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擒纵论

擒纵是总结吸收前人用笔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技法。擒是内擫笔法,表现为蓄势紧束与劲健。纵是外拓笔法,表现为郁勃奔放与开阔。用擒纵能高效地控制笔锋,写出的线条节奏变化丰富,点画生动美妙,书风通灵超脱,从而遏制因平拖直过单一运笔所形成的点画僵滞、书风呆板的缺点。擒纵是对书家用笔技巧难度和高度的协调统一。知擒纵才可以明晰收放之度,字法才开张奇险,章法字字侵让连贯不断,表现书写主体雄肆的气势与激昂的情志。擒纵也代表着破法、变法与创新,是书写主体创造力的张扬。

汉字字序纵向排列成因再考

本文从汉字字序的两个可能性选择——自左而右的横向排列及自上而下的纵向排列入手,由早期汉字的构造和造型特点出发,分析两种字序样式各自的适应性,以及所呈现的各种优缺点,以此对汉字字序选择自上而下纵向排列原委再考。

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研究

目的:清末民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书法教育处于迷茫状态。在张謇等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南通的书法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对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进行梳理,可以弥补近代南通书法教育研究方面的缺失,完善江苏书法教育研究,丰富近现代书法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中国近代书法教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方法:文章对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展开深入研究,分析南通近代书法教育发展状况与典型特征。结果: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以“适用为上”为宗旨,体现出“实用与艺术并举”的特征,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书法教育体系,在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先进性。结论: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南通书法教育为当时全国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参考范式,对当代书法教育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中唐碑中唐代书坛的正大气象

古代碑刻既是保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文物,也是传承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陕西关中历代名家名碑,从《石台孝经》到《孔子庙堂碑》,从欧阳询《黄甫诞碑》到高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从篆书《美原神泉诗序》到行书《慧坚禅师碑》等,不仅完整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篆、隶、楷、行、草的发展轨迹,记录了中国汉字的书写史和风格演变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考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是元代欧阳玄写赠给日本僧人此山妙在的饯别诗,诗作获得多位僧人唱和,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诗作680余年来在日本流转有序,为我们研究日本文物收藏提供了珍贵范本。诗作具有典型的欧阳玄艺术风格,为我们深入研究欧阳玄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工匠大师四聚焦推动人才培养提质赋能探索与实践

安徽矿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工匠大师工作室”打造金蓝领孵化基地,聚焦探索协同育人新模式、聚焦人才培养、聚焦精准培训、聚焦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坚持产学研相结合,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助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通过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技术传承、科技攻关、技术服务、现场疑难问题诊断处理、工匠精神传承与弘扬等手段充分发挥工匠大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出一批技术能手、企业工匠和工匠大师,为皖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和智力支撑。

汉字书法在绍兴地铁空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效果

汉字书法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日常接触颇多、具备鲜明特色的艺术形式,将其应用于地铁空间,能够有效诠释城市文化特征,引发受众的审美情感。本文对绍兴地铁空间设计中汉字书法的应用进行思考,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设计方法,以呈现绍兴的城市特色与书法艺术传统。

《皇清书史》所引稀见书学文献述略

《皇清书史》广泛汇录清代书人书事,所引不乏稀见著述,诸如李放未刊之作《木叶厱法书记》《郁栖书话》《清乐堂随笔》《永怀堂先友记》《紫泥庵补印人传》《抱竹居检书记》,鲜见著录的《快雨堂题跋》《三邕翠墨簃题跋》《先贤遗墨跋》,以及流传不广的《古缘萃录》《篆学渊源》《飞白录》等,均是了解清代书学的重要资料。

论狂草拓扑学

正如拓扑学是最基本的几何学,狂草图象乃汉字图象最根本的几何学。书法是超越文字的图象创造。狂草图象最具超越图象的极端抽象性,具有身体性和事件性,因此也具有表演性。这种表演与深刻的图象直觉相关,指向汉字图象的极端形态,改变汉字图象的结构,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结构关系,显示出以自由创意改变汉字图象秩序的艺术力量。狂草图象的时间结构渗入空间结构中,成为相对论时空的四维结构。追求极限的精神,与汉字图象的限制,造成狂草图象的拓扑艺术。狂草图象可以拓扑学的数学本义进行分析,从中可见狂草的连通性与紧致性如何形变汉字图象。狂草图象以汉字图象的非语义性,借助通感、灵感将图象转变为音乐。狂草的音乐性特质体现在以书写的整体图象企求艺术上的超验之境。

浅析颜真卿及其在书法教学中的价值

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不仅有颇高的书法成就,而且具备忠诚、正直、敬业、担当等优秀品质。剖析其人物特征,挖掘我国古代文人优秀价值理念,并将其融入书法教学的课程思政中,对当代青年正确价值观塑造具有现实意义。

魏底颜面——荀运昌先生的书法艺术

荀运昌先生是西南大学书法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以传统文化做功夫的学者,是一位如杜甫一样用诗歌关注民生的诗人,更是一位以书法艺术薪火相传为使命的书法家。先生的书学观念与书学实践是相互印证的,正是有了书学理论的建构,才指导了先生在书学的传承中走出了创新的路子。先生书法继承了民国以来的后碑学的书学理论,同时与西北秦人的骨鲠性格相表里,创造出了魏底颜面的书法风貌,与晚清赵之谦颜底魏面的书风相呼应,成就了一代学人高超的艺术成就。先生的书法作品为我们展示出了经历过新旧时代变革的一代学者,通过笔墨所表现出的美慧思想以及对于品德之善的赞美和对美好情操之美的追求。

郑道昭“无迹论”:话语建构及真实的书圣意义

从40余件四山刻石全部被视作郑道昭亲笔所为的书迹,到只有30余件,乃至于10余件被认为是郑道昭笔迹的论争之中走出来,笔者以为其实并没有一件作品是郑道昭亲笔书写的,这种现象可称作“无迹论”。那么,没有真迹的主持者郑道昭是否还具有“书圣”的意义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通过书刊行为,其将一座座山峦改变本来的意义(图1~图4),反而凸显出郑道昭真实的作用。这是可以对应现当代艺术之中的“大地艺术”“观念艺术”的思想层面创作判断。同时,这又是别于西方艺术纯粹的视觉张力的中国式的艺术方式。在此意义上,郑道昭创造了一种书法的新样式、新方法,也作出了对于书法史的真实变革。就此而言,对他的“北方书圣”判断才是恰当的。

文、意与一画:关于书法的现象学思考

在自然书写经验中,伴随连续书写动作的是思想感情的意识流,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字形想象。伴随书写的意识体现为一种内在的声音,是以句子为单位的内在语言,而不是以单字为单位的文字图形想象。所以,“书法”之“法”并非脱离文脉的字形空间构成法则,而是在实际书写中展开的笔意、书势和书象之间的时间运化关系。“意在笔先”的“意”既指笔意,也指文意。文字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在书写过程中体现为书者心中的音义之流与笔下的使转行动之间的关系。在文意和笔意紧密联系的书写中,千画万画犹如一画;一画之后的千画万画也仍然指向原初的未分之朴。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吉祥文化语境下的合文图形化研究

合文图形是人们以汉字为基础元素,将若干单字拼合为一个文字书写单位的艺术创作。这是汉字发展以来的一个变体,也是民俗文化与装饰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汉字图形的概念与功能为基础,梳理了合文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内涵,并具体分析了吉祥合文图形化的构造手法,阐述了吉祥文化语境下的合文图形化在当代字体设计、标志设计、海报设计、实验艺术与品牌形象中的设计实践与应用,从而探索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实用价值与创新意义。

蔡京政治与书法概念的知识生成

本文从历史的复杂性方面讨论蔡京作为政治人物和书法家的互动关系和知识生成,先解决其作为政治概念的“奸臣”的历史生成,进而讨论蔡京的书法概念如何与政治概念形成共生关系,最后从心性和书法的相通关系来提示蔡京概念的复杂性。

“中和”与书法艺术辩证法

从先秦“中”“和”观念发展而来的“中和”思想规约了中国艺术的理想境界与价值鹄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艺术辩证法。在书法中,“中和”体现在“情感”的中节合度、“法则”的对立统一、“风格”的众体兼备等方面,是各种风格元素交融互渗之后的典范形态。当代书法界应抑制过度追求标新立异的冲动,回归中和的审美心态,书家要实现笔墨与情感的共舞;创作上力避纯视觉化的倾向,依照“中和”的美学圭臬,对作品形式要素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加以探究与验证;同时应注重书法生态的整体平衡,兼蓄并包,和而不同,以臻至“中和”之艺术胜境。

专题:馆藏碑拓研究

碑帖拓本有着艺术、文献、文物三重疊加的价值,旧时文人大多粗通碑帖鉴定之学,因为彼时没有碑帖影印术,若要研究、临摹、收藏碑帖,就非要购买碑帖拓本;购买碑帖,就要掌握碑帖鉴定知识。如今,因为碑帖影印本已经普及,专业出版社的编辑来把关,读者无需自己掌握碑帖鉴定知识,这让现代文人丧失一种收藏文物的乐趣和鉴定文物的技能。本期《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开辟碑帖专栏,邀请我来主持,我觉得有必要推荐我最认可的金石好友来撰文,让读者重新领略碑帖鉴藏文化的魅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碑帖研究的队伍。

“端方本”抑或“裴景福本”——“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拓本之印章、跋文和递藏关系考

“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有不少人认为是“端方本”,言之凿凿,好像已成定论。于是人们有言其字体之瘦劲流美者,有将之与“李琪本”对校,讨论其优劣者。有考释其所拓时间者,有说唐拓,有说北宋拓、南宋拓。然于拓本上之痕迹和为什么说是“端方本”,鲜有论及者。本文从拓本上印章、题跋等痕迹及其他著录书上言及此拓本的情况来讨论“三井本”《九成宫醴泉铭》的递藏关系,从社会学意义上追索物与人的关系,并认为其抑或是“裴景福本”更妥帖。

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的流传轨迹——以启功先生《说〈千字文〉》为线索

智永的《千字文》以楷书和草书体书写,有多种版本。启功的研究展示了法书文献的复制方式及流传轨迹,还强调《千字文》具有启发童蒙、流传广远的实用价值。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拓展法书文献出版物及书法教学“启发童蒙”的功用,同时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