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桑胡尔奇《宝迪莫尔根罕》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多样性特征初探——以《Folklore Mongol》(1960年版)中的曲调文本为例

文章以《Folklore Mongol》(1960年版)中收录的《宝迪莫尔根罕》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曲调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乐谱文本和胡尔奇的创作技法,探析罗布桑胡尔奇胡仁·乌力格尔音乐的多样性特征;并通过介绍和挖掘域外学者所搜集整理的文本资料,为当代民族音乐研究提供参考。

从经典化视角探讨伊玛堪音乐文化的建构

作为赫哲族说唱艺术,伊玛堪经历了由局内人主导进行的自然存在的经典化,到由局外人主导、局内与局外人共谋的被经典化。从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入手,从局内到局外、从传统文本到现代文本两个维度对当代伊玛堪经典化路径进行阐释,探讨伊玛堪音乐文化的建构,有助于对当下伊玛堪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文章从非遗保护、整理研究、传习教材、仪式展演四方面入手讨论了由局外人主导的经典化建构,并从大众筛选、建构认同、走向市场三个层面讨论了经典化建构的文化行为特征。

衍生、存续与主体性丧失的困窘——“非遗后时代”鄂伦春族传统音乐的“三化”现象

文章论述当代鄂伦春族传统音乐传承中的“经典化”“舞台化”和“传承人化”这“三化”现象。这种传承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一种缺失“主体性”表述的现代存续。而要真正实现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传承,与作为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与转化,应立足于其民族文化之本位,凸显自身内源性特征,在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衍生、存续与主体性建构。

谁的田野?——从一个田野事件论跨学科音乐田野访谈中的思维秩序构建

文章聚焦“跨学科”中的音乐田野访谈问题,通过对田野采风的历史梳理,阐明田野工作并非民族音乐学的专属,并谈及现今田野的实践与理论在各学科不匹配的现状。进而通过具体的跨学科田野事件的引入,揭示其中现象与思维混乱的问题。并根据具体田野事件,对田野工作进行分类,从个体身份转换、学科思维搭建、思维互换与田野访谈合作,结合逻辑分析与博弈论的方法,具体分析跨学科田野中的合作问题,论证田野访谈中的思维秩序的构建。

延边“四物乐”的“口音”特征

“口音”(■,gueum)伴随朝鲜民族传统乐器演奏而生,是利用口腔模拟乐器发声的呈体系性的声音,并广泛应用于朝鲜族音乐的教学和演奏中。文章以作者的跨界田野工作、“四物乐”研习经历为依据,以延边“四物乐”创始人陈京洙所教授的“口音”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其“口音”体系与演奏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对其特征进行“以音示法”“以音定色”“以音代格”“以音和韵”四个方面的论析与结论。“口音”是撬动“四物乐”表演行为系统的关窍,对“四物乐”表演的整体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7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俄罗斯音乐汉学:史学问题

文章基于考察17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俄罗斯音乐汉学和中国音乐文化活动的两个维度,研究了俄罗斯音乐汉学的史学问题。文章认为,正是通过加强两国音乐家之间的对话才建立起了两国共同的音乐文化空间的基础。

经验与启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经验两例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两个成功例子,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长调民歌的舞台化、课堂化实践,通过专业团体为发展平台,以艺术院校为传承渠道,对长调民歌进行传承和发展,从而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的一个成功范例;而"乌珠穆沁模式",是在特定区域中的多种群体、多个部门协调参加的工作模式,通过小区域中大多数成员参与的社会文化互动,以达到长调民歌整体性、原生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

田野工作中的“故乡”与“他乡”选择——以新疆卫拉特托布秀尔音乐田野考察为例

民族音乐学强调实地考察,田野地点的选择则是该工作关键一步。我国民族音乐学受传统“采风”观念的影响,研究焦点多聚焦于本土,导致我国的音乐田野具有地点间性特征,“故乡”与“他乡”是其两种地点选择方式。文章以新疆卫拉特托布秀尔田野考察的地点选择过程为例,反思调查中的地点选择问题,分析地点间性下的田野叙事,阐释音乐田野体验中的地点认知,对民族音乐学中的田野工作加以理论补充。

图像·田野·文献:湘桂边界平地瑶“吹笙挞鼓”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吹笙挞鼓”是平地瑶一种集“歌”“舞”“乐”三位一体并具祭祀性、综合性、地方性的民间表演艺术形式。其形成是过山瑶乐舞文化不断“濡化”与平地瑶政治、社会、历史、经济、宗教等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图像、文献、田野三个维度对平地瑶“吹笙挞鼓”进行互动研究,揭示出平地瑶在“祭祖还愿”仪式中乐舞文化的历史演化过程,论述其从“村寨皆有”到“少数遗存”,从“时空分离”到“身份重建”的深层次逻辑关系。并对平地瑶“吹笙挞鼓”的历史记忆与图像叙事之间的“互文”关系;历史记忆与田野遗存之间的“接通”关系;图像叙事与田野遗存之间的“对话”关系进行阐释。把“吹笙挞鼓”这一显性文化符号置于平地瑶静态与动态两种语境中进行观照与考察,以此强化平地瑶的祖先历史、生产生活、信仰民俗等族群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认同,为平地瑶乐舞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提供参考与历史依据。

解读民歌中的科尔沁草原

从蒙古族音乐史的角度来看,科尔沁地区的民间音乐品种最为齐全,时代脉络比较清晰,堪称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博物馆。军旅歌曲传递着历史文化信息,宴歌是草原生活的教科书,既有娱乐功能,又有教育功能。科尔沁地区传统民歌的特点之一,便是清晰地保留着与国内其他民族之间音乐交流的历史遗迹,是难得的"活化石"。

色拉西先生潮尔演奏中多声部手法及其风格特征

潮尔大师色拉西先生在演奏中对多声部(低音)的运用手法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和艺术表现力,他对低音的运用并非从始至终一贯到底的简单使用,而是根据不同民歌所表现的不同思想内容、不同音乐形象采用不同的处理手法,特别是对不协和音程的运用理念及其结构原理,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唱词格律研究

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唱词格律研究以口头表演理论为基础。英雄史诗音乐包括唱词、曲调,并形成一个整体。其唱词具有明显的韵律特点,音乐曲调节奏鲜明,音调简短,调式多样。

蒙古族民间传统歌唱形式的审美探析

蒙古族民间传统歌唱形式主要包括独唱、齐唱、合唱、对唱、轮唱、说唱等。虽各具特色,但总体上都反映了蒙古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情趣。这些歌唱形式不仅体现了蒙古族音乐的民族风格、地域特色,而且是以民众的情感为基础,用最质朴、最纯净的歌声以及歌声的组合形式来表现蒙古民族对自然、生命、美好事物的礼赞以及对邪恶的鞭挞,体现了蒙古民族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那乃/赫哲民间剧团及其在远东南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地位

文章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那乃民间剧团的历史。全文基于档案文献和当时的新闻资料,追溯那乃民族民间剧团成立和活动的各个阶段,并描述了其发展趋势。文章认为,那乃民间剧团作为现代民族表演形式的代表,其在各个阶段的创作和表演风格中都呈现出两种语言层面的结合,即与民族民间元素相关联的“传统性”和在俄罗斯欧洲专业剧团影响下而产生的“现代性”。

越南北宁官贺的民歌艺术

越南“北宁官贺民歌”是越南最独特和最典型的民间音乐艺术之一。出现于16世纪,经历了许多历史阶段和漫长的战争年代,北宁官贺民歌艺术仍然被保存下来并得以继续发展,成为越南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宁官贺歌唱表演有严格的规定,它既含有越南的文化传统,也表达出越南人特有的伦理、美学、文学性质,以及越南人的性格与品位等。北宁官贺民歌深刻的文化内涵,影响了一代代越南人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

侗族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以“三省坡六月六歌会”为例

"三省坡六月六歌会"是一种自发性约定俗成的民俗活动事象,其深刻的内涵是民族内聚力和认同感的强烈表现,是维系族群内部感情交流、沟通的特殊方式,是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大曲的原生态遗存论纲

汉魏以来 ,大曲一直是各朝代音乐文化的主流形态。隋唐时期 ,西域大曲的大规模传入 ,导致中原大曲从内容到结构形式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并对宋代以下的大曲影响深远 ,成就了新的大曲样式。而西域大曲在其原发地却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部分的保存了原生态的面貌。本文对目前中国存有的三种大曲类型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 ,注重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归属和音乐形态的变异情况 ,以期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得更清楚一些。

中国声乐学派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走向

中国声乐学派论题备受声乐界关注和聚焦。中国声乐学派的概念生成,作为声乐艺术中国化命题的延展,受到"声乐民族化"、"新声乐艺术"、"中国唱法"等艺术理念及实践的积极推动。伴随现代声乐文化与我国民族音乐的融合发展,中国声乐学派的学理阐释脉络清晰,展现出中国声乐告别模仿西方美声唱法进行演唱技术自我创新的独特面貌。中国声乐整体化发展经历了成长期、快速发展期、成熟期等三个阶段,特别是步入成熟期的中国声乐,已经完全具备构建"中国声乐学派"基本条件。中国声乐学派的未来建构任重道远,需要明确中国声乐学派走向,保持中国唱法风格,培育中国声乐文化形态。

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的视界

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分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着力辨别其不同之处,进而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研究状况相映照,能够清晰的判定,Ethnomusicology所对应学科的中文名称是音乐人类学,即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民族学所替代,其学科位置为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