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声乐协奏曲创作及其本土化特征

声乐协奏曲作为人声与器乐相结合的特殊音乐体裁,在中国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更有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文章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声乐协奏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体裁属性、子体裁类型等创作概况,进而分析归纳出当代中国声乐协奏曲创作中音乐风格的民族性、人声与乐队协作的中国性、人声的炫技性与叙事性等本土化发展特征,并指出当代中国声乐协奏曲创作的某些局限与发展趋势。

叔孙通与西汉初年的宗庙音乐

叔孙通是汉初礼乐重建的关键人物,此时的朝会仪、宗庙乐和仪品均由其主导完成。《汉书·礼乐志》将其所制的汉家宗庙乐之《武德舞》《文始舞》系于汉四年(前203)和汉六年(前201)并不准确,此事应发生在惠帝即位后叔孙通第二次担任太常期间。汉初的宗庙礼乐乃是仿效秦制所作,主要适用于长安的太上皇庙、高祖庙,以及各地的郡国庙。正是经叔孙通的努力,汉初的宗庙音乐呈现出崇雅用俗、礼法兼杂的复合样态。

古琴谱式的沿革与琴乐传承方式的衍变

古琴谱作为记录古琴演奏过程的重要载体,自唐人手抄卷子谱《碣石调·幽兰》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五线记谱法,历经千余年的稳态传承,形成“文字—减字—合参—线型”的发展脉络。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琴谱式既有内在的关联,又有谱面上的差异。在挖掘谱式沿革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成因和内涵、辨析各类谱式变革得失的同时,亦可洞见蕴含在谱式沿革中的琴乐传承方式衍变。

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琴徽数理的早期应用

汉代时七弦琴已定型,汉魏之际琴面即饰有13徽,间距不一的琴徽暗含立体属性与等分原理。琴徽虽出于汉魏之际,但其一弦上的等分数理渊源甚久,可上溯至商编铙与西周甬钟。“一弦均钟”可能是商周真实存在的、乐师为乐钟作音列设置的准器,也可能不以实物存在,而只是口传心授、隐藏于思维之中的虚拟数理。曾侯乙墓的五弦均钟与两周之际钮钟正鼓音列上的五声,表明两周之际既是五弦均钟应用时间的上限,又是“一弦均钟”应用时间的下限。由于先秦古琴形制尚未统一,钟琴两类乐器在数理应用上存在时间差。从一弦等分节点到商周钟铙四声,从五弦等分节点到东周编钟七声乃至旋宫,钟乐的辉煌始终依赖弦上节点与神瞽们数理认知的支撑。这展现出琴徽使用之前琴徽数理的早期应用和历史贡献。

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须了解文献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八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与中国音乐文献各个分支学科紧密相关,如中国音乐文献学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学科紧密相关。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版本学是研究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辑佚学通过对现存文献中已失传文献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尽可能地恢复这些文献的原貌,使其能够再次被利用和研究;校勘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词义的学科;考据学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音乐文献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学科主要是对音乐文献进行研究,相当重要。对这些学科的掌握,有利于我们对古代音乐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这是我们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基础。

论《敦煌乐谱》乐曲调式实质

隋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的对应,郑是采用将弦调高大二度的办法,这就是后来产生的比黄钟宫高大二度的正宫。关于这一对应方式虽极为简单,但在乐调理论上却极为重要。可以说隋唐时期乐调以及后世音乐的一系列特征,都离不开这个“大二度”,直至我国传统音乐之一切。正是由于正宫的产生致使黄钟宫被弱化,那时产生了一个新词“侧商调”,成了“黄钟宫”的一种代称或另称。《敦煌乐谱》第二、三组乐曲经解译为宫调式,其实质就是那时被称为“侧商调”的“黄钟宫”调。看来,长期以来该谱解译为宫调式与文献记载为商调式的矛盾由此而解。

南宋嘉熙二年制“秋涛”仲尼式琴考辨

“秋涛”仲尼式琴,腹中有“嘉熙二年戊戌三月上巳日张氏监制”真款,极为珍罕且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于2001年随王世襄、郑珉中先生鉴赏,至20年后重见,并为考据。本文追叙见琴缘由,存王郑二先生当年议论。再就腹款进行推断,还原斲琴时情境,及“张氏”的可能情况。最后就琴背项元汴刻铭予以分析,认为“秋涛”琴,与故宫博物院藏所谓孙登“天籁”铁琴、三峡博物馆藏“襄”仲尼式琴,有相当可能与项元汴有关系,或确系“天籁阁”物。

中国音乐史研究对音乐史料学的依赖——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七

“史料”是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材料。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同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均有密切关系。中国音乐史料是研究中国音乐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中国音乐学史料繁多,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音乐史料学主要从事史料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的记载和错误的记载区别开来,并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音乐史料可以分为“实物史料”“口传史料”和“文字史料”等。中国音乐史研究必须依赖音乐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把记载正确的音乐史料和存在错误记载的材料区别开来,确定音乐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正确利用音乐史料,还原中国历史进程中正确的音乐历史事实。

甬钟来源再考

甬钟是盛行于两周时期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在中国青铜乐器发展史以及礼乐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甬钟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历来观点不一,有主张“北方小铙说”“南方大铙说”,也有主张“两者结合说”。甬钟是由南方大铙演变而来,甬钟的形制、纹饰、篆间、钲间、乳枚及旋、斡的形成在南方可以找到一个清晰的演变过程。并且,以当时中原地区稀缺的铜矿资源,难以铸造出体型比北方小铙大十几倍、数量如此之多、耗铜原料如此之大的青铜甬钟,而南方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正好满足甬钟产生和形成的条件。

叙述学视角下的马勒早期交响曲研究——兼及“实在”与“可能世界”的阐释

晚期浪漫派作曲家马勒的早期交响曲创作于19世纪末,这是一个交响观念扩展和形式延伸的时期,也是作曲家独立音乐叙事的开端。马勒提出了“用交响曲创造一个世界”的观点,他在音乐中创造的“世界”,是一个与实在世界相关的“可能世界”,并通过它完成了音乐自传。马勒音乐的复杂性在于它背离了原始初衷,语言叙述完成了自身意义,通过异质话语和不同话题的插入,交响曲成就了自身并将音乐语言引向了现代主义。

南乐源于虞舜时代的农业祭仪

南乐为上古虞舜时代农业祭仪上表演的乐章,具有召唤东南季风的神秘作用,东南季风在《夏小正》《山海经》中又称为“俊风”,这一名称与大舜有关。因时代久远,早期典籍关于南乐的记载零散而不系统,《尚书》中《尧典》《益稷》等篇,《周礼》《礼记》以及《诗经·周颂》中的象舞与勺舞都与大舜韶乐有关;《诗经·国风》中反映江汉汝水流域的《周南》《召南》为《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南音”。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出土战国竹书文献,可以发现大舜南乐包含吹奏乐(箫、竽、笙)、弹拨乐(琴、瑟)以及打击乐(陶钟、陶鼓),最初应用于农业祭仪之中,用以召唤东南季风即“俊风”以及大象、凤凰等动物,与原始自然崇拜的图腾艺术相一致,具有诗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韶乐是大舜南乐的代表作品。

汉初宗庙乐《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高祖刘邦请楚地女巫唐山夫人制作了宗庙乐歌《大孝备矣》《七始华始》《我定历数》《王侯秉德》《海内有奸》等五章,向先祖禀告其功德,四言诗,杂用楚乐。其乐名依周乐题为《房中乐》,其功能依秦《寿人乐》,祈求福寿绵长,国祚延绵。汉惠帝时,乐府令夏侯宽配以箫管,更名为《安世乐》。汉文帝时,续作《大海荡荡》《安其所》《丰草葽》《雷震震》等四章。汉景帝时,续作《桂华》《美若》《磑磑即即》《嘉荐芳矣》《皇皇鸿明》《浚则师德》《孔容之常》《承明帝德》等八章。汉武帝重兴乐府,辑歌词十七章,定名为《安世房中歌》。其音乐融合了周乐与楚乐,用于汉初皇帝祭祀祖宗,包括迎神、颂神、亨神、送神等仪节,告先祖汉高祖、汉文帝功德,以求得祖先福祐。《安世房中歌》颂扬了汉初七十年间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总结了社会治理的经验,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为汉乐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听觉现代性”: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近代中国唱片的媒介实践为中心

“听觉现代性”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听觉文化的的形态与特征,是交叉重叠于“声音研究”“听觉文化”“声音艺术”三者概念间的重要问题域。近代中国的“听觉现代性”在“西物东渐”“西乐东渐”“西学东渐”“西凤东渐”等多重要素交织中萌生。从唱片、留声机传入中国起,在近代中国唱片史上,“听觉现代性”呈现出人类学、商业运营、大众文艺、革命诉求等不同特质的驳杂图景。思考“听觉现代性”的内涵,以当代意识反思近代中国唱片的媒介实践,探讨其与培育现代人格的联系,具有升华“听觉现代性”理论内涵的价值。

常璩《华阳国志》著录宗旨与音乐观念考辨

《华阳国志》是两晋时期常璩所著的一部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史志,书中不仅记录了上百个古代人物的事迹,而且还详细描述了当地少数民族演绎歌谣、歌舞、器乐等的真实情景。从书名“华阳国”一词来看,该书所著录的是封建中央王朝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史志,常璩依托当地民俗民风和人们的宗教观念,对一些音乐史料进行了考证,因此《华阳国志》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丝绸之路上的变文、讲经文音乐(上)

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是丝绸之路音乐的重要品种。变文是小品式说唱文,起源于对因缘故事的讲唱,中古时期配合画卷和连续构图式壁画,既讲唱佛经,也讲唱世俗故事;讲经文是连环式说唱文,以整本佛经为讲唱内容,中古时期配合向心式洞窟壁画等大型经变。二者来源于西域的呗、赞之二分,到晋代演为经师、唱导之二分,到唐代进而成为俗讲的两种主要方式:构成共生(而非互生)关系。其音乐以来自六朝的呗赞音乐为基础,所以使用了一套音曲符号:其中“平”“侧”“断”是三种呗赞曲调,联系于三种定弦方式或三种调式;“经”“偈”“诗”“韵”是四种吟诗曲调,分别接受了吟经之法、吟诗之法、琴曲揉弦之法的影响;“古吟上下”等则代表六朝的吟诵古调。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皆沿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到唐代,积极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曲子音乐。不过,其音乐成分仍有区别:讲经文说唱的特点是增用新的呗赞曲调声法,变文说唱则在保留六朝吟诵调的基础上,按“乐官”方式“调置曲词”。变文的充分世俗化,使它在文本体制、说唱程序等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民间说唱。

慧远的乐论思想研究

在慧远的乐论中,他认同偈颂之声的本体地位,而偈颂之声又是建立在个体数息禅定的基础上。慧远信奉阿弥陀佛及其所居之极乐净土,因此,他通过“念佛三昧”的方式“察夫玄音之叩心听”,期盼阿弥陀佛在观想中的亲身临在并叩响人之心门,以此光照消散人心的滞情与郁结。慧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借助超验神性的力量实现对世人的精神引领。

中国近现代音乐期刊研究述评

中国近现代音乐期刊的研究对象是以刊载我国近现代音乐作品、音乐理论、创作作品等为内容的主要平台。中国近现代音乐期刊是引领人们关注、研究中国音乐的载体,对我国音乐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该文对近现代音乐期刊刊载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相关期刊为中国音乐理论汇总、交融、变革搭建了平台,守护中国音乐根基,对中国音乐人才培育给予支持,坚守弘扬优秀音乐文化初心,体现了中国音乐的特色,关注前沿动态,抓住发展机遇。该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解读,来审视近现代中国音乐期刊的发展体系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及作用。

中国区域音乐史研究四十年

“区域音乐史”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至今已四十年许。区域音乐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术观念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当代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区域音乐史的研究逐步在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的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纵深发展的代表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