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视野下亚太地区筝属乐器流变考

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被誉为“华夏正声”。作为文化符号的筝,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是探究区域国别之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利器。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中,筝的形制、律调、演奏技法及社会功能皆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在亚太地区各国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中广泛传播演变,形成了庞杂的筝属乐器种群。筝属乐器种群的流变不仅表明了“异筝同源”的客观事实,也证实了中华民族及周边国家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事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与丰富的文化价值,彰显出中国乐学理论体系研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重要功能。

19世纪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的音乐与身份杂糅——从沃恩《海峡殖民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谈起

研读1879年海峡殖民地官员、英国人乔纳斯·丹尼尔·沃恩出版于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有助于探讨19世纪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峇峇)音乐与身份认同。峇峇们在海峡殖民地,通过与传统华人、马来人、欧洲殖民者等的多元族群互动,形成一种杂糅文化身份,峇峇的音乐也体现出典型的杂糅性,并参与建构了这种杂糅身份,形塑了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社群结构。

韩国雅乐缘起与演变小考

韩国的文庙祭礼乐一直沿袭中国雅乐的规范,保留着“堂上登歌、堂下轩架”的形式。世宗朝根据元朝林宇《大成释奠乐谱》中收录的释奠祭礼雅乐12种宫调基本旋律创制了世宗时期144首庞大的祭礼雅乐系统,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一次嬗变。因其对清声的运用及角、徵、羽调的错误解读,使得世宗朝雅乐形成了12宫7声16音与纯宫调系统的格局,奠定了韩国几百年来文庙祭礼乐乐律系统的坚实基础。成宗时期进一步简化文庙祭礼乐的旋律与用乐,创制15首宫调祭礼雅乐,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二次嬗变,最终确立了朝鲜王朝文庙祭礼乐的雅乐形态。韩国雅乐千余年来的有效传承与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传统、传承机制,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当代声乐协奏曲创作及其本土化特征

声乐协奏曲作为人声与器乐相结合的特殊音乐体裁,在中国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更有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文章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声乐协奏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体裁属性、子体裁类型等创作概况,进而分析归纳出当代中国声乐协奏曲创作中音乐风格的民族性、人声与乐队协作的中国性、人声的炫技性与叙事性等本土化发展特征,并指出当代中国声乐协奏曲创作的某些局限与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须了解文献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八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与中国音乐文献各个分支学科紧密相关,如中国音乐文献学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学科紧密相关。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版本学是研究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辑佚学通过对现存文献中已失传文献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尽可能地恢复这些文献的原貌,使其能够再次被利用和研究;校勘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词义的学科;考据学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音乐文献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学科主要是对音乐文献进行研究,相当重要。对这些学科的掌握,有利于我们对古代音乐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这是我们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基础。

汉初宗庙乐《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高祖刘邦请楚地女巫唐山夫人制作了宗庙乐歌《大孝备矣》《七始华始》《我定历数》《王侯秉德》《海内有奸》等五章,向先祖禀告其功德,四言诗,杂用楚乐。其乐名依周乐题为《房中乐》,其功能依秦《寿人乐》,祈求福寿绵长,国祚延绵。汉惠帝时,乐府令夏侯宽配以箫管,更名为《安世乐》。汉文帝时,续作《大海荡荡》《安其所》《丰草葽》《雷震震》等四章。汉景帝时,续作《桂华》《美若》《磑磑即即》《嘉荐芳矣》《皇皇鸿明》《浚则师德》《孔容之常》《承明帝德》等八章。汉武帝重兴乐府,辑歌词十七章,定名为《安世房中歌》。其音乐融合了周乐与楚乐,用于汉初皇帝祭祀祖宗,包括迎神、颂神、亨神、送神等仪节,告先祖汉高祖、汉文帝功德,以求得祖先福祐。《安世房中歌》颂扬了汉初七十年间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总结了社会治理的经验,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为汉乐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叔孙通与西汉初年的宗庙音乐

叔孙通是汉初礼乐重建的关键人物,此时的朝会仪、宗庙乐和仪品均由其主导完成。《汉书·礼乐志》将其所制的汉家宗庙乐之《武德舞》《文始舞》系于汉四年(前203)和汉六年(前201)并不准确,此事应发生在惠帝即位后叔孙通第二次担任太常期间。汉初的宗庙礼乐乃是仿效秦制所作,主要适用于长安的太上皇庙、高祖庙,以及各地的郡国庙。正是经叔孙通的努力,汉初的宗庙音乐呈现出崇雅用俗、礼法兼杂的复合样态。

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论中国古代文论与乐论的关联

文学与音乐有亲缘关系和表里关系。前者即文学和音乐共处一体,文学以音乐为其本来形态;后者即音乐运载文学,两者互为形式与内容。这些关系在两者起源过程中即已建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音乐理论是其书面表达,从发展线索看,主要经历了从两者共处到两者分立的过程。由于共处,故两者在概念、思想、研究对象、书写者、书写方式上都有交叉;由于分立,故两者的发展不甚平衡,彼此矛盾,相互作用。对这种复杂关系进行探讨,有必要在以下三方面深入,以便形成科学体系:其一,结合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和考古学的方法,揭示文学理论与音乐理论作为符号的产生过程,以探究其文化基因;其二,采用包括文献学、考据学、年代学在内的历史研究法,兼顾实践和理论、动机和效果、载体和内容,考察此关系的演化过程,以建立立体认识;其三,扩大学术视野,利用中国各民族的和见于东亚各国的古代文论、乐论资料,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音乐研究建立新边界。

全球音乐史研究的视野、方法与叙事——ICTMD全球音乐史研究分会的成立背景与面临的挑战

全球(音乐)史迄今为止并非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但将全球理解为研究地方、区域或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视角于当下(民族)音乐学并不陌生。“世界音乐”研究在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双重转向中重新审视时间与空间的断裂,音乐理论家寻找某种足以“统摄”全球音乐的分析工具,民族音乐学家重省“比较音乐学”,提出“多线程历史”“全球音乐圈”和“后欧洲思维”的设想。无论是构拟跨文化的共性与对话,还是从人类行动方案和地方术语中探讨人类音乐文化的差异与相互关联,或是以“微观历史”和“路”的流动性探索“全球网络”的音乐史,力图“去中心”的“全球史”都不应止于反霸权的结论或目的。如何通过民族志的专门知识将历史的线索落在实处?如何在史志互向中探索空间、时间、行动者和结构的“联通性”?文章讨论了全球音乐史写作的驱动力与问题,并展望文明互鉴意义上的全球音乐史。

古琴谱式的沿革与琴乐传承方式的衍变

古琴谱作为记录古琴演奏过程的重要载体,自唐人手抄卷子谱《碣石调·幽兰》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五线记谱法,历经千余年的稳态传承,形成“文字—减字—合参—线型”的发展脉络。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琴谱式既有内在的关联,又有谱面上的差异。在挖掘谱式沿革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成因和内涵、辨析各类谱式变革得失的同时,亦可洞见蕴含在谱式沿革中的琴乐传承方式衍变。

“十通”乐类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

“十通”是中国古代有关典章制度方面十部政书的统称,共计2714卷,因为都分门别类地搜集、梳理了各有关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清晰、连贯而又有层次,被视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资料渊薮。就音乐史料来看,“三通典”系列的“乐典”、“三通志”系列的“乐略”,记载了上古至乾隆中期的音乐发展线索,“四通考”系列中的“乐考”,则又着重考证了上古至清末宣统的音乐发展过程。作者选择“十通”中所载的乐类分类沿革做比较研究,探讨了乐类史料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对于建立我国历代音乐发展流变的基本认识应当有所助益。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前孔子时代的乐论话语与乐政言说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的前孔子时代,随着“礼崩乐坏”的到来,形成了一批初具理论形态的乐论话语。这些话语的言说主体,或为精通乐教的卿大夫群体,或为具备专业知识的畴人群体。不过,早期乐论话语的生成,并非出于言说主体的主动理论总结,一是出自对“礼崩乐坏”政治环境的讨论,二是出自对具体政治事件进行评论时的现场发挥,三是出于诸侯卿大夫对礼乐知识的主动学习和了解,均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因而有着共同的理论聚焦和政治关切,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乐以成政”理论,可视为对西周以来乐政体系的学理总结。具体表现为:将和平之声确立为周代乐政的生成条件,由心、耳关系反映出周代乐政的运作机理,由“乐以殖财”实现周代乐政的作用效果,等等。另外,早期乐论话语还十分关注“乐”与“德”之间的关系,将德礼观念确立为周代乐政的价值内涵。可以说,早期乐论话语紧紧围绕着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为孔子以后儒家乐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襄阳王寨南朝墓室惊现“伶伦作律”画像砖之考辨

2023年6—9月间,在湖北襄阳王寨墓地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中,惊现一种画面为“一人弹琴、一人听声”的南朝墓室画像砖,其内容疑似千古流传的伯牙与子期的知音故事,考古者遂将其命名为“高山流水”,并付诸多种媒体的报道。本文通过对该画像砖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的辨识,揭示其画面的真实主题应是发生在5000年前黄帝时期的“伶伦作律”重大乐律事象。这一题材画像砖的惊世现身,拂去了2000多年来一直笼罩在“伶伦作律”文本载说上的神话迷雾,毋容置疑地破解了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实就是“依琴定律”的千古之谜;其于中华乐律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堪称意义重大。

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敦煌乐谱》乐曲调式释疑

自林谦三率先对《敦煌乐谱》进行研究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研究者们,正如林氏所言:“又据唐代中期的通说,《伊州》应该是商调,而在这乐谱里反倒不能理解为商调。”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对乐谱第二、三组乐曲进行技术性的“宫”与“商”调式转换,后来又对唐的“侧商调”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如果按第二、三组乐曲实际解译的宫调式理解,从乐调理论上来加以论证,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说明唐代极有可能于某一个时期,在乐调(调性、调式)概念上有将“侧商调式”作为“黄钟宫调式”的代称或另称现象,这些都是从日本留存的唐代乐曲解译中得到的启发。

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琴徽数理的早期应用

汉代时七弦琴已定型,汉魏之际琴面即饰有13徽,间距不一的琴徽暗含立体属性与等分原理。琴徽虽出于汉魏之际,但其一弦上的等分数理渊源甚久,可上溯至商编铙与西周甬钟。“一弦均钟”可能是商周真实存在的、乐师为乐钟作音列设置的准器,也可能不以实物存在,而只是口传心授、隐藏于思维之中的虚拟数理。曾侯乙墓的五弦均钟与两周之际钮钟正鼓音列上的五声,表明两周之际既是五弦均钟应用时间的上限,又是“一弦均钟”应用时间的下限。由于先秦古琴形制尚未统一,钟琴两类乐器在数理应用上存在时间差。从一弦等分节点到商周钟铙四声,从五弦等分节点到东周编钟七声乃至旋宫,钟乐的辉煌始终依赖弦上节点与神瞽们数理认知的支撑。这展现出琴徽使用之前琴徽数理的早期应用和历史贡献。

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