明代以后,人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兴起,人物画创作亦逐渐摆脱思想教化的桎梏。尤其以沈周为代表的文人画中的人物题材,出现了表现性灵、抒发画家自身的情感、表述日常的生活细节、捕捉有情趣的瞬间等内容。这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在有意无意中改变着明代人物画的整体面貌。

从黄钺《画友录》看明清艺术家身份建构

明清科举,录取比例相对于应试者而言是很低的。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大多数士人实际上都无法通过进士试来获得功名,即改变自己天生而为“民”的身份,艺术家只有通过其他渠道提高自己的声望,形成自己独特的身份意识。清黄钺《画友录》以实录的精神为芜湖当地的画家立传,实可作为明清普通画家艺术生活的代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画家“工诗”、绘画具有“士气”以及特立独行的事迹等使画家从普通民众身份分离出来跻身文人士人阶层,提升艺术家的社会地位。

沈周作品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更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师黄庭坚，遒劲奇崛。绘画造诣尤深，技艺全面，功力浑朴，在师法宋元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为“明四家”。传世名作有《仿董巨山水图》、《沧州趣图》、《卒夷图》、《墨菜图》、《东庄图》、《卧游图》等。

钱塘景物图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有俊才，博雅多识，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结交，人称“吴中四才子”。工书，行笔极秀润慎密而有韵度。工画，山水、人物、仕女、楼观、花鸟，无不臻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