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荫轩藏印谱简目》前言

《松荫轩藏印谱简目》于202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揭示松荫轩藏印谱文献的一部目录。吴格先生在前言中介绍了该简目的内容、印谱文献的发展源流、印谱文献的收藏与编目,并介绍了松荫轩主人林章松对印谱文献收藏的贡献以及复旦大学“印藏”数据库的建设进展情况。

社会转型视域下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

若是将书法置诸社会转型的视域之下加以考察,揭示其各自阶段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显然更能凸显一种“活的”书法史。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相应,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可以析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馆阁体书法的盛行;二是“王学”崛起与文人书法的勃兴;三是晚明社会危机与书法史的转向。明代书法的演变,既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若合符节,却又有独特的内在变迁规律。

林鹏晚年书法的审美新变

林鹏晚年敢于变法,体现了书法的独特审美追求与理想主义境界。林鹏书法独抒性灵,风格多姿多彩,很好地表现了收与放、豪迈与含蓄、气势宏大与技巧精湛等关系,变化纵横而不是杂乱无章。他的书法重视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与字体结构、笔墨变化、书写节奏等形式技巧的整体效果。其书法风格千姿百态见性灵,千奇万巧出天籁。其墨法富有创新,浓墨显骨力,次浓见开张,淡浓显飘逸,淡墨造空灵,最淡墨绘飘渺迷离,自然变换,字字力透纸背而不漂浮。他的书法境界具有哲学的深邃博大、历史的冷峻苍凉、文学的飘逸浪漫。不断超越自我的艺术探索精神是林鹏衰年变法的内在动力。遍参百家,敢于突破,深广的人生阅历与丰厚的文化积淀是林鹏衰年变法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书法擒纵论

擒纵是总结吸收前人用笔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技法。擒是内擫笔法,表现为蓄势紧束与劲健。纵是外拓笔法,表现为郁勃奔放与开阔。用擒纵能高效地控制笔锋,写出的线条节奏变化丰富,点画生动美妙,书风通灵超脱,从而遏制因平拖直过单一运笔所形成的点画僵滞、书风呆板的缺点。擒纵是对书家用笔技巧难度和高度的协调统一。知擒纵才可以明晰收放之度,字法才开张奇险,章法字字侵让连贯不断,表现书写主体雄肆的气势与激昂的情志。擒纵也代表着破法、变法与创新,是书写主体创造力的张扬。

汉字字序纵向排列成因再考

本文从汉字字序的两个可能性选择——自左而右的横向排列及自上而下的纵向排列入手,由早期汉字的构造和造型特点出发,分析两种字序样式各自的适应性,以及所呈现的各种优缺点,以此对汉字字序选择自上而下纵向排列原委再考。

黄宾虹印学研究的思维立场探析

黄宾虹对印学的研究在其同时期学者中是最为出色的,综观其印学研究的思维立场涉朴学、金石学和艺术学等领域。他以朴学为基础,专治一业,并依照金石学中的著录分类法,从印文的内容、功能、材质等多角度对古印进行细致分类,将肖形印单独划分,开创了印章分类史的新方法。在印学研究中,黄宾虹从艺术学立场强调书画印之间的融通,深入发掘古印中可为书画创作所用的艺术元素,将古玺印中的“不齐”拓展到书画创作中。

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研究

目的:清末民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书法教育处于迷茫状态。在张謇等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南通的书法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对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进行梳理,可以弥补近代南通书法教育研究方面的缺失,完善江苏书法教育研究,丰富近现代书法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中国近代书法教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方法:文章对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展开深入研究,分析南通近代书法教育发展状况与典型特征。结果: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以“适用为上”为宗旨,体现出“实用与艺术并举”的特征,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书法教育体系,在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先进性。结论: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南通书法教育为当时全国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参考范式,对当代书法教育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中唐碑中唐代书坛的正大气象

古代碑刻既是保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文物,也是传承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陕西关中历代名家名碑,从《石台孝经》到《孔子庙堂碑》,从欧阳询《黄甫诞碑》到高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从篆书《美原神泉诗序》到行书《慧坚禅师碑》等,不仅完整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篆、隶、楷、行、草的发展轨迹,记录了中国汉字的书写史和风格演变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原书风”文化品牌的形成、价值与传播路径

中原书法是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宝藏。殷墟的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汉字,可以说,中原是汉字的发源地;中原流传下来的大量著名碑帖与大量彪炳历史的书法家,使得中原成为中国古代书法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域之一;古代中原书法不但记录了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而且以其强烈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品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原规模宏大的书家群体,致力于对古代中原书法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形成了风靡国内外的书法风潮——中原书风,它对当代中国书法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以彰显其巨大力量。在新的文化传播媒介不断出现的今天,书斋式的书法艺术传统传播方式受到了严重冲击,自媒体等新的传播媒介已经成为大众化的书法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原书风”这一文化品牌的影响力,需要探索更多、更新、更能为大众接受的传播途径。

当代书坛书法创作的现状与策略

书法创作是书法家书写技艺、文化素养和品性修养的综合体现。以书法创作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结合书法创作的发展趋势开展分析。书法展览是当代书法传播的主流渠道,具有导向作用,为书坛引入了展览竞争机制。展览至上促使书法创作的艺术属性表现为形式至上。书法展览的利益性以及书法传播的高速性萌发了当代书家急功近利、避难趋易的创作心态。书法艺术性的凸现和书法文化性的衰落,表现为艺术趣味的苍白和文化品格的削减。经典意识与时代精神是当代书法创作的核心思想。以文辞内容属性纠正视觉形式属性之偏,强化传统文化精神对书法的内在支撑力。提出解决问题的艺文兼备、与古为新、主题性创作等对策,探索守正创新的书法创作发展路径。对当下的书法创作有积极的启示与促进作用。

文、意与一画:关于书法的现象学思考

在自然书写经验中,伴随连续书写动作的是思想感情的意识流,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字形想象。伴随书写的意识体现为一种内在的声音,是以句子为单位的内在语言,而不是以单字为单位的文字图形想象。所以,“书法”之“法”并非脱离文脉的字形空间构成法则,而是在实际书写中展开的笔意、书势和书象之间的时间运化关系。“意在笔先”的“意”既指笔意,也指文意。文字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在书写过程中体现为书者心中的音义之流与笔下的使转行动之间的关系。在文意和笔意紧密联系的书写中,千画万画犹如一画;一画之后的千画万画也仍然指向原初的未分之朴。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赵令畤《赐茶帖》写作年代蠡测

赵令畤,初字景贶,改字德麟,号聊复翁,是宋太祖次子颜懿王德昭玄孙。

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考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是元代欧阳玄写赠给日本僧人此山妙在的饯别诗,诗作获得多位僧人唱和,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诗作680余年来在日本流转有序,为我们研究日本文物收藏提供了珍贵范本。诗作具有典型的欧阳玄艺术风格,为我们深入研究欧阳玄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工匠大师四聚焦推动人才培养提质赋能探索与实践

安徽矿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工匠大师工作室”打造金蓝领孵化基地,聚焦探索协同育人新模式、聚焦人才培养、聚焦精准培训、聚焦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坚持产学研相结合,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助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通过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技术传承、科技攻关、技术服务、现场疑难问题诊断处理、工匠精神传承与弘扬等手段充分发挥工匠大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出一批技术能手、企业工匠和工匠大师,为皖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和智力支撑。

碑刻“隶古定”字发展概述及书法史意义

“隶古定”作为文字学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产生发展对文字学、文献学均有深远影响。出土文献及传世字书中保留了大量隶古定字形,本文试梳理隶古定字形的得名缘由、产生发展过程,以汉魏六朝碑刻为例分析其特点,并择取宋代及明清时期隶古定字形作为考察对象,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概述。文字学视域之外,古今不少书家重视文字学修养,以隶古定字进行书法创作,其书法创作观和文字观对当代书坛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汉字书法在绍兴地铁空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效果

汉字书法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日常接触颇多、具备鲜明特色的艺术形式,将其应用于地铁空间,能够有效诠释城市文化特征,引发受众的审美情感。本文对绍兴地铁空间设计中汉字书法的应用进行思考,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设计方法,以呈现绍兴的城市特色与书法艺术传统。

《皇清书史》所引稀见书学文献述略

《皇清书史》广泛汇录清代书人书事,所引不乏稀见著述,诸如李放未刊之作《木叶厱法书记》《郁栖书话》《清乐堂随笔》《永怀堂先友记》《紫泥庵补印人传》《抱竹居检书记》,鲜见著录的《快雨堂题跋》《三邕翠墨簃题跋》《先贤遗墨跋》,以及流传不广的《古缘萃录》《篆学渊源》《飞白录》等,均是了解清代书学的重要资料。

“都省书画之印”新考——兼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

“都省书画之印”并非元代中书省或秘书监官印,应系明初中书省官印,该印的使用时间不早于朱元璋即吴王位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使用时间的下限为洪武十三年(1380),此后不再使用。此印主要钤于刻本书籍、法书墨迹、碑帖拓本及绘画册页。钤于绘画册页是由于册页的装帧形式与书籍相近,明初被归入典籍类。该印很少见于绘画立轴和手卷,若出现则该立轴或手卷大多真伪存疑或装裱形式经过改造。“都省书画之印”往往与“礼部评验书画关防”同时出现,后者应系明初礼部书画库官印,使用时间的下限同样为洪武十三年。两印的使用可能与拨付相关典籍类藏品给大本堂或秘书监等机构有关。“都省书画之印”“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纪察司印”均为明初官印,在使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期,随着中书省、礼部书画库、大本堂、秘书监的先后废止,相关典籍归翰林院保管,法书名画则汇集到内府纪察司中,并在洪武十七年后为司礼监所继承。

论狂草拓扑学

正如拓扑学是最基本的几何学,狂草图象乃汉字图象最根本的几何学。书法是超越文字的图象创造。狂草图象最具超越图象的极端抽象性,具有身体性和事件性,因此也具有表演性。这种表演与深刻的图象直觉相关,指向汉字图象的极端形态,改变汉字图象的结构,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结构关系,显示出以自由创意改变汉字图象秩序的艺术力量。狂草图象的时间结构渗入空间结构中,成为相对论时空的四维结构。追求极限的精神,与汉字图象的限制,造成狂草图象的拓扑艺术。狂草图象可以拓扑学的数学本义进行分析,从中可见狂草的连通性与紧致性如何形变汉字图象。狂草图象以汉字图象的非语义性,借助通感、灵感将图象转变为音乐。狂草的音乐性特质体现在以书写的整体图象企求艺术上的超验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