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西北风”和“中国风”是分别兴起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本世纪初的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流行音乐风格。两者都在借鉴欧美流行音乐表现技法的同时主动加入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演唱,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征,是时代文化的产物。由于文化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两者的文化属性又存在差异。通过对这两种典型音乐风格进行文化分析,或可就社会环境对流行音乐发展产生的作用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的特殊阶段——略论1966-1976年间创作歌曲的音乐特征

任何创作歌曲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文革时期的音乐”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领域内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以1966-1976年的特殊时期为独特视野,将音乐作为考察本体,对创作歌曲的特征做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描述。本文以歌曲题材、体裁和演唱形式等为探讨范围,考察这些歌曲的音乐特征,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大器晚成一“文人”——对陈其钢的音乐史学研究

活跃在西方主流世界的中国作曲家陈其钢为bB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的《晨歌》;大提琴与管弦乐队《逝去的时光》;管弦乐组曲《五行》;钢琴独奏《京剧瞬间》;为大型交响乐团和六位女声、民族乐器而作的乐队协奏组曲《蝶恋花》;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都是充满了人文关怀与艺术创造性的新音乐作品,为中国新音乐在后新时期的发展历史,续写了辉煌。作曲家以强烈鲜明的时代气息、细腻抒情的个人气质、敏感委婉的内心活动、严谨精致的音乐语言,成为中国新音乐家群体中为数不多的产生世界影响的人物。

历史嬗变中的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

近代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在整个教育变革的大潮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学习西方,兴办学堂,并在学堂中开设乐歌课——音乐课,在许多前辈音乐教育家的努力下,逐步形成了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系统,由此开启了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新历程。

“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

2003年9月2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持召开的"‘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实际是"中华乐派"提法统一认识的工作会议.自<人民音乐>2003年8期发表<"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以来,引起音乐界广泛关注.但这个议题本身,莫衷一是,而此次会议主旨,正如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发起人之一赵宋光所说:"我们今天就是要请表演艺术(声乐、器乐)、作曲、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等各界代表充分发言."赵宋光首先宣读了朱践耳致金湘的信(因此信主要内容以下有所涉及,故省略),随后大家的发言如下: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本文站在视流行音乐作为文化存在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中存在着有关史料建设不系统、不全面的问题;学术圈研究与娱乐圈研究缺乏沟通的问题;从音乐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流行音乐研究不够深入且研究能力还很薄弱的问题;微观研究、个案研究不全面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和研究方法。

对中国摇滚乐发展趋势的思考

摇滚乐作为极具代表性的西方音乐文化在1980年代初登陆中国,曾对我国的音乐文化市场以及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但是,在短暂的火爆之后,摇滚乐市场开始冷淡,摇滚音乐发展似乎走向低谷,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中国摇滚乐的发展趋势进行思考:摇滚乐在西方的产生、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任何音乐活动只有具备本土化的基本属性,保持并发展本土文化的特殊个性,才能为本国观众所理解、接受。要使西方摇滚乐在中国健康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对摇滚乐的形式和内容作中国化的改造,以强烈的中国特色占领中国市场,并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竞争。根据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对摇滚乐作中国化改造的重点应该是:以音乐旋律的民歌化改造为整体导向,以歌词的中国文学化改造为思想内涵导向,以乐队的民族器乐化改造为外在形式导向。

法国当代新音乐创作状况概览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国家开始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重建自己的家园.战争袭扰下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欧洲音乐研究与创作也开始逐步恢复生机,一些曾经被封杀的新技法作品得到了人们的重新认识.在中世纪就已经蜚声欧洲乐坛的法国在这一时期焕发了新的活力,年轻的作曲家们或者积极汲取他国音乐发展的成果,或者标新立异用自己的语言去重新定义音乐。

论新潮音乐

本文对我国新潮音乐的发展及其特征进行了简略的总结,并对新潮音乐这一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开拓精神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中国传统音乐的创新

追溯中华数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所传承积淀的绚烂文化令世人瞩目。中国传统音乐同博大精深的书法、诗词艺术形近神似,历受漫长岁月的传承演绎发展到今天,同样遭遇传统民族性与时代导向性的冲撞与纠结。传统文化在当代得以创新发展,中国传统音乐也在与现实生存的纠结过程中,像中国当代新民乐一样破茧而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贵州曲艺今昔谈

贵州曲艺始于何时,史书尚无确切记载,从考古工作者70年代在黔西汉代古墓中发掘出的说书陶俑推断,贵州至少在汉代便有了曲艺的存在。清末,贵州洋琴、青岩唱书、黔北草书已经成熟。光绪二十年,以王石青、蒋发三、丁小瑞组织的“三友社”洋琴演唱班影响最大,遍及全省。民国时期,贵阳出现了由桂百铸组建的“百蕙堂”洋琴演唱班,他们操琴技法熟练,演唱音色悠美,为洋琴演唱的最高水平。“百蕙堂”位于贵阳民权路,传统的青瓦木结构房屋,石板铺就的小院,配有两扇腰门的宅门,均透出浓浓的贵阳民居的地方特色。1939年,遭受日机轰炸后的贵阳城满目苍痍,市井箫条,唯“百蕙堂”的演唱给贵阳带来些许生气。他们演唱时从不关大门,任过往行人驻足围观。一天。

民族声乐50年的辉煌历程

本文通过民族声乐的教学、民族合唱、民族歌剧与理论研究各方面的综述 。

复苏与再沉沦——论“文革”期间《战地新歌》中的歌曲创作

1972年到1976年出版的5集《战地新歌》共收录文革中的创作歌曲五百余首。在音乐上,特别是前三集,以其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将歌曲创作推到“文革”歌曲的高峰期,也在其他音乐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段时间里音乐创作出现“复苏”的痕迹,但很快又重新沉沦为“四人帮”的政治武器。

中央音乐学院院史中的红色音乐经典

中央音乐学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多年来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这些音乐家始终不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创作了大量红色音乐经典作品。文章以"红色音乐经典"概念的历史解读为出发点,结合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文艺和教育方针的具体贯彻、执行,课程设置等,以创作群体的身份、作品体裁作为分类依据,对这些红色音乐作品的创作进行分析、研究。

当代大众审美视野下的东北大鼓“新音乐”研究

东北大鼓是中国传统说唱艺术之一,曾风靡东三省甚至整个华北地区。但随着传统艺术的边缘化,东北大鼓也逐渐成为过时的大众艺术。当今的大众艺术具有流行通俗性、大众媒介商业性、日常娱乐消遣性等一般性特征。文章通过透视东北大鼓的基本特征,分别从东北大鼓新音乐作品制作与推广的技术开发、东北大鼓新音乐价值的取向与风格的把握、东北大鼓新音乐创作的基本技法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万紫千红才是春:繁荣声乐艺术之我见

笔者对声乐艺术没有多少研究。但因为从事音乐创作,接触了一些唱歌的人,对目前我国声乐艺术的现象,有不少议论,不揣发表如下。 责任不在“锅盖”们 据传中央电视台有“四大锅盖”(系指四位民族声乐女演员)。“她们往这儿一盖,别人谁也别出来”。对于“锅盖”的说法,不必去追究,是否准确,尚须斟酌。究竟是哪几位?